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宁坤《一滴泪》连载|8.再教育&荒村牛鬼

第十三章再教育,1969-70(据李怡楷口述)

又搬家了!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做梦也不会想到我全家会因此再一次流放!我简单的头脑再也想不通: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这种做法到底对国家有什么好处?一想到搬家自然就会唤起十年前仓皇离京不堪回首的记忆。而这一次又要孤零零带着三个小孩下放到一个陌生的村子。一听说我将第一批下放,我就跑去找外语系工宣队头目沈师傅,问他是否可以给我男人几天假回家帮他女人搬家。

“你说什么,李怡楷同志?你很清楚这是办不到的。”沈师傅答道,他嘴里叼着的香烟呛得我咳嗽。“你爱人现在还是群众专政对象,而且还是校管一级的。这样一个人,怎么能让他出来乱跑?何况,不就是搬个家吗?打行李、搬东西,还可以帮助你锻炼身体,准备到农村参加劳动,你说对不对?”

“但是我是个有三个小孩子要照顾的女同志。”我回答他,希望他也许能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

“那又该怎么样?毛主席不是教导过你们,‘妇女能顶半边天’吗?还有‘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也能做到!’孩子们,对啦,搬家对他们也是很好的锻炼,对不对?还有,李怡楷同志,你别忘了,你是生活在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你需要帮忙的时候,哪个同志不会出来帮助你?你放心吧。”

这样一来我又得“自力更生”了。回到家,三个孩子同时扑进我怀里,我在心里啼笑皆非地对自己说:“李怡楷同志,你顶的不止是半边天啊!你放心吧。”孩子们帮助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开霉臭的屋子的窗户,然后擦洗长了毛的家具,晾晒被褥,这样才能让我们在自己家里团聚几天。

“可惜爸爸不能回家来看你们,帮忙搬家。”我无奈地说。

“妈妈,别着急!我现在是家里的男子汉啦!”一丁自豪地说。

“我也是男子汉!”小一村抢着附和道。

“别忘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男孩子们!”一毛不甘示弱。也许对孩子们真是很好的锻炼吧。

我只剩下四天功夫,其中一半时间要花在大大小小的欢送会上,听那些不下放的人翻来覆去地讲当下放干部如何是史无前例的光荣,还要跑遍校园里和街道上的有关部门,办理转人事关系、迁户口、转粮油关系等等手续。我的同事没有一个来和我分享下放干部的“光荣”,更别提帮我的忙啦。

头一天晚上,一毛突然发烧,我想等早晨再带她去卫生科。到半夜,她全身烧得滚烫,我慌了,背起她去看急诊。到了卫生科,两扇大门紧闭。我使劲敲了半天,才有人答应,我说孩子发高烧要看急诊,里面的男声边打哈欠边说:“我是药剂师,不管看病。今天是刘医生值夜班,你去她家找她吧。”我又背着烧得滚烫的孩子,按着他给我的宿舍号码去找。快到刘医生住的红楼时,路对面平房窜出一条大黑狗,一路狂吠着冲过来,吓得病孩子直叫。天哪,这不是祸不单行吗!我想起娘说过,碰到狗追,千万别跑。我就地站住不动,教孩子“别怕”,其实我很怕。幸亏狗主人把狗唤了回去。我背着一毛,爬上四楼,敲刘医生的门。我隔着门大声说:“我在准备下放,孩子发起高烧,请你给看一看。”起初无人应声,等了半天才听见刘医生隔着门没好气地说:“我家里也没药,看了也白看。明天带她来卫生科瞧瞧就是啦。用不着深更半夜大惊小怪。明天我们还要上班哩。”我无言地背着孩子下了四楼,回到家里,用湿毛巾给她冷敷。早晨又背她去卫生科,值班的医生给她挂了盐水,又开了些退烧的药片。谢天谢地,在我出发那天,她的烧已退了。

一毛躺在床上,脸又瘦了一圈,还说可惜不能和哥哥一起收拾行李。我猛然注意到一丁已经不是我心目中无忧无虑的孩子,俗话说“时势造英雄”,我十三岁的大儿子已经身不由己长成一个“男子汉”了。我惊奇地看着他如何仔细地包装爸爸的书刊稿件,又巧妙地把两幅溥心畲的画夹在他自己的一堆画当中,免得会被当作四旧扫走。

5月15日上午,我还得去听有关下放部署的最后一次报告,地点是三年来开过无数次批斗会的水泥球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头目们再一次表扬第一批“光荣下放”的教职员,然后庄严宣告:

“下放干部是毛主席派到贫下中农中去落户,并向他们学习的。你们一定会受到公社领导干部和贫下中农最热烈的欢迎。明天一到落户的生产队,保证就会‘四有’,这就是:有干净的屋子住,有大米白面吃,有一缸清水喝,有生产工具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听了他的“四有”保证,我觉得稍微放心了一些。可是,在散会回家的路上,一位女同事悄悄地警告我说:“听上去不错。不过,我要是你,我就一个人先下去,看看那里情况怎样,而不是一下把三个孩子都弄下去。这几个月,你不是看到一点农村的生活了吗?”我猛然认识到,尽管吃了那么多年的苦头,我还是多么天真幼稚。还没回到家,我已经决定先带一丁下去,暂时把两个小的留在幼儿园。我实在不忍在短暂的团聚之后又和他们分离,进退都为难,但也想不出别的办法。晚饭每人一碗面条,然后我就搀着他们,一边一个,走回幼儿园。我答应我在新家住定之后就来接他们,其实我对明天的事也毫无把握。

回到家时间不早了,我和一丁一起动手,把一张大床和两张小床拆散,捆扎成几捆,再把棉被和褥子打成几个行李卷。然后把锅盆碗勺、台灯、尿盆以及零七八碎的生活用品,装进纸板箱子和箩筐。半夜前,一丁和我来来回回一趟又一趟把所有东西,包括两筐煤球和两捆劈柴,从我们二搂的屋子搬上停在路边的一部破旧的卡车上。最后,紧挨着一丁,在铺在水泥地上的一条棉褥子上躺下,希望能睡几个小时。孩子疲惫不堪,很快就呼呼大睡。我还没睡着,忽然听见大雨点打在玻璃窗上的声音。“天哪!这教我怎么办呢?我们的铺盖卷儿要湿透了,煤球要化成煤水了。”我不知怎么办,起身下楼出去看一下。我发现别的下放干部都在忙着用大油布复盖车上的东西。

“老孙,你从哪儿搞来的大油布?”我问住在我楼下的一个外语系职员。

“原来就在车上。”他不耐烦地回答我。

“可我车上没有啊!”我着急地说。

“那我可没办法,”他说。“也许你可以去找孙师傅试试,是负责这次下放工作的。”

我冒着雨穿过校园找到孙师傅的宿舍,把他叫醒。他连门也不开,隔着门打着哈欠说:“你去找你的司机老黄。”我又摸到老黄家,很高兴看见他还没睡,正在和另外几个司机喝酒。可是,他只说了一句话:“不巧送你的车是唯一没有大油布的,你倒霉。”我又回到屋里,狠着心把一丁叫醒,让他帮我把几个铺盖卷儿和两筐煤球从卡车上卸下来,抬回我们宿舍楼下门口。我知道楼下老孙家行李已经装车,就问他是否可让我们把这些放在他家空屋子过夜,被他一口回绝。划清界限,好吧。我只得又和一丁一起把它们一件一件地搬回楼上。

我们母子二人在地上躺了一会儿,迷迷糊糊刚要入睡,广播大喇叭响起了“东方红,太阳升”。我们“闻鸡起舞”,赶忙把褥子和毯子打成铺盖卷儿,就着暖壶里倒出来的一杯热水吃了两个凉馒头。等我们把铺盖和煤球又装上卡车,就得赶到水泥球场去参加最后一次欢送大会了。广播大喇叭一个劲儿地播送着《毛主席语录》歌,水泥球场四围悬挂的红旗迎风招展。一毛和一村已经站在人群中等我们,一丁走到弟弟、妹妹身边去,我马上加入一百多名排成军事队形的下放干部的队伍。工宣队头目们从队伍面前走过,摆出首长的架势微笑着点头、握手,在每人胸前别上一朵纸做的大红花,下面挂着“光荣下放”的红纸条,祝大家“在毛主席的革命道路上取得胜利!”接着,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原来是本省最高领导人、李德生将军大驾光临,前呼后拥。大首长作了简短的讲话,表扬我们是全省第一批“走上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光荣道路”的干部。然后,他从我们队伍前面走过,和每一个人握手,似笑非笑地说声“再见”!

现在我们准备好被运走了。孩子们跑到我跟前。我一遍又一遍地搂抱一村和一毛,强忍住眼泪。我把口袋中仅有的几块钱和指甲剪交给一毛,嘱咐她“别忘记给弟弟剪指甲。”我们在车队中找到了自己那部破卡车,一丁先爬进了驾驶室。我紧紧把一毛抱在怀里,看着她瘦削的小脸再也忍不住眼泪了。司机不耐烦地按喇叭。我放下一毛,又抱一村。我上车在一丁身旁坐下,司机就开车了。我含着眼泪回头看见我的两个小东西哭着朝我挥手。我高兴的是一村没有拖着鼻涕,像五个月前我们出发“长征”时那样。“这条毛主席的革命道路要把我领到哪里去?”我的心在呻吟。

从安大到和县孙堡公社高庄生产队不过三百里路,我们走了整整一天。破旧的卡车在崎岖不平的公路上颠颠簸簸,震得我全身酸痛。我时睡时醒,每次脑袋撞在玻璃窗上,司机就叫一声:“别把我的玻璃撞碎!”一丁脑袋靠在我肩上一路睡了过去,直到司机猛一刹车把车子在一个村子口上停下。我可以看见男男女女在远处稻田里劳动。司机走出驾驶室,向他们挥手,大声叫喊:“快来啊,接收你们的下放干部!”

几分钟之内,男男女女的社员就一窝蜂沿着从村子到公路的小道飞快地朝着我们走过来。为首的中年男子敲着一面破锣,他身后一个小青年打着一个小鼓,另一个敲着一对钹,显然是为了对下放干部表示热烈欢迎。一群半裸的小孩子光着脚跟在大人旁边,一面笑,一面喊:“下放干部!下放!下放!”离我们还有十来尺远,走在前面的中年男子嗄哑着嗓子喊道:“搞什么名堂?我们只听说有人要下放到我们生产队,可还没日子。怎搞,欢迎吧,可教我怎么办呢,这么多行李,还有个大孩子!我是队长。我叫李庭海。”

他身后一个年青妇女插话说:“就叫他老螃蟹。我们大家都这么叫。你看他像不像一只横行的螃蟹?”

“你住嘴,你臭奶们子!”老螃蟹转过身去,举起拳头吓唬那个女的,手里攥着一张纸。“看见这个没有?《公安六条》!你们谁敢跟我捣乱就符合《六条》当反革命抓起来!”大人孩子都放声大笑。

“我是安徽大学的李怡楷。”我边说边向他伸出手去。“我下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是我大孩子一丁。我把他弟弟和妹妹留在学校,以后去接他们。从现在起我在你的领导下生活和劳动。”

“我的妈啊,三个孩子吃口粮!生产队咋养得起?可你已经来了,我怎么也得让你住下。一个奶们子带这么些东西,有钱的城里人!都过来,大家动手,把她东西搬到公房去。老李,公房就是你的新家,等给你盖好房子再搬。”说着,他就领着我走进村子去看我的新家。这位队长身材短粗,眼有血色,走起路来横七竖八,真有点像只大得可怕的螃蟹。

公房是一间用土墼盖的小茅屋,屋顶上竖着一根斜塔似的烟筒。老螃蟹一脚踢开了门,我跟着迈进黑屋子。苍蝇蚊子扑面。一股尿、牛粪、发霉的粮食、和耗子屎的臭气扑鼻。老螃蟹点了一枝烟。我咳嗽起来。过了一会儿,我可以看出屋子里一半堆满了犁、耙、大掼桶、尿桶、耙子、种子、化肥。一座烧草的大灶占了屋子一角。队长指着这堆东西对我说:“你得忘掉城里的舒服生活,跟它们在一起住下来。我喊两个小青年把这些农具堆在一边,再帮你把屋子搞干净。你给他们带香烟来了吧?”我说没有,他显得很失望。“带酒了吗?”他又失望了。

两个小青年,一个叫小黑子,一个叫小水子,要帮我把半间公房变成一座私宅。我很快就懂得村子里几乎人人都有个外号。小黑子得了这个名字,因为他生得比别的男孩都黑。小水子出世那年村子里闹过一次小水灾,他的姑表哥、队长的儿子,就叫大水子。他们两个都是体魄健壮的小青年。他们不抽烟,称呼我李大妈,一开口就脸红。他们马上就跟一丁交上了朋友,三人一起把农具、种子、化肥推到屋子的一边,清除了成堆的垃圾。只放得下学校减价卖给我的木架双人床。我们新婚时买的一对单人床,拆散了打成捆的,就靠在墙上。木箱、皮箱、纸箱也靠墙堆着。小书桌靠另一面墙放着,还有一条长凳、两张方凳,这是学校减价卖给我和三个孩子坐的。椅子是不许买的,工人师傅问道:“贫农坐椅子吗?”等到半间公房收拾得差不多,老螃蟹闯进来了。“好得很嘛。你瞧,我们照顾你们下放干部。”他说。“你还需要什么?尽管开口,老李。你跟我都姓李。我俩是兄妹。”

“谢谢你啦,李队长,你很帮忙。我确实需要一点东西。我们离开安大以前,领导上说一到生产队保证‘四有’。有干净房子住,有大米白面吃,有干净水喝。所以我没带大米、面粉。我能跟你或者生产队借点儿米吗?”

