是谁改变了保定?

时间,已永久定格在1968年1月30日,农历大年初一。虽说那是一个晴天,但空气异常的清冷。清晨,一支25辆小车组成的车队,从保定市区悄悄开出,一路往南而去。

深冬的冀中大地,苍茫悲凉,一望无垠。这支由吉普和轿车组成的车队,绵延百米,在空旷的原野上卷起一路黄尘。

坐在车上的都是河北省的干部,分别来自省委、省人委、省军区以及一些省直单位。车队出市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回望保定这座动荡的古城——几天之后,这里将不再是河北省的省会。

1968年2月3日,农历正月初五,庆祝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石家庄的东方红体育场隆重召开。从此,石家庄成了河北省的省会。省会从保定搬到石家庄,拉开了保定之殇的序幕,是每个保定人心中永远的痛!

保定从清代起,就是河北省的政治文化中心。在清代直隶省时期,保定作为省会城市为244年,天津为15年;在民国时期,保定4年,天津7年;在日伪时期,保定7年,天津1年;解放后,保定10 年,天津8年。

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很难找到第二个像河北省这样频繁更换省会的省份了。仅1913-1969的短短56年间,河北省会搬迁就有11次之多。过去,河北省会基本是在天津和保定之间频频倒手,为什么最后被石家庄截胡了呢?

应该说,这里既有外来因素,也有自己的作死!

1949年8月,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央将保定确定为河北省会。

1958年,天津市与河北省合并,为了让天津这个工业中心,带动河北这个农业大省发展,省会由保定迁往了天津。

六十年代,国际形势恶化,中国同时面临美苏两国的威胁。容易成为攻击目标的天津不再适合作为省会,于是在1966年,河北省会再次迁回保定。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著名的《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通知》号召,要对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清洗。

保定的红卫兵率先响应,造反矛头直指省里的当权派。省人委很快被夺权,河北省地方政权进入无政府状态。

1967年1月,河北省军区和驻保69军奉命介入保定地区文化大革命。2月11日,宣布有三万人之众的“河北省工农荣复转退军人红卫兵保定八一造反总司令部”(“八一总部”)为反动组织,并出动27个连队,武力取缔了“八一总部”等群众性组织,逮捕1200余人,入狱238人。保定的造反浪潮一时得到平息。

1967年2月15日,中央军委电令:“奉毛主席、中央命令,为了更好地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加强战备”,决定对陆军第69军、38军的部署作出调整,由38军接替69军的防务,并由沈阳军区调归北京军区建制。

38军的到来,给保定地区的文革形势带来了变数。自1967年4月以后,以“八一总部”是否平反为导火线,保定造反派组织重新洗牌,组合成“工总派”(即 “农大造反团派”)和“工筹派”(即“革命红楼派”)两大派系。

较稳健、保守的“工筹派”,得到了省军区的支持。较为激进的“工总派”,则主动对新来乍到的38军示好,寻求支持。38军与河北原当权势力无任何牵连,在感情上倾向“工总派”,于是公开表态支持。

38军与省军区(当时称保定“两军”)在支持谁的问题上各持己见,渐行渐远,终致水火不容。保定两派各恃有军队方面的支持,冲突四起,武斗不断。

最厉害的一次,发生在1967年6月22—23日,当时在河北农业大学内,两派近万人展开了大规模混战。38军和省军区赶至现场试图平息,但未能奏效,最后造成7人死亡,近300受伤(其中部队数十人)。

当时的保定,大街上随处可见武斗工事,天空中不时响起零星枪声。斗争的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唯一正确的一方。

那时候的省会,就像一叶风雨飘摇的小舟,不知道驶向何方。没有人关心省会的命运,也没有人认为省会是什么值得珍惜的好东西。

那个时代人们的眼里,成群结队去省委、省人委机关贴大字报,呼口号,搞打砸抢才算正常。狂热中的人们哪里知道,一个数十年后才明白过来的历史性遗憾,正在悄悄降临这座灾难中的古城……

1967年12月至1968年1月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在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等人陪同下,来到河北视察。视察的目的,就是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清除障碍。当时驻河北各军、省军区包括北京军区均倾向于各地较保守一派,唯独38军支持激进派。陈等急于稳定局势,在保定等地的讲话中,站在军区的立场,对38军支持的一派给予严厉批评。

1968年1月28日,郑维山、李雪峰联名签发致毛泽东及中央的《北京军区关于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建议在省革委会成立的同时,省会由保定迁至石家庄。理由是:“石家庄的文化大革命走在全省的前头,工人阶级队伍比较坚强,可以形成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第二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文批准了郑、李的报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林彪“抢班夺权”的野心暴露,投靠到林彪麾下的陈伯达翻了车,李雪峰、郑维山均受到牵连。于是,河北省省会搬迁的内幕,也当成了“问题”被揭发出来。

天安门城楼上的陈伯达(中)

1971年1月华北会议期间,李雪峰在“我的检查”中检讨了此事的经过:“在河北省革委会成立前后,陈伯达直接出面在筹备会上讲话,进一步打击三十八军,压迫另一派群众组织。他策划了省会搬家,先由他出主意,我和郑维山同志同意,两人联名写了报告,用他编造的搬家理由,欺骗了中央”。根据李雪峰的这一检查,说省会搬家是他们策划的一个阴谋也不为过,难怪事后有人说,省会搬家是郑、李故意让38军难堪,此说也不无道理。

讲话者为李雪峰。

到1971年1月,当时的省革委会领导人刘子厚等向中共中央请示,认为河北省省会还是搬回保定好。

但是这些年来,河北省会搬来搬去,已经把中央烦透了。这次周恩来明确批示: “河北省会不要再迁”。从此,河北省省会便一直设在石家庄,直到今天。

所以,有人讲,保定失去省会的地位,是那个特定时代的无奈,是政治的牺牲品。但换个角度思考,如果没有保定一些人自己的窝里反、窝里斗,能落到这样悲催下场吗?

需要清醒认识的是,虽然不再是省会城市,但保定的大镇地位从来没有被弱化过,在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规划中,保定更是当之无愧的核心区。但是,这些年来,保定一直未雄起,始终被超越。不仅被石家庄、唐山越落越远,沧州、廊坊、邯郸等城市也已迎头赶上,作为全国人口最多的地级市,所处境地越来越尴尬。

说到底,就像省会被逼搬走一样,保定存在的问题,主要还应从自身找原因。不客气地说,保定从来都不缺少机遇,缺少的是一个包容大气的环境,一种务实干事的氛围!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当我们回首保定那近300年省会历史的时候,当我们想起省会搬走这件伤心往事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深深思考的是:作为一名普通的保定人,我们应该怎样去做,才不会留下历史的遗憾和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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