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宁坤《一滴泪》连载|7.牛棚内外&红与黑

第十一章牛棚内外,1966-68

“山雨欲来风满楼。”1965年,文化领域又出现了阶级斗争的苗头。一些著名的影片,诸如《早春二月》和《抓壮丁》,在官方报刊上被定性为“毒草”。星期日,安大常组织全校师生前往市内一家电影院免费看这些“毒草”,然后在政治学习小组会上进行批判,提高觉悟。我从没看过这些影片,今日一见倒是“相逢恨晚”,发现它们在艺术上远胜于那些歌颂伟大的党和共产主义英雄人物的公式化宣传品,实在看不出它们何毒之有。报刊上不仅对“资产阶级”电影和戏剧大张挞伐,连传统京剧也不放过,使人想起希特勒当年对“堕落的艺术”的打击。年底以前,全国的报刊大张旗鼓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作者吴晗当年是我的母校西南联大的教授、明史专家。他也是中共的“同路人”,“解放”后入党,近年来官至北京市副市长,红极一时。他根据毛泽东授意写的历史剧歌颂明代清官海瑞,而现在却被一口咬定是借题发挥,为被毛泽东罢官的彭德怀元帅翻案。

1966年春,对吴晗的批判升级。他和《人民日报》主编邓拓、北京市宣传部长廖沫沙合作的报纸专栏《三家村》被定性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大毒草。其结果,不但这三位享誉文坛的党员文人身败名裂,而且堂堂的北京市长和市党委也受株连被“一锅端”。5月16日,党中央发出通知,号召在全国展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除“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显而易见,对一部历史剧的批判不过是发动另一场政治运动的突破口,可是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运动又将怎样进行。

6月1日清早,从附近的广播大喇叭中,我们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6:30新闻播送当天的《人民日报》社论,号召全国革命群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论的语调比1957年反右派的社论更加歇斯底里。我从怡楷的眼睛里看到不安的神色。一丁问我:“爸爸,牛鬼蛇神是什么?”我答不上来,他妈给我解了围:“一丁,我们不知道。我们从来没见过。等着瞧吧。”

我急急忙忙去文科楼上八点钟的课,精神有点紧张。一进楼门,我就看到门厅两边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我飞快地扫了一遍,发现都是针对冒教授、杨教授、和姚主任的,感到松了一口气。也许作为临时工,我够不上“反动学术权威”吧。走进教室,发现一个学生也没有,我便去系办公室了解情况,却看到我班上几个学生正在旧报纸上写大字报。我想跟他们打招呼,可是谁也不理我。我不知怎么办,走出办公室,碰上杨主任皱着眉头在过道里走来走去。我焦急地问他:“杨主任,我们从此停课了吗?”他结结巴巴地说:“没有,没、没有。暂时停、停一下。长期停、停课怎么受、受得了?”他的口吃比平常更厉害了。他是一个革命烈士的儿子,当过海军舰长,从南京一所军事学院调来接替李主任的。他有在莫斯科大学教过几年现代汉语的经历,比较重视业务工作。

与杨主任的想法相反,课一停就是好几年,我也从此以后就没在安大教过书。学生吵吵嚷嚷要闹革命,校领导慌了阵脚。既然中央文件已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列为斗争对象,校党委就姑且先“抛出”三名老教授和中文系一名常在本地报刊发表文章的青年教师,作为“靶子”。几乎一夜之间,校园变成了一座用竹杆和芦席搭起来的迷宫,芦席上贴满了大大小小的大字报,肆意攻击校党委抛出的四个靶子,也不放过其它中、老年教师。我在这些稀奇古怪的曲径中游荡,东张西望,暗自希望这一次我或可幸免于难。不久,我就看到一张把我画成“笑面虎”的漫画,下面的说明是“死老虎没死!”我不免有点惊慌:难道这次他们真的要把我整死吗?一张大字报罗列了我的极右罪行。另一张揭发了我的罪恶历史:我当过飞虎队和国民党空军的翻译官。还有一张谴责我在教学工作中用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学和修正主义思想腐蚀社会主义青年。我的罪名包括:抵制教学改革,坚持用英文文学原著作教材,而不用中文政治性文章的英文翻译;在听能课上散布敌台的反动宣传;选用欧•亨利的短篇小说《警察与赞美诗》,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其中包括吃野鸭、喝法国白葡萄酒、呷小杯浓咖啡;抬高一名英国资产阶级的中学教师,用来美化所有资?阶级知识分子;利用《格列佛游记》含沙射影攻击新中国;如此等等。我本指望可以幸免,但我又错了。一名右派分子,哪怕已经“摘帽”,是理所当然的“牛鬼蛇神”。在家里孩子们也把“笑面虎”当作我的绰号,他们哪里想到眼前可笑的胡闹可能会对我们全家带来怎样的后果。