“老李,你跟你哥讲笑话!新米还没收割,陈米早就吃光。我是借了米给我家奶们子和两个小子吃。明儿个你可以去西埠一趟,拿粮票到粮站买米。今儿个嘛,你只能克服啦。水嘛,这前塘的水尽你喝。小黑子,去给老李挑一担水来。”

说完站起来要走,他看到了两捆拆散的单人床,眼睛一亮。“这是什么?单人床!太好啦!老李,你用不了这么多床。借一张给你哥。我儿子大水子正需要这个。小水子,把床扛到我家去给你表哥睡。他一定爱睡的。你需要什么东西,直管跟我说。毛主席在中国有绝对权威。我李庭海在高庄有绝对权威。我是生产队的唯一的党员。我就是党。你和我可以合得来,李大妹子,只要我们两个互相了解,互相支持。”

太阳快落山了。我又累又渴,比饿还难受,但是我一定得找点东西喂我挨饿的儿子。我想起了我两天前买了配给的一斤绿豆。我翻纸箱找绿豆,一丁就动手升煤球炉子。炉子上热气腾腾的水壶不仅引来了邻居家的小孩们,连他们家的大人也拎着破篾壳暖瓶来灌开水了。邻居们都羡慕我。他们一年分到的稻草勉强够烧一天的三顿饭,开水就成了奢侈品!一丁和我喝完绿豆粥,又把所有排队的暖瓶灌满。然后我用一点热水在我带来的大木盆里洗了个澡,一丁就跟着小黑子和小水子到后塘去洗澡了。

邻居们一吃完晚饭,洗过凉水澡(男的在后塘,女的用木盆),就陆续到公房前面的小块空地来看看新来的下放户,各人自带小竹椅或小板凳。他们的问题可不少。第一个是:“你怎么会是一个人下来?你男人呢?”

我哪能告诉他们我男人还关在牛棚里,那样一来我在这些新邻居当中马上就会成为准敌人。他们又怀疑我是否离了婚的,或是根本没结过婚,或是男人在劳改。“我们结婚十五年了。我还有两个小孩留在合肥。等我安好了家就去接他们。我爱人还在乌江公社劳动,安大还有不少人在那儿。领导上会决定什么时候让他下来。”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的工资不高。过去我的工资是每月五十九元。到了乡下,我每月少拿两块钱。”

“我的妈!一个奶们子一个月挣这么多钱!我们农民可真穷。我们一年要等到年底才能见到现钱,还得挣够了公分。一半人家,辛苦一年下来到秋后算帐,倒欠生产队口粮柴草钱。你,一个奶们子,每个月拿五十七块现钱!”

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人会羡慕我的低工资,而现在这些善良的农民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可恨的剥削者。

“我得养活三个孩子啊。”

“那你的男人呢?他挣多少?”

“他过去挣的比我多,可是文革当中调整过工资。”

“你要不想告诉我们就别讲。你为什么被下放?”

“响应毛主席号召嘛。”

“别糊弄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错不了。可是孙堡街上的明白人说:‘好人不下放,下放没好人。’大多数人都能留在大学和城里,对吧?我们就是不懂……”

他们的问题都是直截了当,意料之中的。一个妇女带着孩子突然从天上掉了下来,好像一个石子被一个顽皮的孩子扔进村子的水塘,打扰了他们生活的平静。他们声音里毫无敌意,只有无邪的好奇。他们令人松心的坦率几乎使我感到“宾至如归”。

第二天一早,我饿醒了,面对我们的新生活,百感交集。“难道这就是我和一家人被注定要在其中度过余生的世界?”一切似乎还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却无从逃避老螃蟹和他安插我们住的这个家这一离奇的现实。不管怎么样,我现在的命运就是顶住半边天,和这个新世界的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打交道。我到十里外的西埠区市镇去了几趟,买粮食和在乡下的生活必需品,包括葫芦瓢、扁担、拨火棍、大扫把、和两只水桶。我能从革命之火的洗礼中拯救了我们那辆英国自行车,真是天大的幸运,否则我现在就寸步难行了。一丁很快就学会从前塘挑一担水倒进大水缸。我也学会了用大灶的大铁锅烧饭,虽然眼睛给烟熏得流泪。我得尽量节约用煤,因为以后没处买啦,但是还不时烧开水给邻居家灌暖瓶。有一天,我在煤球炉上用一个大钢精锅蒸馒头,给他们看见了,当然后来我也得给他们一家一家的做。

全村十八户人家平均分住前高庄和后高庄,两个小村相隔几百尺。晚饭后,我轮流到各家串门儿,逐渐认识了各家各户的大人孩子。老螃蟹一家住在后高庄一座破烂小茅屋。邻居说,如果他没有把钱都花在酒和烟上,他完全可以给家里人盖一座好房子住。一座孤零零的极小的茅屋里住着一个十八岁的小青年,大家叫他“小五保”,因为在1960年那场饿死了全村一半人口的大饥荒中,他父母双亡,他的衣食等等五种基本需求就由生产队保证供给了。

我住在前、后高庄的交界处。我的紧隔壁邻居是孙奶奶,她寡居多年,生产队的三条水牛有一条归老人喂养。她的儿子基升,外号黄鳝篓子,壮得像条小牛,偶尔发脾气就动手打他那非常温顺的妻子。他们有一个病态的三岁的女儿,叫小兔子,还有一个还没起名字的男婴。全村年纪最大还下地的是孙开道,他是孙氏家族的族长,人人尊称“三老爹”。他不但是三名犁田手之一,而且担负“看水”的重任,因此大家又戏称他“水利部长”。他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基贵,小的叫“小蛋”。基贵十六岁,在农村几乎算成年人了,却比六岁的弟弟更天真幼稚。我还没见过他的面就听到他的丑名了。他也许是全村长得最漂亮的小伙子,可是女孩子们都躲着他,因为他时常从她们身后拽她们的大辫子。也许也是全村最壮的小伙子,他挣的工分却比别的小青年少得多,因为他什么农活也干不好。他是家里的败家子,全村的笑柄。全村的大人孩子,连他父母和小蛋也在内,都当面叫他“孬基贵”,或者干脆就叫“孬子”。每逢邻居有人告他拽了谁家大姑娘的辫子,到谁家屋里偷了吃的,摘了谁家菜地里半熟的西红柿、黄瓜,他爹唯一的对策就是把他痛打一顿,或是用粗绳子把他五花大绑关在屋里。他每次作案都是被当场抓住,因为他从不躲躲藏藏。

孙开道家隔壁住的是小黑子和他妈、继父犁田手王学贵、和同母异父的妹妹。他们家紧邻是小水子和他爹妈,他姑妈“老棉胎子”嫁给了老螃蟹。再过来住的是小水子叔叔、副队长陈安友一家,他八岁的儿子“尖嘴猪”以擅长小偷小摸闻名全大队。村子入口处有孙家另一户住着一栋新盖的砖瓦大屋。

有些邻居把鸡蛋卖给我,有时他们也拿到大队的小店去换盐、碱、针、线之类的日用品。我接受老螃蟹的提示,买一些中等价钱的香烟放在家里,于是男社员们就来串门儿抽枝烟。老螃蟹,不用说,是常客,一天几次来抽烟。而且,没过多久就开口向我借几块钱,答应“明儿个就还”。我并不感到太意外,但是仍然很气恼。虽然我也很拮据,几块浅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这就像讹诈。然而我也不敢拒绝他,因为我不知道他会怎样用他的“绝对权威”来对付我。不成,我得罪他不起。我把几张一元票子搁在小书桌上,他急不可待地伸手抓起,他两只血红的眼睛发亮。我很快就明白,“明儿个就还”只是借钱不还的一种说法。

一丁好像喜欢他的新朋友和新环境。他和其它小青年一道在后塘游泳,在暗淡的小油灯下和成年的男社员下象棋。他教大家唱革命歌曲,给他们讲孙悟空的故事。按照村子的风俗,他们也给他起了个外号,“金猴”。每晚讲完孙猴子历险的故事,他就领着我去作另一种冒险:在水田之间的田埂上捉萤火虫。一丁是在城市长大的孩子,这些长翅膀的小生物,用牠们身上闪闪发光的魔灯照亮黑夜,使他心醉神迷。他把萤火虫装在一个小玻璃瓶里,带进蚊帐,然后藉助它们闪烁的光捉蚊子。那些魔幻的小灯给他照亮了什么喜悦与惊奇的幻想?听到我儿子发出无忧无虑的孩子的欢笑,我感到满心温馨,但也更让我感到他爸爸和弟妹不在我们身边的凄凉。

尽管困难重重,我们在这新家里几乎感到快乐了,但我很快就知道这是朝不保夕的快乐。六月初的一个早上,我发高烧病倒了。我从来没发过烧,这突如其来的袭击使我感到惊惶。我让一丁步行二十里地到香泉镇去拍一个电报给宁坤,让他请假回来一趟,宁坤的请求却被系工宣队头目断然拒绝了。后来才知道我得的是疟疾,这个地区的流行病。公社卫生院的医生让我服了不少奎宁,我的病就好了。

紧接着天就下起雨来,一连下了几天几夜。一天深夜,我和一丁被怕的坍塌声惊醒,接着是我们的两个暖瓶爆破的声音。我把头伸出蚊帐一看就吓呆了,原来是烟筒倒了,塌下来时砸烂了搁在锅台上的暖瓶。雨现在从房顶的大洞哗哗地往下落。我身处黑暗势力的重围,惊慌失措,紧紧地把孩子搂在怀里。过了些时候,我镇静下来,直面现实,想起我下来是要和贫下中农“同甘共苦”的。谢天谢地,夏季天亮得早,雨也停了。我起床后赶忙跑到后高庄队长家,向他报告我们母子给出乎意料的灾难吓坏了。

“下了那么多雨,你还指望什么?那烟筒也老了,当初就没盖好。我这就派两个人去搞。你当然得请他们吃顿饭。当然还得有酒有烟。”

我当然赶紧骑自行车去西埠买了两斤猪肉、一只母鸡、几斤青菜。一丁在家把煤球炉升起来。我用大钢精锅煮了满满的一锅饭,炖了一锅红烧肉,又炒两盘素菜。鸡,我只得麻烦隔壁孙奶奶给杀了,在她大灶上烧好。两个年轻的男社员没花多长时间就清除了砖土垃圾,修好了灶,用砖和泥盖了个新烟筒。快到中午,我把四盘菜、一锅大米饭、一瓶白酒放在我们的小折叠桌上摆好,老螃蟹就大模大样地闯进来了。

“老李,麻利快,这两个小伙子!”说着,他就在桌旁坐下,点了一枝烟,又给自己倒了一碗酒。“快来啊,你们俩,来尝尝我妹子的手艺!这红烧肉真鲜,我说就是比我家奶们子烧的菜好吃。”

“李队长,烟筒不太直,”一丁站在旁边说。

“那有什么关系,”队长用手里的筷子一比划打发了他。

“反正你们一家人在这里住不长的。”

他们三位速战速决扫光了四盘菜、一大锅饭、一瓶白酒、一包香烟。这时候,小黑子的哥哥尹富贵走进来,找老螃蟹说:“你借的那一百元,我盖屋急用。跟你说过不止一次了。别再拖啦。”老螃蟹醉薰薰地说:“你他妈的放屁!我李庭海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咋会欠你的钱?”富贵恼了:“你借酒装疯,想赖帐?你今儿个不还,我要你好看!”老螃蟹一把掀翻了我们的活动桌,杯盘在地上砸得粉碎,吓得一丁躲到我身边。老螃蟹一骨碌跳了起来,嗄哑地嚷嚷:“你他妈的想造共产党的反?《公安六条》!”话音刚落,两个人就揪成一团,大打出手,从屋里一直打到屋外,刚好遇上前高庄的社员去上工。富贵被人拉开,老螃蟹骂骂咧咧,肚子里装了大半瓶白酒,摸回家去午睡。烟筒能在天再下雨之前修好,我真得谢天谢地。

