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于蓝——元三

惊闻6月27日,著名表演艺术家于蓝去世,享年99岁。我翻出了一篇我采访她的笔记。作为我对她的哀悼与怀念。

于蓝,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家,原名佩文,1921年生于辽宁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九一八”事变后,随父亲逃亡关内。抗日战争爆发后投身革命。1938年偷越敌人封锁线,辗转到达平西抗日根据地。同年冬又转行到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加入共产党,次年入鲁迅艺术学院艺术工作团任演员。先后演出话剧《佃农》、《粮食》、《周子山》、《带枪的人》(苏联话剧)。抗战胜利后,她随第一批干部去东北,参加演出《东北大翻身》、《血泪仇》、《日出》等舞台剧。1946年进入东北电影制片厂,1949年在电影《白衣战士》中任主角。1950年转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先后在《翠岗红旗》、《龙须沟》中担任主要角色。1954年入中央戏剧学院深造。1960年在电影《革命家庭》中任主角,细致地刻画了一个家庭妇女成为革命母亲的光辉形象。1961年在苏联第二届莫斯科电影节上获最佳女主角奖。1965年主演电影《在烈火中永生》。后来,又任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

《白衣战士》

《烈火中永生》

于蓝在莫斯科电影节上获奖不久来上海,以此为题我奉命去采访她。她住在上海电影局招待所,地址是淮海中路口的瑞金路上。整个招待所不过是几间简单的房间但都窗明几净。她住一间不大的单间,一张单人床,一个小写字桌,一盏枱灯,几把椅子,连沙发也没有。于蓝穿一件天蓝色衬衫,下着蓝色牛仔裤,脚登白色运动鞋,在那个时代是够时髦的了。采访首先从她在莫斯科得奖谈起,我请她谈谈参加电影节和得奖的感想。她说,新中国电影还很少参加国际电影节,因为大部分国际电影节是在西方──美国和欧洲,我们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更重要的是我国电影同西方电影,特别是好莱坞电影的价值取向不同,也就是所反映的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大不相同。譬如西方电影反映个人英雄主义,颂扬独胆英雄,我们则主张集体主义,颂扬英雄的群体性。西方电影,除少数揭露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外,大都被我们禁映。莫斯科电影节是例外,我们外表上还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革命的电影主题是被看好的,这正是《革命家庭》之所以得奖的重要原因。

《革命家庭》

于蓝时年四十岁,看起来远比她的年龄小。但她说话很稳重,不紧不慢,深思熟虑。我问她,莫斯科电影节上,我国电影技术与艺术上的差距如何?她说,抛开思想性,我们电影的技术与艺术,同国外先进电影差了很大一截子。譬如,当时国外已纷纷拍彩色片,我们还大多为黑白片。很少几部用了进口彩色胶卷。国外电影的特技等制作技术,以及资金投入也是惊人的高。她对当时苏联新锐导演拍的《第四十一》、《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雁南飞》等并不掩饰赞许。她认为从思想性到艺术性都是好的,思想上表现了人性的普遍性与阶级性的特殊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符合生活真实,艺术上是美的,感动人的。但在国内有争议,一些老师说好,但一些主管文艺的人说是修正主义电影,资产阶级人性论。前者就是暗指江青之类的一些假马克思主义者、假“左”派。

我向于蓝提了一些当前文艺界的形势与任务方面的问题。她认为,每个时代的文艺都应着力反映该时代人民群众的生活、矛盾与斗争,发扬为国家、民族、社会发展与进步而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思想先驱者、崇高道德的楷模。传统国粹京剧、昆剧许多优秀剧目应当保留、整理、演出、光大;然而最重要的是创造一些反映本时代内容的新剧目,否则,中国戏曲的发展不就中断了。电影艺术更应以当代题材为主。《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带有时代性,《暴风骤雨》、《南征北战》、《革命家庭》、《小二黑结婚》带有时代性。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或者说现代题材的很弱。毛主席最近提出要搞现代戏是对的。现代各条战线上的先进人物是应当用戏剧、电影等各种文艺形式去传扬的。听说你们上海沪剧团做得很好,什么《芦荡火种》、《鸡毛飞上天》等。《鸡毛飞上天》是反映先进教师的,若拍成电影比《武训传》要影响好。

我向她请教正在争论的“题材决定论”对于电影的意义。于蓝说,题材是否具有决定意义还可争论,但题材的选择对于一部电影来说,确实意义重大。选什么题材,这同编剧、导演对什么题材熟悉程度、艺术趣味、世界观、人生观都有关系。题材没有好坏之分。题材也不能简单地以工业、农业、商业、军事、学校、知识分子之类来划分。这会给人以误解,一提到“工业题材”就令人联想灰暗的厂房,杂乱的工地,马达的轰鸣,油污处处流,使人单调、乏味。艺术是表现人、人的生活、思想、社会性,总之讲人的故事。卓别麟有部喜剧电影,叫《工业时代》,表现的是工业发展,机器把人变成奴隶,妙趣横生,风靡世界。题材的划分应该是以讲什么人物、人物的什么性质的故事。世界著名文学巨匠,从巴尔扎克到狄更斯,从列夫.托尔斯泰到高尔基,从曹雪芹到马克.吐温,他们塑造了成千上万人物,穷人、富翁、贵妇、妓女、孤儿、少爷、工人、农夫、流浪汉、吉卜赛姑娘、王公、大臣、将军、部长、国王……但占多数的还是社会下层人、普通人,以及他们的故事。电影也应如此,应该是主要表现普通人的故事。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主要表现工农兵,也是符合世界文艺发展规律的,工农兵在我国占大多数人么。毛主席并没有说工农兵之外的人物文艺不能表现么。现在,除工农兵外,还有其他劳动者,知识分子也要表现,知识分子历来是文化的重要传承者。

关于中国对好莱坞电影的态度,我问她:中国报纸从总编辑到文艺记者,大多数人连一部好莱坞片子也没看过,却在跟着上面大骂好莱坞,你认为好莱坞电影是怎样的?她说,她在国外和内部观摩时看过一些,西部片类似中国的武侠片,其他片不论什么题材都是娱乐性很强的,所以它能打进世界大多国家,随着将来中国与国外文化交流的开展,她相信大多数好莱坞的电影是能被中国观众接受并欢迎的。

关于培养电影新人的问题,她认为,“编、导、演都青黄不接,都应大力培养。现在电影、戏剧教育条件都比战争年代好多了,但仍跟不上数亿群众对文化需要的形势发展。中国国产电影的数量与质量,仍很滞后。外国电影是商业化的,中国电影是由政府管理,在官方机构指挥下运作;外国电影是一种企业,有电影公司、有投资人、制片人,有导演中心制等制度,中国则不一样,是国营化,党委负责制;外国多数电影是营利性的,中国多数电影主要是强调宣传性、教育性,不计是否赢利的。”

关于中国电影的审查与管理,她认为只符合宪法、符合毛主席讲的六条标准,就应放行,不要管得太紧、太死,否则,中国电影很难繁荣。她说,一些电影界有影响的人士,如赵丹等都持这种观念。

于蓝从青年时代即投入革命文艺队伍,但她对电影的看法,并没有极“左”的官腔官调,使我这个后生文艺记者大为惊讶。我回去向部领导汇报后,请示是否可写篇访问记在《朝花》上发表,部领导说,牵涉的问题复杂,当前文艺界形势也复杂,这些采访内容似暂时不便在时下的报上发表,我甚为遗憾。

作者:赵元三,《解放日报》资深记者、编辑,学者。上海新闻工作者协会会员、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新学科学会会员、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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