一连几天,各系学生写的揭发批判大字报铺天盖地,遍布全校的大喇叭不停转播《人民日报》一篇接一篇煽动性的社论,或者革命学生声讨四名“反动学术权威”的文章。“革命造反”精神一触即发。6月6日之夜是一个合肥特有的闷热的夏夜。我在蚊帐里好不容易熬到半夜才睡着。过了一会,我就觉得怡楷不停地在用胳臂肘推我,小声说:“你听,多少人叫嚷,喊口号!”我听见校园中心人声鼎沸,迷迷糊糊地说:“学生吃饱了没事干。咱们睡吧。”又过了一会,我还没完全睡着,又听见怡楷更紧急地小声说:“你听,他们在喊你名字,朝我们这边过来。”我还搞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只听外面有人用脚猛踢我们的大门,嘴里喊着:“巫宁坤,开门!开门!”奶奶带两个大孙子睡在外屋,下了床,颤巍巍地打开门。一群我班上的学生冲了进来,叫嚷着“打倒极右分子巫宁坤!打倒美帝国主义!”带头的男生叫汪崇德,英语学不好,但“出身好”,杨主任教我给他个别辅导。他们把我拖下床,拉着我往外走,经过外屋我一眼看见一丁和一毛在墙角蜷缩在一起,又抖又哭。我连忙说:“别害怕,乖孩子。这都是我班上的同学。你们认识他们的。”下楼到了门口,我定神一看,只见外语系几位教授直挺挺跪在我门前小道上,我真有点“受宠若惊”。革命学生一路吆喝,连推带搡,把几名老“牛鬼”押解到人山人海的水泥篮球场。

到了球场,眼前的景象令我惊骇:几十位教授和老讲师跪在水泥地上,前前后后挤满了黑压压的学生,一名男生正站在前面一个小台上怒气冲天地控诉他们用资产阶级思想毒害学生、阴谋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行。押解我的学生从我背后对我拳打脚踢,我踉踉跄跄地跪倒了。

声讨结束,一个刺耳的男声从大喇叭里宣布:“革命的同学们!今晚我们在揪斗安徽大学的牛鬼蛇神的战斗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些人民的敌人一直在梦想恢复他们的资本主义天堂!但是我们胜利了!现在让我们收兵,准备明天继续对阶级敌人的斗争!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等我慢吞吞地回到屋里,已经是凌晨两点半钟,全身酸疼,头昏眼花。我纳闷这种流氓行为和所谓的文化革命有什么关系,我的脑子也无从理解这么不可理喻的行为。我倒是想到,在希特勒恐怖统治早期,纳粹冲锋队员残害犹太人的暴行,不过社会主义大学生哺胍埂A不分青红皂白揪斗自己的老师等我慢吞吞地回到屋里,已经是凌晨两点半钟,全身酸疼,头昏眼花。我纳闷这种流氓行为和所谓的文化革命有什么关系,我的脑子也无从理解这么不可理喻的行为。我倒是想到,在希特勒恐怖统治早期,纳粹冲锋队员残害犹太人的暴行,不过社会主义大学生在深更半夜不分青红皂白揪斗自己的老师更加荒诞不经。

第二天上午,全体“牛鬼蛇神”、各系教授和老讲师,连同我这名临时工,一共四十多人,在一间会议室听报告。统战部一名干部大讲,我们为资本主义复辟,犯下的罪行如何严重。他强调,学生夜晚采取的是革命行动,完全是由“牛鬼蛇神”的可疑活动挑起的。他们正义行动的威力粉碎了我们的复辟梦。所以,我们要回去深刻反省,书面汇报,学生的革命行动如何给予我们深刻教育、如何“触及我们的灵魂”。简言之,我们要承认罪有应得,同时感谢党和革命群众竭尽全力把我们“从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泥淖中挽救出来”。