过了几个晴天,雨又下了起来,常是倾盆大雨,昼夜不停。烟筒虽歪但没倒,稻田却都淹了。有些邻近的村庄已经淹了。有一天,陈安友冒着大雨来到我屋子。

“老李,”他神情严肃地说。“我是副队长,我有责任警告你我们眼前的危险。如果这大雨不赶快停,全村和你家就会被洪水冲走。那么一来,我们都有自己一家人要照顾,有谁能来帮你呢?我要你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拼死拼活逃命。今儿个晚上,你和你儿子要参加巡逻,监视水位上涨。你一看到出现危险的迹象,马上快跑去报告我们的水管员三老爹。我们当然要尽力帮助你和你儿子,可是我有奶们子和儿女要管。我并不是说我们抛下你不管,但是漂亮话在这种情况不管用。”

我并不感到被人抛弃,不完全如此。一个硬闯进来的外人,我有什么权利指望社员在自家面临没顶之灾的时候来帮助我?自欺欺人的漂亮话我听得太多了,我倒喜欢这农村人实话实说。但是我有什么办法抵御能够轻易地就把我和儿子冲走的汹涌的洪水?我一筹莫展地看着一丁。我孩子说:“妈妈,万不得已时,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大木盆当救生船,划到安全的地方。我今晚不睡,陪你看水。”我搂着他说:“有你这么个好儿子,我们肯定可以渡过难关。”晚饭后,我把所有的现款和粮票都放在口袋里,躺下打个盹儿,这时候一丁就坐在一张小板凳上凝视诡秘的黑夜,探寻危险的迹象。我起身后,带着一丁去察看附近稻田的水位。我可以听见远近的洪水怒号。我撑着一把油布伞给我俩挡雨,一丁拎着马灯照路。一丁惊慌地说:“妈妈,田里的水差不多跟田埂平了。咱家大门和稻田在同一水平上,水马上就要进咱家啦!我们马上去告诉三老爹”我们母子二人顶风冒雨踹着泥泞走到他家,把他叫醒。开道从家里出来,胳膊下面夹着一把锹,急急忙忙走到田边放掉一些水。回到屋里,我让睁不开眼的一丁去睡觉,单独守望。我继续在田边来回巡逻,突然间听到两只大狗在狂叫,声音比下放前半夜背一毛去看病听到的还可怕。眼看着狗朝我跑来,我赶紧跑?屋里。惊魂稍定,突然想起下来之前有人警告过我,安徽有狂犬病,千万别让狗咬着。我精疲力竭,不知不觉陷入了沉睡。等我醒来,天已大亮。谢天谢地,雨停了!

太阳一连出了好几天。淹没公路的洪水一退,连接县城和各市镇的农村公共汽车又跑起来了。已经是七月了,我想我得抓紧时间让一丁到初中注册,要不然就会耽误了。香泉是附近唯一有初级中学的市镇。镇上除了有一处温泉,用作附近地区的公共浴池,还有一所麻疯病院。一个晴天的早晨,我骑自行车带着一丁上路去学校,我们的午餐口袋挂在车把上。半路上,我看见小基贵朝着我们飞奔过来,一路狂喊:“救救我,老李!救命啊,老李!”等他到我自行车前站住,我看到他只穿了一条污秽不堪的破短裤,头髪像发像一堆乱草,浑身上下都有泥巴和伤疤,活像《圣经》里那个浪子,让我这三个孩子的母亲看了心疼。

“你在这儿干什么,小基贵?你爹妈到处找你好几天了。他们都急死了。你为什么不回家,小基贵?”

“开道不是爹,他揍得我好疼,你不知道啊。老李,你救救命吧。我饿死啦!”

“你回你爹家里去,小基贵。他会给你杀只鸡的。我给你蒸大馒。”

“我才不吃他的鸡,我要吃……”说着他就一把抓住我的午餐袋,黑糊糊的手指伸进去,掏出一个我昨晚蒸的的馒头吃起来。他几口就吃掉一个,又伸手去抓第二个。我推着车子向前走,他边吃边跟着走,我又接着劝说他回家,还答应不许他爹再打他。他吃完第二个,又伸手要再拿。我说;“小基贵,这是我和丁丁的中饭,别再拿了,我给你一个大西红柿吧。”他接过去,边啃边跑,一会儿人就不见了。

到了香泉中学报名注册,我说:“我是安徽大学的下放干部。我儿子在合肥小学毕业。新学年开始,他是否可以入学?”老师说没问题,让一丁填一张注册表。

他一看家庭住址就惊讶地说:“高庄,太巧啦!你们村有个孬子在我们学校撒野发疯,胡闹了好多天了。到食堂抢饭吃,追赶女学生,男生就扔石头砸他。在街上跑进饭馆子连偷带抢,没少捱打。他初来时睡在空教室里,后来就睡到温泉去了,听说和来洗澡的麻疯病人打得火热。劳驾带个信给队长和他家里,让他们快来人把他接回去啊。”

正在这时候,基贵冲进来,嘴里嚷嚷:“老李,救救我!老李,救救我!”有几个男生追赶他,向他扔石头。我走到门口,向那几个男生喊话:“同学们,请你们别作弄这可怜的孩子!我是他生产队的下放干部。他有病。我回去教他爹妈来领他回家。”我又转身对基贵说:“你为什么不现在就回你爹家里去?那儿没有人朝你扔石头。你妈一定会给你吃好的。我给你蒸大馒。”他大声说:“开道他打我。我喜欢在这里。”他突然放声大笑,唱起“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唱得乱七八糟,好笑极了。一转眼间,他就溜了出去,不知去向了。

我一回到高庄,立刻登门找到三老爹和三奶报喜。他爹就骂骂咧咧地说:“这该死的孬子,我家的败家子!我要去把他抓回来,好好收拾收拾他。”我说:“他是你亲生儿子,开道。你快去把孩子接回来,好好调理调理。浪子回头金不换啊!说什么也不许再打他了。你答应吗?”老贫农嗄哑着嗓子说:“老李啊!亏你给我把孩子找回来了,哪能再打他呢?我要杀只鸡给他补补身子。”他当晚去香泉,把儿子带回家。

有一天,我正在做午饭,一群孩子突然间冲进我屋子,齐声嚷嚷:“大妈,有人来找你啦!”我伸头往外瞧,一眼看见小一村沿着土道走进村来,怀里抱着个大饼干罐,身后跟着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我近来一直在想我该去合肥把两个小的接下来。我非常惦念他们,而且让这么小的孩子独自生活也不安全。现在来了这个意外的惊喜!这位年轻战士解释道,他搭安大的卡车下来,顺便把一村带回家,因为孩子最近不舒服,他姐姐很不放心。一村回到我身边当然好,可一毛就孤零零一个人了。我好像不断地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一村觉得一切都新鲜有趣,哥哥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他也学会捉萤火虫,把它们装在自己叠的纸笼子里。除此以外,他总爱自己呆着,可能因为他在幼儿园惯于一个人坐在墙角上。他常坐在大床上,一个人玩跳棋或象棋。他每赢自己一盘就快乐地大笑。虽然刚来不跟年龄相仿的孩子玩,他有时却教基贵下棋。他也会给他讲一两个金猴的故事。他常说,“基贵好温和。我喜欢他。”

过了不久,我就骑自行车带着一村去南庄和他爸爸团聚一下,不料一到就赶上他发高烧病倒了。更坏的是,还流传着要把他“遣送回乡监督劳动”的说法。看着他躺在乌江卫生院的病床上烧得痛苦呻吟,我想起袁枚悼唐朝诗人方干的两句诗:“贫归故里生无计,病卧他乡死亦难”,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大雨又下了起来,淹没了道路和田畒。一丁和我轮流监察上涨的水位。等到雨停,我们家的存粮快见底了。

八月中旬,我决定把一丁送到学校去,他可以在那里吃住,虽然学校九月才开学。那样我就可以带着一村去安大,把一毛接回家。于是一天清早,我推着自行车往香泉走,一村坐在横梁上,一丁的铺盖卷儿和旅行包捆在车架上,一丁在车子另一边走着。

路走到一半,我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急迫地从我后面喊过来:“李怡楷,站住!李怡楷,站住!”我掉转身来,看见一个男的骑在自行车上朝我过来。他三十来岁,身材不高,我模糊地认出是外语系工宣队的一位师傅。“李怡楷,这事万分紧急!你女儿病重。你必须马上回安大!”

这真是晴天霹雳!我呆得说不出话来。一丁赶忙扶住自行车,不让倒下。过了一会儿,我问他:“她害的什么病?她现在在哪儿?”

“我们还没完全弄清她到底生了什么病。她几天以前发高烧,被送到安医。他们的诊断是大脑炎。那是传染病,安医又没有传染病房,所以后来就转到了105军医院。由于大雨和洪水,我们没有法子派人通知你。我好不容易挤上多少天来从含山开到和县的第一趟长途汽车。我姓戴。我认识你,但交道打得不多。现在你必须赶快去看你女儿,不然的话……”“不然什么?”我感到恐怖极了。孩子还活着,还是已经没有了?他是在把坏消息瞒着我吗?“跟我说实话。我需要决定怎么办。”

“真的,她住进军医院,做了各种检查。幼儿园派了个阿姨陪她住院。别的我不知道。你赶紧上路吧。别再浪费时间。”

我决定按原来计划先把一丁送到学校。我们中午以前走到学校。管注册的老师看见我们吃了一惊。“你们来得太早了。学校最早九月才开学。而且,教职员工都去抗洪救灾了,不完成任务回不来。”

我向他说明了我所处的困境,他马上就同意让一丁住进男生宿舍,在食堂买饭吃。我先给他买了饭菜票,然后去宿舍。那是一间很大的屋子,里面放了几十张双层木床。水泥地面上布满了垃圾。我帮助一丁打扫了部分地面,擦净一张床,挂上蚊帐。然后我带着两个孩子到一家点心铺子,匆匆忙忙吃了面条和饺子。我好像不断地在和孩子们作无定期的分离之前吃最后的一餐饭。

跟一丁挥手告别之后,我骑上自行车上路,一村坐在我面前。在回家的路上,我在公社停留一下,向下放干部管理小组组长请假。我又想顺便到公社卫生院取一点中暑和腹泻的成药带在路上,以防万一。我还没走进卫生院,就听见一男一女大哭大嚎:“啊!我苦命的女儿啊!……”这是死了亲人的哀号!它刺痛了我的心。我问鲁医生怎么回事,他摇摇头叹息道:“太不幸啦。他们来晚了,拖了几天才把孩子送来。急性肺炎,太不幸了。我认识这家人。一个很好的小姑娘。”他的话让我听得心慌意乱。一毛是否也已经太晚了?我的心被恐惧揪成一团。我去药房取药,经过一间屋子,看见妈妈抱着死去的女儿恸哭流涕,爸爸也站在一边啜泣。我呆呆地站在那儿,禁不住流下泪来。这女孩死得很惨,但至少死在妈妈的怀里。我女儿却会更不幸,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我泪流满面了。鲁医生来到我眼前,悄悄对我说:“李老师,镇静一下。你的担子很重……”我匆匆离开卫生院,又到大队部去向大队书记请假。但一路上,我怎么也忘不了那抱在妈妈怀里的死女孩,那痛不欲生的爹妈的哀号。最后回到高庄,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再一次请假,这次是向我的顶头上司老螃蟹请假。

“队长,我的家怎么办呢?”

“你的家?你的家是我们的公房。我就让小青年夜里来值班,就像你没来以前一样。你有什么不放心的?难道说你不信任贫下中农吗?难道你不是下来向我们学习的吗?难道你不信你哥吗?”

反正我也没别的办法。胡乱吃了点晚饭,我就收拾了一下东西,准备明早上路。半夜时分,迷迷糊糊正要入睡,猛然听得有人砸门。难道又有红卫兵来抄家?我慌忙下床,只听见三奶在门外气急败坏地喊道:“老李,快开门,快!救救命啊!孬子发疯,抄起菜刀要杀小蛋,我得把他放在你家过夜。”我一打开门,她就冲了进来,掀起蚊帐,把小蛋扔在一村身边,转身又出门了。我听得出她家那边人声嘈杂,但我太累了,明天还要赶路,实在没精神去管人家的是非。

门栓也没插,我就钻进蚊帐,在一村和小蛋中间躺下。只听见三奶又冲进门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哀求道:“老李,快来,开道和老螃蟹一起下手,要把孬子活活打死。只有你能救他的命啦。你是国家干部。你是毛主席派来的。快来啊,快,我求求你!”一个下来接受再教育的牛鬼家属,去救一个贫农的儿子,不让他给自己的父亲和共产党员队长打死?我为难了,但她已拉开蚊帐,拖我出来。黑夜苍茫,我慌慌张张跟在她后面走,差点儿一脚踩进孙奶奶家门口的牛粪堆。还没走到她家,我就听到开道大喊大叫:“你这个孬子,你这个祸害,祖祖辈辈的脸早都给你丢完了,现在又要杀你亲弟弟,他是我家命根子,不如先把你宰了!往死处打!”在嘈杂的人声中,也可听到基贵凄厉的尖叫:“我要死啦,我要死啦!开道狗地主!螃蟹狗地主!你们要杀贫农!……”

邻居们都在围观,如同传统的示众场面一样。三奶拉着我挤到人群前面,我一眼看到了基贵。他半裸着身子,被粗绳子紧紧捆绑在他家门前那棵孤零零的树上。开道和李队长都赤着膊,手里都挥动着一根大树棍。三奶拉着我走到他们跟前,在昏暗的灯光里,我看得出基贵全身都在流血。我问开道:“三老爹,你不是答应过我再也不打基贵了吗?你这是干什么?他难道不是你的亲生骨肉?你的头生儿子?你们两个大汉把一个小孬子打成这个样子,你做爹的不心疼吗?”

“他不是我儿子就好啦。他妈没生他就好啦。我是答应过你,老李。可他又干下坏事,我只得又把他绑起来,他挣脱了,夺过一把菜刀要杀小蛋。不把他打死,全家不得安。”

“死了清净!”老螃蟹以权威的口吻说。“他从香泉带回麻疯病,传给全村一百多口人怎么办?他又狗胆包天,满嘴喷粪,诬蔑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有‘奸臣相’,罪该万死!小蛋检举他,大义灭亲,他竟敢杀人灭口。根据《公安六条》,他是特大现行反革命。他罪该万死,打死他也是为民除害,三老爹也省心。”

“这不行,李队长。”我鼓足了勇气说。“大家都冷静一下。基贵有病,应该给他看医生,不是把他打死。杀人偿命,罪责难逃。赶快住手吧,我请求你们!”

“老李,这关你什么屁事?”老螃蟹满口酒臭、怒气冲冲地对我喝道。“你算老几?奶们子,下放的。你要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生产队的内政轮不到你来掺和。生产队归我领导,孬子的事有我和他爹做主。”

“我很清楚我下来是干什么的。”我竭力保持镇定。“可是眼看一个贫农的儿子,一个无辜的小青年,要给他的亲爹和生产队领导活活打死,我能够不管吗?要是你们不放了他,我就马上去大队把宋书记请来。”

这时候基贵的妈冲到他男人面前扑通一声跪了下去。“三老爹,可怜可怜吧,别把我们的头生儿子打死。给你生了个孬子,这是我的错,不是他的错。要打死他,你就先把我打死吧……”她嚎啕大哭起来。同族的孙奶奶也走上前来,为她的侄子求情。

开道叹了口大气说:“我这回就饶了你,孬子,最后一回。要是你敢……”没等他说完,我就抢着说:“孩子受不了啦,快给他松绑吧。你瞧他瘦成这副样子,作孽啊,你得给他调理调理。不许再糟蹋他。”

基贵边呻吟边嚷嚷:“开道不是我爹。毛主席是我爹。老李是我妈。打倒开道!打倒螃蟹!”

围观的乡亲们轰然大笑。老螃蟹气得暴跳如雷。“你这王八蛋!你敢打倒我?我是队长,我是共产党!我手里有《公安六条》,你是现行反革命!我要看着你死。三老爹,我是想帮你个忙,你可又把王八脑袋缩回去了。告诉你,别指望我再帮你了。真他妈的!”他转身要走时又说:“别忘记你答应请我吃饭的。”

孩子松了绑,遍体鳞伤,慢慢爬回他爸爸的破茅屋去,好像我在公路边上见过的一条被人打得半死的狗。我回到自己的茅屋,倒在一村和小蛋中间。我紧紧抱着一边一个孩子,尽力想忘去刚才经历过的情景,不然我生怕我也会成孬子了。我为一个贫农的儿子和我的牛鬼的女儿逃脱死亡的魔掌祈祷。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起床,先背着小蛋把他送回家,再背上还没完全睡醒的一村,肩上挎着个小包,一手提着个旅行包,一手从后面搂着一村,他双手搂着我脖子。我得走十里地到西埠搭公车去县城,换长途汽车去含山县城,再上火车去合肥。我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沉重地跋涉,如同八年前背着一丁去清河劳改农场探监。一村一个月前刚满六岁,正好和一丁那时候一样。我们的恶梦难道没个头吗?我走一段路就得坐在路边歇一会儿。一村完全醒了之后,他就自己走了。走到一半,我们发现前面的小桥被洪水冲掉了。缺口上面搭了一块窄窄的长木板,下面流着汹涌的洪水。我没能耐从木板上走过去,更甭提带着一村和旅行包了。

我在路边坐下,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我非得向前走不行,可是怎么走呢?这桥什么时候才修得好?我可等不及啊。过了一会儿,我看到老张、和我同时下放的一名党员干部,沿着公路朝我们走过来,我想这可好了。我马上站起来招呼他。“老张,你得帮我过这个大缺口。我女儿在合肥病危,我得赶去看她。情况紧急,请你帮我的忙。”他对一村和我的旅行包看了一眼,摇摇头说:“对不起,李怡楷,我帮不了你。我要赶公共汽车去和县接我女儿。”说着就掉头走了。又过了一会儿,一个中年农民走过来,我迎上前去。“大哥,你能帮我和小家伙过到对面去吗?我急着要去赶公共汽车上县城。我女儿在合肥病危,我要赶紧去看她。”他马上就说:“没问题。你肯定是下放干部。女儿病重,妈妈还在这里,真作孽。路又冲断了,你哪里碰上过这种事。我先把小家伙背过去。再回来拿包。最后再接你。”一村和旅行袋到了对面,他又回来伸出一只手给我拉着,领我走过去。我宽慰地舒了一口气说:“我真不知怎么感谢你才好。我住在高庄。有空来玩。”他说他是本大队王庄人,帮我这点小忙是应该的。

 

我们又走了五里路才到西埠,眼睁睁看着人家拼死拼活挤上开往县城的公车,望车兴叹。从西埠到县城还有二十里路,天气又很热。但是我别无选择,脑子里总在想一毛快死了或者已经死了。一村勇敢地和我朝着县城走去,脚上穿着黑塑料小凉鞋。我们走一段路就坐在路边上树荫里歇息,好不容易走到十里铺,离县城还有十里。一村实在累得不行了,我拦住一个农民拉着一部空板车朝县城方向走。他听我说了我的困境之后,就让我把孩子和旅行包都搁在车上,我跟着车走。等我们走到和县汽车站,已经是下午,所有去含山的车票都卖光了。我硬着头皮向一个售票员苦苦哀求,他终于卖给我一张站票。等我们到了含山,天已经黑了,赶紧走到火车站。九点钟我们才上了去合肥的慢车。一村马上就睡着了。十一点多钟火车才到合肥。我是最后一个出站的,背上背着瞌睡的孩子,手里提着旅行包。公共汽车早已没有了,眼前也看不到一部三轮车。

我坐在路边,又不知怎么办了。附近没有旅馆,即便有我也住不起。正当一村在我怀里入睡,我看见一部三轮车朝我蹬过来。我急忙向蹬车的打招呼。“同志,请你帮忙。”我喊道,心里明白没有一个蹬三轮儿的会愿意在这个钟点老远地去郊区。“请你帮忙送我和我小家伙去安徽大学。有紧急情况。”“哦,不行,我不去。”他摇摇头。“太远,太晚了!”

“请你帮忙,我求求你。我女儿病危,一个人呆着。所以我才从含山坐夜车赶来。如果我坐在路边上过夜,这小家伙也要冻病啦。我在争取时间,请你帮帮忙。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切革命队伍里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我现在需要你帮助。”

“毛主席话当然不错,可是你出多少钱?”

“两倍,三倍,你觉得辛苦一趟该付多少就是多少。”

我坐上车,怀里抱着一村,脚下放着旅行包。光着上身的三轮车工人飞快地蹬着车穿过空荡荡的街道,只有行人道上有人睡在凉床上。午夜以后,我们穿过一条近路去大学,过去我在白天也回避的地方,因为那儿有安徽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太平间和医学院的解剖室。周围有死亡的阴影;我紧紧地搂着一村,几乎喘不过气来。我为我可怜的女儿祈祷。等我们终于到达安大,大铁门已经锁上了。我放大了嗓子才把门卫叫醒。蹬车的不肯蹬进去,我只得又背上一村走到幼儿园。

值夜班的阿姨被我叫醒,懒得多话。她让一村睡到地板上他的老地方,让我跟他睡在一起。在一毛睡的褥子上,我看到她的一只红布鞋和她喜欢的洋娃娃,从这里可以看出她被送走时一定很慌张。也许她再也不需要它们了。我来得太晚了吗?我再也止不住我的眼泪。我又累又,可是我一会儿也没睡着。我只愿天早一点亮。

一村还在熟睡,我已经走到三里路外解放军105医院了。问讯处的女护士吃惊地问我:“你来这么早干什么?我们八点钟才上班。”听我说明情况后,她就到住院登记册上找一毛的名字,找了几遍也没找到。我着急了,难道她已经不在了吗?一名护士领着我从一个病房找到另一个病房,还是找不到。我更急了。最后,她说既然当初诊断为大脑炎,或许我应当到隔离病房去看一看。那儿的病人登记册上也没她的名字。护士长允许我自己挨着病房去找。快走到最后一间时,我看到安大幼儿园的一个阿姨站在门外。

“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李老师?”她绷着脸问我。“你女儿多少天来高烧不退。他们还没查出来她害的什么病。幼儿园派我来照顾她,等你来。我还得假装是她母亲,要不然医院就不收她。现在你自己进去看看吧。”

一看见我女儿,我就忍不住泪如雨下。一毛已经不是本来那个漂亮的小姑娘,而是瘦得皮包骨,憔悴的小脸烧得通红。我拼命控制自己的感情,轻声说:“毛毛,妈妈来啦。你觉得怎么样?”他惨淡地一笑。“妈妈,我一天一天数着日子盼你来。我想有九天或者十天了。我真开心你来了。哥哥弟弟怎么样?”她没烧到讲胡话,还那么镇定,我稍微感到宽慰。一个性格坚强的小姑娘,我女儿。“村村跟我一起来了,回到幼儿园。哥哥在香泉上初中。你放心吧。”她又问我:“你想爸爸能来看我吗?”我的心一揪,我自己发高烧他不是也不许回家看我吗?我只能说我试试吧。接着又问:“妈妈,我托王祖鑫叔叔带给村村的麻饼和桃片,你收到了吗?”她的头脑这么清醒!“收到了,早就收到了,我没能写信告诉你,因为邮政被洪水切断了。”

这时候,一位军医来查病房。他一看见我就问:“你是谁?你在这儿干什么?”没等我回答,一毛就说:“王大夫,这是我妈。她下放在和县,刚从那儿来的。”王大夫露出困惑的表情。“又出来一个妈?另外那位女同志是谁呢?”我接着说明情况,澄清了混乱。王大夫从头到尾给我讲了一遍一毛的病史。安医怀疑她患大脑炎,但后来在这里做的检验结果是阴性的。他们又根据几种假设,做了一系列检查和化验,先后排除了疟疾、肝炎、流感、肺炎。目前的意见是伤寒。她对最近的滴注的反应好像好一些。王大夫并不悲观,但是他拒绝提出愈后。

一毛入睡以后,我急忙回到幼儿园,安排一村的食宿。我又抢时间跑去找工宣队领导,请求他们准许宁坤来医院和我共同看护女儿。我的请求遭到断然拒绝。我回医院之前,先去市区给一毛买了半个西瓜,她说过很想吃。可是她尝了一口就推开了,我看了很着急。幸好从我来到之日起,一毛的体温开始下降。同时,多天来第一次大便。我端着便盆去处理传染病人粪便的小屋子倒大便,在低矮的过道里一头撞在房顶。头顶隐隐作痛,我也顾不上去理会。过了两天,实在痛得厉害,我就跑去找一位护士。她以为是头痛,让我看内科。我说是头顶上痛,她扒开头髪一看大吃一惊,原来黑铁丝做的发卡嵌进我头皮去了。她拔了一下拔不出来,因为卡子和头发、血块纠缠在一起。她用水浸湿,然后才慢慢把卡子拔了出来。她说伤口已发炎,再晚一点就会出大问题啦,她奇怪我怎么会那么麻木。

一毛先开始吃一点流体食物。一周之内,她的体温恢复正常。她又能吃固体食物了。发烧的红晕一退,她的小脸苍白乾枯。为了让她早日复原,我知道必须给她吃一些滋补的食物,这在医院是办不到的。她身体又太弱,暂时还不能跟我到高庄去住。她必须出院在合肥住一段时间,补一补身子,逐渐复原。

安大招待所答应给我一间客房,住到一毛能和我回家。她出院之前,出院表上“最后诊断”一项空着没填写。我问王大夫怎么回事,他说实在无法确诊。由于他们诊断的手段有限,我觉得这可以理解。我想,要给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作一个确诊,那就会更难啦。可是我说总不能什么也不写。踌躇了一会儿之后,他写下“病毒感染”。

我借了一部板车把一毛拉到招待所,路上碰到的一个熟人看见她满面病容就问我是否送她去住院。到了招待所,发现对门住的是俄语老师吴老夫妇。他的“狗叛徒”罪名早已清除,但作为退休后返聘的“临时工”,他也被解除合同,等着办手续回九江老家。他们十分热情地让我们用他们的煤球炉和炊具,甚至粮食。多年来,我第一次感到同志间的温暖。大概牛棚里患难与共的经历加深了他对宁坤的友情。住在我们隔壁的是沈瞎子,他从乌江押解回来后就住在这里。原来那次“宽严大会”上的宣判只不过是一场“逼供信”的演出,无奈顽强的老人实在无罪可认,而那些生杀予夺的头目又死不认错。于是,他也在等着办手续回安庆老家。他是个孤苦伶仃的老人,还得等一个侄女千里迢迢从贵州赶来,送贫困潦倒、双目失明的伯父还乡。因为公用厕所是在过道的尽头,双眼瞎的老人上厕所必须经过我的门口。不只一次,他摸进了我的屋子。有一次,他的拐杖捣翻了我在对面吴老家的煤球炉上给一毛热的牛奶。他知道我是谁之后,就说宁坤在牛棚里对他很好,他祝愿宁坤比他幸运一些。我说:“沈老师,您的情况也会好的。”他说:“我?我不值得再活下去啦。我现在要叶落归根,一死了之。好了好了。我再也不用挨打挨骂,受苦受难啦。”我不忍再?他零乱的白发下绝望的眼眶了。我心里想,“贫归故里生无计,病卧他乡死亦难”,他一定会想到这两行诗的。很久以后,我才听说,他还乡以后不久就因严重内伤死去了。

我在招待所住下不久,一天半夜一丁突然敲门来了。听他讲他怎样一个人在大热天从高庄走到乌江去找爸爸,我感到惊奇。一丁干巴巴地说:“一毛这场大病当然是件大坏事,可是它却让我们一家人从5月16号以来第一次聚到一起。这叫做‘坏事变成好事’,妈妈,正如毛主席教导的。”

九月初,中、小学已经上课,一丁和一毛都要迟到了。等到下一次安大有卡车去孙堡公社,我们一家母子四人就搭车回家了。我们坐在卡车上,挤在一起,面前放着三筐煤球,是用吴奶奶和一位女同事送的煤票买的。我们顶风坐着,等到家时已经被煤灰染黑了,活像一家大小“牛鬼蛇神”。

回到我的公房住家,我大吃一惊,发现自行车不见了。它是我们唯一的交通工具。“这事情严重,”我大声说。正在这时候,老螃蟹闯进来了。我递给他一包在合肥买的香烟。

“‘奔月’,好牌子,三毛五一包!”他边说边刮了一根火柴点了一枝烟,把那包烟放进口袋。“味道比九分钱一包的‘大铁桥’好多啦!这就是你女儿,好漂亮。我们把你东西保管得很好,老李。你不少什么吧?”

“我的自行车不见了。我把它靠墙放着的。”

“哦,自行车,对啦,自行车。老冯借去了。他看你在街上骑过,恨不得骑一下你的外国货过过瘾。他来找我,说借用一天。反正车也闲着。”

“可是我把车锁上的。”

“不错,车是锁上的。我们砸了锁,容易得很。”他吃吃地笑。“老冯是公社下放干部管理小组的贫农代表。你不想得罪他吧,老李?”

“可现在我的车在哪儿呢?”

“那你得去问他。”

第二天一早,我走到孙堡去找我的自行车。大胖子老冯正忙着卖鱼。“老李,你回来啦。欢迎欢迎。哦,你的自行车在家闲着,我用了一下。我想你不会在意的。”“你怎么会想起去搞我的车?”

“嘿,还不是老螃蟹的主意嘛。他说老李上合肥了,车子靠在公房,你想尝尝外国车的味道吗?我说咋不想,车子锁上了吧。他说那怕啥,榔头一砸不就开了嘛。你请我喝两次酒,买鱼虾少要点钱,车子就归你骑。我想好在你也不用……”

“我现在要用啦。车子呢?”

“就靠在那边墙上。老李,真是好车。”

我走到他身后。我的自行车被砸得面目全非。我气极了,掉转身来质问他:“老冯,你怎么把我的自行车毁成这个样子?”

“我带着我奶们子骑到小堡,上坡时车子坏了,把我们摔了下来。老李,你真运气,我们俩都没受伤,要不你有责任啊,因为车子是你的。我看车子没什么大毛病。你可以把它放在我这里,等我慢慢找人修修。他妈的外国货,街上修车的都没办法。你可以等,你也可以推回家,找人修。也许你需要它。”

我咽下满腔怒火,把我残废的自行车推回家。这是它第二次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做贡献。

响应“复课闹革命”的最新最高指示,中学和大学停课三年之后又上起课来了。与此同时,千百万初、高中毕业生都到边远地区“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公社和工厂。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子女升学和就业都受歧视,有路子的父母把子女送去参军、加入体操队或杂技团。这些都是我做不到也不理解的,我决心让孩子继续上学,尽管当时学校非常混乱。一丁在香泉中学上了几个星期之后,转学到新成立的孙堡初中,离家只有三里路。现在他放学后可以帮我干点家务活,特别是从前塘挑水。一毛上公社的小学。一村上本大队的初级小学。这个小学只有一间屋子,老师的讲台后面的一个角上有一个烧草的大灶,在讲课休息时老师在灶上烧午饭,满屋子都是烟。陆老师是一个回族中年人,本来是挑货郎担的,他教给学生的东西少得可怜,一村后来需要抛弃的不多。后来他干脆不干了,因为付给他的钱少得可怜,他又重新挑起货郎担走村串户去了。这时候,一村也跟着姐姐上孙堡小学了。

我们的临时住处只放得下一张双人床,我们母子四个都睡在这张床上。“人多热气大,”一丁绷着脸引了一句毛主席语录。一村只说:“人越多越热闹!”没料到小孩子的话竟然是未卜先知。一个下雪天的下午,邻村的下放干部老陈突然光临。老陈是省血吸虫病防治所的技师,她的爱人是和县医院的药剂师,像宁坤一样是“摘帽右派”,也还没解除专政。我们经常在规定的政治学习时见面。除了我们的处境大同小异,我们俩都是天津人,确确实实有“共同语言”。我的三个孩子也爱陈阿姨,因为她心直口快,跟孩子们也说得上话。

一村看到陈阿姨突然从纷纷扬扬的雪花中来临,兴奋地说:“陈阿姨,雪这么大,你回不去。你得和我们住一起。”“我没准儿真住下,小村村。”

“你怎么在这大雪中跑出来,老陈?”我焦急地问她,已经意识到出了什么事。

“我真的无家可归了。你知道我是借人家一间屋子住的。今天上午房东来找我,说要收回屋子,因为春节期间她儿子要结婚。我去找队长,他说他唯一能提供给我的是生产队的牛棚。他可以把它收拾一下给我住。等我配给的木料来到,他可以盖一个新牛棚。”

“这真是岂有此理!”一丁几乎大叫了。

“但这是现实,孩子们。不光这样,他还说我连牛棚也不能住,除非我先同意他的安排。我说他尽可以留住他的牛棚,从他家走了出来。我又去找大队书记,他正忙着准备过节,等过完春节再研究。我要坚持用配给我的木料盖一间小茅屋。但是,目前我无家可归。”

“老陈,我们这屋子只放得下这张双人床。不过床相当大,又是冬天。我们挤一挤没问题。孩子们太高兴了。”三个孩子同声唱道:“欢迎!欢迎陈阿姨!”陈阿姨感动得要流眼泪。“陈阿姨给你们包饺子吃好不好?”

她是包饺子的能手。当晚我们就吃上了饺子。晚饭后,大人孩子都开动脑筋,研究五个人睡一张床的最佳方案。最后决定,老陈和我各把一边,两个小的夹在我们俩当中。一丁横卧在我们脚下。这个安排一直维持到过完春节,孩子们欢送陈阿姨去另一位女下放干部处投宿。

皖南春来早。该是给下放干部盖房子的时候了,按人口每人配给0.30立方米木料。老螃蟹亲自出马,带了两名亲信,前往县城木材场领取我们四口人的1.20立方米的木料。他在县城吃饱喝足之后,押着由两个小伙子拉着装木料的平板车,把十几根又粗又长的木料拉到后高庄,整齐地堆在自家的屋檐下。

“老李,有这么多好木料,我给你盖一座大房子。你放心,交给我办好啦。”反正我也不懂怎么盖房子,他既愿意包办,也只有让他办了。他决定给我盖一座四架间的房子,木架、土墼墙、茅草顶,我说听上去不错。新房子要盖在工房附近的地基上,可是打房架的主要工程却不在这里进行,而是由木匠带着徒弟和打下手的社员在老螃蟹家门口干。等梁、椽、柱、门等等都加工好了,再运到前高庄在新房址装配。后来才明白他的心计。全村的劳动力都参加盖墙和上房顶。全部费用由政府拨给我盖房用的专款开支,公社把钱交给队长掌握。老螃蟹让我买一条好烟,两瓶白酒,表示对他和其它生产队干部的谢意。

盖好的房子一头有一间屋子,各用一堵竹子和泥巴的墙隔开,中间留下一片空地,一个角上有一个烧草的大灶。两间屋子都没有门。“你要门干啥?浪费好木料。”老螃蟹回答我提出的问题。也没有窗户。为了迁就我,他让瓦工在我屋子正面墙上留下一个洞,那就是我的窗户。大门关不上。“那又该怎么样?哪家也不关门的。”他一挥手就抹杀了我的意见。

“老李,你真该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给你这座多好的新房子。你比旧社会的地主老财还阔。你还拿五十七块一个月,五十七块!”我说,我当然感谢党和毛主席,我也感谢他领导下的高庄贫下中农。

总的说来,这次搬家,从老鼠窝到一座干净的新茅屋,几乎是一桩喜事。一村跟我睡一间屋子,一毛睡在另一间屋子,一丁睡在中间“堂屋”。一丁发表意见,他认为大门关不紧在设计上有一个技术性的理由:他和煤球炉睡在一起,这么样的一扇门可免他煤气中毒。他又说:“我相信爸爸一定会支持我的理论。”一毛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我多希望爸爸现在回家和我们一起享受新房子!我在合肥病得快死了,他都不能来看我一下。”

我们搬进新家的欢乐很快就被人破坏了。一天半夜,我们早就睡觉了,一帮穷凶极恶的家伙突然间冲了进来。起初我以为是一场恶梦,但很快我就面对着十来个真人,有男有女,手里都挥动着晃眼的大电棒。

“我们是大队民兵营突击队。全国在凌晨两点开始统一行动,进行政治大清查,深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这是一场新的政治运动。”一个为首的年轻人郑重宣称。“你是李怡楷吗?”

“我是啊,安徽大学下放干部。”

“你家几口人?”

“五个人。不过这里只有四个,我和三个孩子。我爱人还在乌江。”

“他为什么不和你在一起?”

“安大没派他下来。”

“你敢保证你家里没有藏坏人吗?”

“我敢肯定。”

我被带队的讯问时,其余的人用大电棒到处探照。随后一个女民兵来向他报告:“在一个屋里找到一个小男孩,另一个屋里有一个小姑娘,堂屋里有个大男孩。”

“你们在床底下照了吗?”

“我们照了。有个大箱子。”

“拉出来,打开检查。”

他们打开箱子,打开一看,里面放着宁坤的手提打字机,盒盖上是李政道用白漆写的“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几个大字。

“啊,这是什么东西?”带队的睁大了眼睛。

“英文打字机。我是打字员。”

“你现在不打字了,留着它干啥?”

“给孩子当玩具吧。”

“你敢保证这不是发报机?”

“别开玩笑!”

“李怡楷,你能保证你家里没有暗藏的反革命吗?”

“当然没有。”

不速之客鱼贯而出。我知道孩子们都醒了,吓得不敢出声。我赶快先去看一毛,再去看一丁,最后看一村,对每人说:“别害怕。快睡觉。天快亮了。”什么时候在夜晚我的孩子才能安然入睡?我再也睡不着了,天刚亮就起床,想出去吸点新鲜空气。一开门,吓我一跳,那帮男女都坐在门前地上和水沟边上,身旁还乱七八糟放着棍棒。我“哦”了一声,他们抬起头看看。过了一会儿,带队的下令收兵。我说了一声:“辛苦啦!”

第二天早晨,我把一村送到大队小学上课之后,就去大队部,希望能为夜间发生的怪事找个解释。这时候碰到另一个下放干部、俄语老师老张。他劈口就问我:“昨天夜里有人到你家来吗?”我告诉他昨夜的情况。他透露道:“这个行动是两天以前在这间办公室策划的,我也在场。两家被选作主要对象:一家是你,另一家是地主李善柱。大队民兵在李善柱家挖地三尺,据说是找暗藏的田契和金银珠宝。当然什么也没找到。”我恍然大悟,原来我在政治上和大队唯一活着的地主平等。只是他们没有挖我新房子的土地。

但愿我知道这场恶梦什么时候完结!

 

第十四章荒村牛鬼,1970-73

在牛棚羁押了两年之后,1970年5月1日下午,我终于拿到一张从乌江到孙堡的长途汽车票,前往另一个村子,和家人一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突然之间,我获得了自由,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自由。在解除“群众专政”的同时,也解除了临时工合同。我没有任何身份证,成了不折不扣的“非人”。为了捍卫言论自由,我赢得了挨饿的自由。下车的地方离高庄不远,我在公路上碰上怡楷,她正从大队小学领着一村回家。路上她问我是以什么身份下来的,我只能笑着说:“荒村牛鬼,老婆要养活的第四个家属。”

两年来全家人第一次大团圆。家人落难,我问心有愧。但看到三个孩子相当健康快乐,我也感到宽慰。一丁晒黑了,和村里别的小青年一样。一毛瘦一些,不过面有血色。一村笑声不断。但是我们今后怎么办呢?一家五口靠怡楷每月五十七元工资过活。我再次成为她的负担,心里很难过。却说,我没有被遣送回乡只身流亡,如今一家人同甘共苦,她感到心满意足。她还不到四十岁,已经早生华髪,而且经常腰痛。她从无怨言,认为天意莫测,祸福都可坦然面对,我们的日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村民们,官称“光荣的人民公社社员”,把我看作一个怪物。美国留学生、首都的大学教授,如今靠奶们子才有碗饭吃!他们认为,要么我是无可救药,就像附近麻疯院里那些病人;要么是上面掌权的人神经错乱,就像本村那个孬子。老螃蟹听说我是不带工资下放,大失所望。他说:“老巫,我在经济上帮不了你的忙,但在政治上能帮忙。”我一听就明白他话里有话:你在经济上不给我点好处,我可就要让你在政治上吃苦头。看来我怎么也跳不出“群众专政”的罗网。我也成了“不给出路”的典型。因为我不是“光荣的人民公社社员”,我没资格和社员们一起劳动,到年终分享他们的劳动果实。一个自由的牛鬼,可是没有在任何一个牧场吃草的自由!

一到高庄,我就听到社员抱怨,记录他们每天劳动报酬的工分表搞得乱七八糟。每个成年男女,劳动一天记十分工。生产队没有记工员,队长每天抓一个上过一、二年小学的小青年来记工,记多记少队长说了算。可是,大多数社员不识字,不知道一天辛苦下来自己到底记了几分工。社员们认为我可以当一个信得过的大公无私的记工员。老螃蟹“顺应民情”,让我每天收工前去记工。于是我又当上了生产队的“临时工”,我的报酬是每次一分工,约值人民币三、四分钱。年成好的话,一年下来我或许能挣十块钱。每天傍晚,我手持工分表,前往当天上工的田头。老螃蟹口授每个社员应得的工分,如果他认为某个小青年工作疲蹋或是和他顶嘴,就扣工分,结果就会发生争吵。他一向给自己记十分工,不管他干了或者没干什么。上工时,他常到田头分配任务,然后人就不见了。到该收工的时候,他从外面回来,经过我家,醉醺醺地喊一声:

“老巫,记工去!”

“李队长,你哪儿去啦?”我在路上问他。“哦,在孙堡饭馆子里和冯胖子,还有别的干部喝酒吃饭。要跟他们办事,就得搞好关系,这你还不懂吗?”他总这样回答我。

等我在田埂或小道上找到一小块平地坐下,我就会问他:“李队长,你记几分工?”

“十分,还用问吗!”

“你的工种呢?”

“外交,还用问吗!”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此人真不愧为名副其实的老螃蟹。他目不识丁,粗野无赖,却毫无顾忌地滥用文字为自己效劳。他是绝对地毫无顾忌,因为作为生产队独一无二的共产党员,他拥有绝对的权力。有时侯,个别小青年冒失地质问,他有时啥也不干,或者花生产队的钱大吃大喝,还要记全工,这样做是否公平?他就会用他经典的论证把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家伙镇得哑口无言:“党给了我一切。解放前我家是五辈老贫农,今天翻了身,我不享福让谁享福呢?现在我是共产党员。我要让你明白,是党,是共产党,给了我吃足喝足的权利。明白吗,你这害红眼病的王八蛋?你放老实点,要不就给你套上《公安六条》!”他随身携带一份《公安六条》,早已弄得皱皱巴巴,像废纸一样了。

有时也分配给我一些别的零活,我就可多挣几个工分。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队长让我爬到村口孙家的瓦屋顶上用白漆刷“农业学大寨”五个斗大的字。在另一个政治运动中,大队宋书记下令,教我到他所在的大宋生产队,花一整天工夫,在那些较好的茅屋的土墼墙上,用白漆刷上鼓舞人心的大标语。除了学大寨之外,号召社员们“山山水水重安排,建立共产主义天堂”,如此等等。英雄气概的标语好像没有给社员们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可能因为大多数人不认识这些字。我的报酬是在一个社员家里吃一顿米饭加煮白菜的免费午餐。白头髪的老大爷感谢我用我的书法美化了他们各家的茅屋。他又指着贴在墙上一个显著位置的他孙子的成绩单。爷爷得意地说:“他才十岁,可比大队书记识的字还多。”我仔细一看,五门课中有三门的成绩是用红笔写的“不及格”;可是,对老人家来说,红色当然永远意味着“双喜临门”。

我也奉命在晚间参加社员不定期的政治学习。我的任务是朗读党报社论等等文件,并作一些讲解。人人都参加,因为每人可记两分工。在地里辛苦一天之后,他们正好放松一下。小青年们互相逗闹取乐,年轻妇女有的给怀里的孩子喂奶,有的忙着纳鞋底。谁也不理会我读的是什么。有一天,小黑子说:“巫大伯,你多读一点。”我吃惊地问:“黑子,你要我读什么?”他说:“随你读什么。反正这些都不是为我们农民写的。我就是爱听你读,爱听你的调子。”听他这么说,我既高兴,又感到不安。难道我在不自觉地用我的声音破坏党的宣传吗?我会在下一轮政治运动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吗?尽管如此,我很高兴看到农民的头脑并不像党所设想的那么简单。

我们一家人进入下放生活的轨道,分工自然地随之而来。怡楷是全家的“衣食父母”,整天忙于参加每一级的政治学习和政治性会议。生产队、大队、公社、区、县,这些五级会议往往是重复的,发的学习文件也是雷同的。“无事瞎忙,遍及全国上下的瘟疫,”怡楷说。我妹妹夫妇、怡楷的哥哥姐姐、扬州的堂弟妹、其他亲友,都在从事同样的无效劳动。身为“摘帽右派”和已解雇的临时工,又无其它身份,我“因祸得福”,免于下放干部这种无谓的忙乱。我现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家庭妇男”,顶住本来属于家庭妇女的半边天。我当上了家庭厨师。厨房在一丁睡觉的堂屋里。他的小床靠后墙,煤球炉靠前墙,我在炉子上烧饭,水缸就在近旁。堂屋的一角有一个碗橱,是一丁用劈柴拼凑起来的。它立在两条腿上,因为小木匠材料用完了,只得用一叠土墼作第另两条腿。和一丁同室而眠的还有一只大公鸡和十来只小母鸡,牠们在堂屋的另一角一丁砌的鸡窝里过夜,面对大门,离一丁的床不过两三尺远。

除了为我们提供鸡蛋,这群小母鸡是孩子们的宠物,在家庭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给每只鸡取个名字:大黄、小黑、珍珠、雪白、等等。蛋生下来,一个孩子就用铅笔在每个上面写上日期,放在一个篮子里。邻居又教给我们怎样孵小鸡,一窝二十个。在等啊盼啊几个星期之后,看着一只只小鸡脱壳而出,孩子们真乐死了。

可惜,没过多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欢乐就被破坏了。首先,篮子里的鸡蛋开始在夜间不翼而飞。怡楷和我大惑不解,一天决定守夜侦察一下,故意把鸡蛋放在一个大搪瓷盆里,盖上一个盘子。没等多久,我们就惊愕地看见一只大黄鼠狼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牠跑到搪瓷盆前,一点声音也没有,先用一只前腿把盖推掉,再用两只前腿抱住一个蛋,随即就一溜烟不见了。几分钟之后,牠又回来,重演那敏捷的行动。它抱着第二个蛋溜走时,我扔过去一只鞋。第二天早晨,我去找三老爹,说该死的黄鼠狼偷了我们的鸡蛋,请教他该怎么办。他听到我骂偷蛋的畜牲大为惊惶。“老巫,快别那么说!这是黄鼠大仙啊,大仙啊!你千万不能讲不敬的话。亵渎大仙会让你本人和全家倒霉。大仙赏光要你家的蛋,你应当感到荣幸啊!”我不忍心反驳这老实人,但这个荣幸我敬谢不敏。我们把鸡蛋锁在一个木盒子里。

两天以后,尖嘴猪来串门儿。他以知情人的口吻说:“巫大伯,你们丢了鸡蛋?也许我能帮你找回来,要是你给我两个大馒。”我怀疑他可能在骗我,但是两个馒头没什么大不了的。于是我跟着他走到三老爹屋后,看到一棵大树下面有一个大洞。我从洞口扒走一堆树叶和稻草。瞧吧!我们家的鸡蛋,每个上面都有铅笔写的日期,在洞里堆得整整齐齐!三老爹听说我侵犯了圣洁的大仙府邸,感到十分惊愕,同时也为我全家担忧。

我们的再教育从蛋又发展到鸡。每天傍晚,我们的鸡回家上窝,孩子们就站在边上,一只接一只点名清数,直到最后一只进来。有一天,他们发现少了三只鸡。孩子们想也许牠们误入了邻居家的鸡窝,就到他们家的窝里去找。可是一只鸡也没找到。我说:“黄鼠狼是偷鸡的篋贼。我猜一定又是那该死的黄鼠狼干的。”三老爹又苦口婆心地警告我说:“老巫,上次你家少了蛋,我怎么跟你说的?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这会儿你又对大仙不敬了。我真为你担心,老巫!”这时候,老螃蟹刚好路过,我就把丢鸡的事跟他讲了,心想队长也许能帮忙。他说:“不可能丢的。你养的鸡太多,数不清了。再不就是你得罪大仙啦。”孩子们丢了几个朋友,很不开心地上床睡觉了。第二天,尖嘴猪又来串门儿了。“巫大伯,你家鸡丢了,真糟糕。我要是你,就不去找。”我马上就明白他知道内情。“哦,鸡哪儿去了?又在那个洞里?”他挤挤眼,摇摇头:“哦,不是那样。要是你真想知道……”我说:“得,两个大馒。”他放低了声音,说得飞快:“这次是我姑爹老螃蟹干的。昨儿个下午,他跟猴子基文一块来我家。他对我爹和猴子讲:‘老李、老巫养鸡太多,搞资本主义。我们得想点办法。’后来他们三个一起去公房,我跟在后面。经过你家门口,我看见你在屋里看书。他们把公房的门敞开,你家的鸡就进去啄地上的稻粒子。随后他们就把门猛关上,捉了你家三只老母鸡。他们三个一人一只鸡揣在怀里,一手捂着鸡嘴,不让出声。晚上生产队全体干部在他家大吃大喝。”我问他:“还有谁在场?”他说:“还有我,没别人。我干了一条大腿,粉嫩的。不过他们不许我喝酒。”当晚,怡楷从外面开会回来,我悄悄地把故事讲给她听,她十分气愤。可是我们记得老螃蟹的绝对权威,决定还是不声张为好。

 

作为再教育的一部分,生产队分给我们两小块地种蔬菜。我们在一块地上种黄瓜、西红柿、韭菜、四季豆、水萝蔔,供春、夏、秋三季食用。另一块地上种白萝蔔和塌棵菜,供冬天用。为了给蔬菜地积肥,我们在屋子外面先挖一个坑,埋进一个残破的水缸,再围上一堵半截的泥巴墙,就算个露天厕所。路过的人看见里面有人可以把头掉过去。有一两次,我蹲在破缸边上,看见三老爹正朝着厕所走过来,我急忙低下脑袋,偏偏听见他客气地打招呼:“老巫,可吃啦?”从此以后,每逢怡楷或一毛解手,我就站在墙的缺口充门神。

一丁在家庭分工中是重量级的。下午放学回来,他经常从前塘挑两桶水倒进水缸,或者从邻居家借一担尿桶,从我们的破缸装上半桶粪尿肥,再到后塘掺上半桶水,去浇两片菜地。我们种的黄瓜和西红柿有一些下了小基贵的肚子,但我们还是有足够的蔬菜吃。一丁精心培育的白萝蔔和塌棵菜是我们全家的骄傲,也是全村人羡慕的对象。我们全家盼望着大丰收的喜悦。日子一到,全家出动,带着一把锹、一个箩筐、一根扁担。走近菜地,突然发现我们宝贵的菜园被盗空了。地里布满了乱七八糟的菜叶和萝蔔纓,好像战场上的断肢残臂。孩子们都哭了。怡楷找到老螃蟹,告诉他我们的蔬菜被人偷光了。他说那是不可能的。家家都种菜。为什么有人要偷我们的?最后他又说:“如果有人偷,那一定是公路那边的生产队的人干的。你的菜地靠公路太近。你家的青菜和萝蔔比我见过的都好。”他的内侄尖嘴猪却知道实情,因为他并不隐瞒他多么爱吃“老巫家又香又甜的大萝蔔”那是他在姑爹家吃到的。

这些小偷小摸的行径使我们感到气恼,主要因为它们破坏了孩子们生活中的乐趣。我们从剩下的母鸡收到足够吃的鸡蛋,从邻居家买蔬菜。后来老螃蟹出乎意料地送还单人床,我们甚至感到和好了。我们向他致谢时,他抽着我们的烟说:“没问题。老李是我妹子。这是你家的床。”他走了不久,尖嘴猪光临,一进门就说:“李大妈,你家的床回来啦。你知道为什么吗?”怡楷说:“这是我家的床。你姑爹跟我们借的。”这男孩小小年纪,懂的事可不少。他咧嘴笑道:“我知道,我知道。其实是因为姑爹给我表哥大水子打了一张新床。李大妈,用的是你的木料。”我们觉得难以置信。尖嘴猪接着说:“跟我来。我带你们到公房看点东西。”我们跟着他走进怡楷的旧家,看到一架新犁、一个新耙、还有一个新的斗形木制容器。“那是干什么用的?”我问他。我们的小向导回答说:“过年时候各家蒸糯米糰子用的。这些也都是用李大妈的木料做的。”怡楷恍然大悟,当初盖房子为什么老螃蟹要在他家门前施工。她沮丧地对我说“这太荒唐了!木料是公家的财产,拨给我盖房专用的。我是要负责任的。”尖嘴猪又说:“还剩下整整一根大木料。就搁在我姑爹床底下。他说大水子娶亲要打家具,这根好木料正好用得上。”

除了照例的两个馒头,我们又给了尖嘴猪一把糖果,因为我们确实赞赏他在再教育方面给我们的帮助。怡楷决定她必须向大队领导汇报一下,看他们是否能帮点忙。大队副书记听了以后似乎很愤慨。“这是国民党作风,不像一个共产党员干的事。我们研究一下,采取必要措施。”过了一些时候,小道消息传来,说老螃蟹在一次会议上受到了大队领导的严厉批评。但是他为自己开脱,说他没收我们多余的鸡、蔬菜、木料,是为了从生产队铲除资本主义。大队领导再也没理会我们。

老螃蟹继续进行他声称的“从生产队铲除资本主义的斗争”。在大队会议上受批评后不久,他在工间休息时在田头召开了一次“大批判”会。怡楷和我刚好路过。我们听到他提高了嗄哑的嗓门,狠批生产队里资本主义的表现:“生产队有这样的人,不下地干活,却养太多的鸡偷吃公房的粮食。有人不劳动,却靠四处写几个字得工分。寄生虫!资本家!阶级斗争!”他泄了愤,我们暗笑。

但是老螃蟹并不就此罢休。又一天,他闯进我们堂屋,在折叠桌旁坐下,随手点了一枝我们的烟。他说:“老巫,给我开个代办条。”代办条是经手人出具的购物证明,在公社,尤其是生产队一级,可以代替收据或发票。我常给他写,没当回事。“前几天我在西埠买了两个大箩筐,五元一个,两个粗筛子,二元一个。没别的。替我写上我名字。”我一向替他写上他的名字,因为他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又点了一枝烟,带着代办条走了,我也忘了这回事。后来我听说孙堡街上一间公共碯所墙上发现了一条反革命标语。公社保安人员急于破案,便要求各生产队取得可能嫌犯的笔迹。于是我给他写的代办条就被交了上去。不过,老螃蟹大失所望,因为保安人员发现我的书法和墙上的笔迹毫无相似之处。他并不死心,立即检举我在家偷听敌台广播。这次他说的倒有一点影子,因为我们确实常让一丁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节目。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大学和中学兴起了英语热,可是好的英语教师不多,公社中学尤其如此。我们觉得让一丁听听本国人的英语对话有好处。虽然这并不是犯罪行为,我们还是把音量调得极低。无奈隔墙有耳,何况是土墙。保安人员找到郭书记了解我的情况,我在安大的老上司说:“告诉你吧,老巫是省公安部门批准的全省唯一可以收听外台的人。”

为了向贫下中农学习,我也养了一头猪。一头混种小白猪,属于“小而圆”品种。我们的小而圆也是一丁的室友。我在前墙脚下为牠安排了一个舒适的稻草窝,和一丁的床相距咫尺。我喂牠山芋,看着牠剥了皮以后才吃,觉得很好笑。老螃蟹一下就看出问题,他认定我养的是一头资本主义的猪,因为他本人只用山芋皮喂猪。小而圆很野,常挣脱系绳往地里跑,得由小黑子和小水子两个棒小伙子出动才能抓回来。有一天,我喂牠新出锅的山芋,牠居然咬了喂牠的手。我实在应付不了,而牠又长得很慢。老螃蟹竭力主张消灭这头资本主义的猪。他订了日子,亲自出马当屠夫,我当然要付给他屠宰费。

我从来没有见过杀猪的场面。那畜牲狂乱的奔跑、那恐怖的尖叫、一把把亮晶晶的屠刀、那致命的猛刺、喷射的鲜血、死亡前的挣扎、半裸的老螃蟹不停地咒骂“你这资本主义的猪!你这资本家!”、还有看热闹的社员们的欢快,这一切为我的再教育又上了一课。在开水里脱毛之后,资本家被分解成许多块。然后屠夫到后塘去洗净脸上、手上、臂上、身上的血。他回来饱餐了新宰的猪肉,喝了大半瓶白酒,然后趔趄着走回家去,手里提着猪肝和一大快猪肉。我们从此没再养猪。

    我现在是个闲人,可以读点书了。怡楷把我的书都装在几个纸板箱里,尽管当时许多同事已经把他们的的书刊都当废纸,六分钱一斤,卖给了废品收购站,因为书和书生都给贬得一文不值了。箱子一打开,我们发现有些书在前一年的洪灾中被泡坏了。另一些书被耗子咬坏了,其中有那本和我共度过牢狱之灾的《杜甫诗选》,还有我在1957年动手、后来半途而废的《巴尔姆修道院》的译稿。我有点难过,怡楷感到痛心。我转念一想:“可怜的小耗子!他们必定比我在1960年那个冬天还饿!”我们把书摊在屋前的空地上在太阳里晒一晒。有一些好奇的小青年路过,拣起我在曼彻斯特学院美术史课上用的课本、海伦加德勒的《古今美术》。他们看到梵蒂冈西斯廷教堂中的裸体人像,就吃吃地笑,互相用臂肘推来推去。第二天,老郭叫我到公社去一趟,因为老螃蟹检举我用淫秽的图画腐蚀生产队的小青年。老郭听了我的说明之后,不禁笑出声来,说检举我的人真是一只“无事生非的老螃蟹”。

我们的确没有理由抱怨,当我们看到贫下中农,理论上也是国家的主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专横贪婪的地方干部手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老螃蟹利用每一个新的政治口号捞到好处。“在农村挖掉资本主义根子”的运动一来,他就扛着一把大斧子挨家挨户把门前的一两棵树砍倒,因为他懒得不肯栽树,又嫉妒别家门前成荫的树。高庄本来就以树少闻名,这样一来就一棵也没有了。接着他又把运动深入到社员的鸡窝里。本来有规定每户只许养四只母鸡,但并没有认真执行。蛋和鸡是他们唯一的现款来源。一天夜晚,他手提马灯,挨家挨户,查点窝里有几只鸡。他起初坚持要每家当场把超额的鸡杀掉,后来开恩让每家交一只鸡给生产队,到市场上出售。他自己家无鸡可交,他奶们子养的几只鸡早已被他宰了下酒了。十多只鸡被他捉走卖掉,但卖得的钱并没入生产队的公款。各家都养猪,一般每年要杀一头。不管哪家杀猪,老螃蟹从不错过。他一向是杀猪后的鲜肉宴上坐首席的贵宾,他一向在酒足肉饱之后回家,手提一大块瘦猪肉,外加猪肝或里肌。在每家为每个好日子举行的每次家宴上,老螃蟹也是当仁不让的首席贵宾。农业机械化的风一刮起来,老螃蟹一早带着管钱的保管员孙基文到县城去采购,晚上才醉醺醺地带着一部手提拖拉机回来。他要我给他和基文各记十五分工,外加出差费。因为社员中没有人懂得怎样摆弄这新鲜玩意儿,七手八脚就把拖拉机搞坏了。队长又得花一整?送它去县城修理。这个过程重复了好几次,直到报废的拖拉机被扔在公房外面。对于高庄的社员们,农业机械化的代价高达数百元,包括风尘仆仆的队长可观的出差费。

生产队在后高庄开队务会议由我负责记录。年底,会计员公布各家的明细帐目。每户共得工分多少,欠生产队口粮、柴草钱多少,家里有急事从保管员借了多少现款。收支相抵,盈余户可领到应得的现金,少则数元,最多的也到不了百元。至于亏欠户,召开全体社员大会,研究各户的帐目,讨论他们提出的从公积金中给予补助的申请。老螃蟹是五个亏欠户中挂头牌的。他欠生产队一百元现款,因为他向保管员借钱有求必应。要讨论的问题是这笔欠款是否可以全部或部分勾销。大多数社员一言不发,只有几个小青年发言反对免除任何欠债。最后,大队的唐大队长代表大队党支部做总结。他首先表扬李队长一年来在生产队工作的成绩,然后对他的家庭负担过重表示同情(事实上他儿子大水子已经挣全工分)。最后,出于对一个贫农弟兄、共产党员、模范党员的阶级感情,建议给他“割尾巴”,即一笔勾销他的欠债。有权有势的大队长问道:“有谁有不同意见吗?”沉默。“那么一致通过。散会。”老螃蟹朝着我说:“老巫,在记录上写下,生产队全体社员,在唐大队长参加的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给李庭海队长割尾巴。”我再次领教了他的领导艺术。

从后高庄回家的路上,我问小黑子为什么其余四个亏欠户的问题没有讨论。比如说,三老爹,他家确实困难,孬子挣不到什么工分,小蛋才六岁。“巫大伯,我说一句话,你别生气。你懂很多书,中国的、外国的都懂,但是你读不懂生产队生活这本活书。”黑子说,一面搀着我在黑暗中崎岖的小道上摸索往前走。“人人都知道这个会是干啥的,除了你以外。也难怪,我们是在这儿长大的。你真需要再教育,巫大伯。”

“双抢”以后又开了一次生产队全体大会。双抢是一年最辛苦的时候,一面抢收早稻,一面抢种晚稻,一天劳动连轴转。又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不少人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政府规定每年分三期征收公粮,即按早、中、晚稻先后登场时间征收。但是,地方政府,在上级政府的鼓动下,号召各公社在早稻收割后将全年的公粮一次缴齐。唐大队长驾临高庄,要求社员们响应号召。

“我很高兴听到汇报,高庄今年早稻收成很好。”他圆滑地开始说。“你们干得很辛苦,双抢的确累得你直不起腰来。我在解放前给地主老财累死累活。如今,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我们都解放了。我们怎样感谢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呢?我们怎样表示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呢?你们会说,收获更好的稻,更多的稻,按时缴公粮。好得很!但是,这样做够不够?我说,我们要更上一层楼。所有先进的大队都会用新收的早稻一次缴齐全年的公粮。我们大队党支部作出决议,让新建大队成为一个先进大队。你们是要一个先进大队?还是一个落后大队?”

“我们当然要一个先进大队!”老螃蟹毫不迟疑地大声响应。“好得很,你们有一个先进的生产队长。你们大伙儿怎么讲?说啊,大家说,我们是讲民主的。我欢迎每个人有啥说啥。”“唐大队长,我把我的心交给你。”三老爹开腔了。“你对我很了解。我是个老贫农。我热爱毛主席。可说实在的,我们米缸里没米了。这些日子我们累死啦,感谢老天爷早稻总算收好了。我斗胆问一声,我们能不能向生产队借一点,帮我们度过几天青黄不接的难关,比如说,每人借个一、二十斤?那在总数量里算不了……”

“开道,听你说出这样的话,我感到气愤。”唐大队长声色俱厉地说。“你说你是老贫农,你又是老一辈的。这对整个生产队是多坏的影响!大队号召你们大家用你们收割的全部早稻缴公粮,而你却要留一些装进你的肚皮。这像一个老贫农讲的话吗?我们要当先进大队,你要拉我们的后腿。那正是我们的阶级敌人想干的,你讲的是他们要说的话。我说,你最好做个检讨。”

“我只是一个大字不识字的老贫农。说错了,我随时可以做检讨。”三老爹说。“可我们的肚皮像我们的米缸一样空。不光是我一家,大多数人家都一样。我们一直靠借来的米下锅,为了能干双抢。我痛恨地主,你是知道的。但是我们大家都记得,地主在双抢时给我们吃的最好。为了更好地剥削我们,我知道,但是……”

老螃蟹打断了他的话。“开道,你疯啦,像你家孬子一样?你也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鬼话。如果你不改邪归正,就给你套上《公安六条》,管你贫农不贫农。唐大队长,我们继续开会。我代表高庄生产队全体贫下中农向大队党支部宣誓:我们保证用收割的全部早稻缴纳全年的公粮。如果我们收成不够,我就到别的队去借一些早稻,补足欠缺的数量。”“庭海,讲的太好啦,”唐大队长热烈地说。“我保证你当上大队的一名先进生产队长。”

“散会!”老螃蟹宣布。“明儿个早上开始,我们把早稻送到收购站。老巫,在记录里写上:生产队全体贫下中农一致……哦,算了,你知道写什么的。”

第二天,老螃蟹又来我家,手里拿着几张大红纸。他满面春风地说:“老巫,明儿个县里来人调查好人好事,公社有话要做好接待工作。你马上给我写个光荣榜,表扬好人好事。”

“李队长,怎么写?表扬哪些人?”

“嘿,这有啥难的。高庄生产队光荣榜。模范共产党员、生产队长李庭海同志先进事迹。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打倒刘少奇,打倒林贼!领导全体贫下中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双抢全面胜利,一次缴纳全年公粮。艰苦朴素,公而忘私。还有什么什么的,你往上堆就是啦。我过一会儿来取。”

“下面写谁的名字?还有别的好人好事吗?”我问他。

“老巫,你真孬。当然是高庄生产队全体贫下中农一致通过。我是唯一的党员,咋会还有别人呢?”

过一会儿,他来取走我写好的“光荣榜”,亲自贴在村口孙家的大屋正墙上。

除了缴公粮,农民还得为修路、浚河、抗洪等等提供无偿劳役,自带工具,自备口粮。所谓“捣乱分子”,一般是不服从队长领导或是讲怪话的青年社员,就会被罚为大队作无偿劳动。社员们从广播大喇叭里听到“某队某人今天早上向大队报到,劳动一天。自带工具和口粮”他们就在心里接受教训,记住自己在社会主义农村“主人公”地位。自然,农民也得服兵役。每年从青年社员中挑选表现好的去参军入伍,几年后活着回来可指望当上“公家的人”,在公社或者县城弄到一份有固定工资的工作。高庄的孤儿“小五保”被恩赐这个荣幸,被送上越南前线,因为他一向服从命令,埋头干活,从不顶嘴。比起其他小青年来,他还有一个优越条件:没有人会为他在远方战场上的安危揪心,如果他死在异国沙场,也没有人会为他哭泣悲伤。

我过去一直以为,只有知识分子在变幻无常的政治气候中受害。但是再教育让我明白其实不然。1971年春,王庄的队长被押解到各生产队游街示众,接受批斗,因为他说过“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彪面带“奸笑”。现行反革命诽谤!他被撤了队长职务,每天到大队干无偿劳动。他被押到高庄批斗,怡楷一眼就认出,老王就是一年多以前在洪水冲断的公路上帮她和村村渡过难关的好人。几个月后,发生“林彪事件”,全国又掀起轰轰烈烈的批判林贼的政治运动。

一天下午,老王满面春风走进我们的堂屋。“老巫,我来请你帮个忙,”他说。“现在人人都说林彪面有奸笑,大队书记要我交一张入党申请书。他说我表现了‘很高的政治觉悟’。我是个睁眼瞎,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我来请你帮我写一张入党申请书。”

“没问题,老王,”我说。“不过你得给我讲讲你本人的情况,还有你为什么要入党。”

“其实没关系,老巫。得啦,就说我是贫农,我家世世代代都是贫农。我热爱毛主席。我痛恨奸笑的林贼。这就行啦。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我入党。”几分钟后,他离开我家,手里拿着他要求加入“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书,写在从一丁的笔记簿撕下的一张纸上。

小黑子的生活也在另一方面受到影响。他订娶亲的日子时,林彪发动的“三忠于”运动正在全国搞得热火朝天。“伟大领袖”最忠诚的法定接班人号召全国上下“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三个“忠”字的组合成为全国风行一时的装饰图案。小黑子准备结婚用的新床打好后,木匠在三连锁的圆环每个当中嵌进一个精雕细刻“忠”字,作为四柱卧床正上方的中心装饰,社员们都赞不绝口。没料到,婚礼还没举行,“三忠于”和它一命呜呼的倡导者一样声名狼藉了。木匠被请回来,敲掉三个臭名昭著的字,留下三个空洞,作为一个荒诞时代盲目的见证人。

哪怕是与世隔绝的麻疯院也抵挡不了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在“三忠于”运动的高潮,鲁大夫被请到麻疯院会诊。他发现那里面身患古老的不治之症的病人也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每派都宣称自己最忠于毛主席。鲁大夫告诉我:“一派力竭声嘶地咒骂另一派是‘反革命麻疯鬼’。两派都挥舞着夹在残缺不全的手指间的小红书。我从来没见过更可悲的景象。”我说:“这地方听上去倒像今日中国的缩影。”

“三忠于”对我们家也小有影响。两个大孩子在我下来之前都已改名换姓,因为我的“巫”姓太臭了。随着当前的时尚,一丁改名“李农”,一毛改名“李忠”。林彪事件在孙堡初中向学生宣布后,一毛回家跟我说:“爸爸,我一定得改名字。”我问她是否想好了一个新名字,她悄悄说:“我考虑好了。‘忠’字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上半部单独发音和‘忠’字一样。下半部是‘心’字,我干脆把‘心’去掉,光用上半部。你说呢?”我觉得很好玩,就说:“妙极了!你现在是无心的李中!”我女儿不喜欢我的小玩笑,噘着嘴走开了,但是并没再改名字。我们下放结束回城之后,她又恢复了我当年关押在半步桥劳动教养所时给她取的名字。

农村生活中另一种灾难是疾病。由于社员们既无空又无钱,他们从来不上公社卫生院看病,除非病得不行。疟疾一发,病人就服几粒奎宁,躺在床上,盖上大棉被,捂出一身大汗。寒热一退,病人马上下地干活。邻居们发现怡楷的急救箱里有一些对付常见病的成药,如果患腹泻或痢疾就来要肠胃消炎片,头疼感冒就要复方阿司匹灵,眼睛发炎就要氯霉素眼药水。

小黑子一头浓密的乌緑当中是一片难看的秃顶,那是因为小时候害过毛囊癣。小水子的妈“乔老伯”是一个唠叨但心肠好的老大娘,她患血丝虫病多年,两条腿肿得难看,社员们叫做“橡皮腿”。多年前刚得病时,她只晓得一个土方子,就是让小男孩往病腿上撒尿。多年后才得到确诊,为时已经太晚了。虽说她爱和我开玩笑,我从来不忍心问她是否还难受。她整天有说有笑,你再也想不到她先后嫁过三个男人,生过十一个孩子,死了十个。她跟这第三个丈夫生的小水子是唯一活下来的。我看着她百般溺爱这羞涩的壮小伙子,真是感动。但若是她急于要他从地里回家干活,她就会把嗓门儿提得高高的喊道:“小水子,你这个挡炮子的,你这个活不到十六的,你给我回家来,快快……”我就会逗她:“小水子妈,他已经十七啦。你说的不是真心话。不灵的!要是他活不到十六,谁给我家缸里挑水?我到后塘洗澡,谁给保驾不让我淹死?谁天天晚上在笛子上吹那些让我听了落泪的曲子?”她就会笑得前仰后合,责怪我“取笑一个可怜的老贫农”,紧接着就要把小水子送给我做乾儿子。

紧邻孙奶奶大不一样。她老人家从早忙到晚,喂牛、给全家烧饭、照顾两个很小的孙男孙女。她不分冬夏,不论晴雨,总光着脚跑来跑去,披散的白髪盖在满布皱纹的蜡黄的脸上。其实她腾不出多少时间管孩子,小孙子就由四岁的孙女小兔子看管。一毛常去和小兔子玩。一天中午,一毛从学校回家吃午饭,听说小兔子发烧躺在床上,她就带着一块小硬糖,钻进他们家黑漆漆的堂屋去看她。片刻之后,她冲出来,惊惶地大喊:“快点儿来,孙奶奶,孙奶奶!我推小兔子,她不动啦!”奶奶赶忙进屋,过了一会儿就出来了,怀里抱着死孩子。她又哭又号:“我可怜、可怜的小兔子啊!”她一遍又一遍地呼号,直到孩子的父母从地里赶了回来。孩子的爹、基升下自己的屋门,钉了一个薄皮材,当天下午就把孩子埋掉了。他们没费神去了解孩子是怎么死的。

病痛自然也有我们的一份。怡楷是全家第一个病倒的,也是唯一享有公费医疗的。三个孩子轮流发高烧。背一村或一毛去孙堡看病是我的事。一丁病得走不动时,村里的一个小青年就背他去。尽管公社卫生院的医生们常常查不出孩子们生的什么病,他们竭尽全力使体温恢复正常,让他们继续上学。有一次,一丁病得没力气从病房走到户外的厕所,

一到夏天,高庄蚊虫成灾,传播疟疾。周期性的疟疾害得我骨瘦如柴。到高庄后的第二个夏天,一天下午我发起高烧来,开始说胡话。怡楷冒着大雨去孙堡把鲁大夫请来。她不在家的工夫,我们的茅屋给雨水淹了,雨是从关不严的门和前一年雨季起就漏雨的屋顶进来的。我躲在屋子唯一无雨的角落里一毛的小床上。淋成落汤鸡的大夫忙不迭地搭起一个临时装置,挂上盐水瓶给我进行滴注。紧接着他又去帮怡揩用洗脸盆把泥浆水戽出去。雨停了一小时后,泥浆水也戽完了,两名公社干部从门口探头探脑,喊道:“老李,我们到各生产队跑跑,看下放干部在这场大雨中是否需要帮助。有什么……”怡楷回答说:“感谢你们的关心。如果早两个钟头来,你们也许能帮点忙的。不过还是感谢你们。”

不过,当然喽,我们有鲁大夫。下放后不久,我第一次到公社卫生院去看病,他接待我时彬彬有礼,让我这个“贱民”感到受宠若惊。他给我开了些保肝的药,问我公费医疗证的号码,我说我没有。“巫老师,你是说忘了吗?”我说:“不是,我就是没有。我不是下放干部。我是李怡楷的家属。”他觉得难以置信,小声自言自语道:“这怎么可能呢?”他很快就了解到我的处境,从此以后对我们格外关照。

鲁大夫刚三十岁,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爸爸。他的妻子是社员,带着三男一女住在附近一个生产队。他出身贫寒,上过两年小学,但从小爱读书,从一个邻居学中医,又从医学书刊上学到西医的基本知识和技术。作为卫生院的骨干,他经常一上午做两个手术,下午又穿着草鞋到一个僻远的村子去接生。在许多社员的心目中,他是救命恩人。可是他深知自己作为一个医生的局限性,兢兢业业争取更上一层楼。晚间没有出门急诊的任务时,他不顾院长的警告,常带着一本初级英语读物来这个“政治麻疯病人”家串门儿。在暗淡的灯光下,他花一个又一个小时,在我们的帮助下,探索一门外国语的奥秘。他梦想有一天能看懂英文的医学文献。他也梦想他的孩子们有机会受到更多更好的教育。为了弥补他在普通教育方面的缺陷,他贪婪地阅读任何他能找到的中国文学的经典著作和近、现代的文学作品。他相信,一个医生不仅要具备良好的医疗技术,而且要有一颗仁医之心。而阅读好的文学作品“有助于孕育对人和生命的爱心”。和紫禁城里那些大御医相比,鲁大夫高尚多了。在他身上,我看到了没有任何专制政权可指望腐蚀或压垮的品质。我有机会来接受这位农民医生的再教育,可说是三生有幸,不得不归功于那居心要置我于死地的红色恐怖。鲁大夫不?帮我恢复健康,而且帮我巩固对生活的信念。

    鲁大夫是在我们亲友星散时的患难之交。和我们保持正常书信来往的只有我妹妹一家和怡楷在天津的亲人。我妹夫原来在鞍山钢铁公司任高级工程师,在“清队运动”中几乎被造反派工人打瞎,幸存后一家五口下放辽宁盖县农村。怡楷的三位哥哥在饱经凌辱之后下放到天津郊区农村。当时人人自危,虽亲友之间也常音问断绝,生怕来往信件在下一次政治运动中被查抄,当作反革命言论的罪证。我身为“贱民”,自然更无人问津了。1973年岁末,忽然接到沈从文老师从北京的来信,使我感到惊喜交集。1958年被划入另册之后,我就和他失去联系,转眼十五年了。他用那举世无双的章草密密麻麻写了六张八行书,一个月后又来了一封长达八张的八行书。老师从查良铮处得知我的景况,语重心长勉励我不可因贫病交迫而“自暴自弃”,并以他自己的一生经历现身说法。我把他的信一字一句地读给我受苦受难的妻子和三个小儿女听,那当年令我心醉神迷、透明烛照的声音又在我们风雨飘摇的茅屋中回荡,“字字化为金”,连十岁的小一村都听哭了。从此以后,他就知道有个“沈伯伯”,几年之后回到城里就一本一本读起他的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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