从此我又成为“专政对象”,离我“回到人民的队伍”还不到两年。我一直“夹着尾巴做人”,有话放在心里,却仍然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显而易见,并不是因为我做了或没做什么,而是因为我已经被永久打上“阶级敌人”的烙印。1958年,我是原单位唯一被打成右派的教授,成为众矢之的。我是个例外,连我自己都怀疑过我是否咎由自取。今日环顾左右,这么多前不久才戴上“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桂冠的衮衮诸公和我“同流合污”了。我揣度,在“伟大领袖”亲自领导下,“伟大的党”再一次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推陈出新,以适应自己的政治需要,随心所欲给知识分子安上一连串罪名。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文革是反右运动合乎逻辑的发展和升级。因此,我觉得没有理由怪罪自己,反倒感到轻松得多,虽然我又得重新开始“通过强迫劳动改造自己”,一名临时工混杂在数十位教授和讲师当中“鱼目混珠”。

全家又受到株连。妻子经常受到骚扰,被勒令揭发我的反革命言行,同时又要她提防我“一时糊涂干出什么自绝于人民的蠢事”。怡楷请他们放心:“感谢同志们关心。但是巫宁坤不会糊涂到那个地步。何况,他小时候母亲就上吊死了。他早就免疫了。”三个孩子经常听到同学骂他们是“小右派!”“小反革命!”八岁的女儿在路上被我班上的一个男生骗到宿舍去,按照他写好的样子,用毛笔依样画葫芦在一张旧报纸上描了一条“打倒反革命分子巫宁坤!”的大标语,又在下面写上自己的名字。标语被单独贴在十字路口一块牌子上,十分引人注目。小儿子文革开始时刚刚三岁,在幼儿园就没人理睬了,成天孤零零地坐在一个墙角,两手搁在膝盖上,呆呆地看着别的孩子嘻嘻哈哈地玩乐,回家后仍然发呆,甚至被人怀疑是个哑巴。

八月中旬,“红卫兵”得到“伟大领袖”的祝福在北京诞生,从此飞扬跋扈,任意揪出文化界名流和党政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时隔不久,戴着红卫兵臂章的大学生从京城降临安大校园,“传经送宝”,推广他们“横扫牛鬼蛇神和四旧的革命经验”。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也奔赴北京和其它城市进行“革命大串联”、“交流革命经验”。乘车乘船一概免费,食宿一概由接待单位负责免费供应,一代青年倒是实践了“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的箴言。不过其结果,全国交通一片混乱,各旅游胜地却人山人海。九月,本校学生免费旅游归来,身穿时兴的褪色草绿军装,臂戴“红卫兵”袖章,耀武扬威。为了加强对牛鬼蛇神的专政,他们从“世界革命中心”北京带回来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和传单,宣扬“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非凡的睿智和才能,揭发控诉“党内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滔天罪行。与此同时,骇人听闻的消息满天飞:红卫兵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任意残害无辜人士,任意抄家,没收私人财物,任意毁坏文化遗产。“红司令”一声令下,千千万万红卫兵誓言“砸烂旧世界,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红色恐怖开始席卷中华大地了。

九月中,有一天中午,一帮红卫兵又闯进我们家,高呼“打倒江钟杰!打倒地主!”这是我继母的名字,“解放”后她受我早已过世的父亲株连被划为地主。她正坐在她的小床边上喝茶,两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女生猛扑上去,一边一个抓住她,嘴里喊着“走!老地主!”吓得老人家浑身哆嗦。

“让我先上一下厕所吧。”她哀求道。

“你是想耍什么花招吗,地主婆?”怡楷插话了:“奶奶有糖尿病。她得常上厕所,尤其是精神紧张的时候。”

“你能保证她不企图逃跑吗,李怡楷?”

“没问题。你可以自己去看看,厕所只有一个门。”

“好吧,你去吧,江钟杰。我们在外面等你。”

两个钟头以后,老人家才颤巍巍地走进家门,白发散落在脸上。她倒坐在小床上,一丁急忙拿起热水瓶给奶奶掺了茶,一边端各起杯子递给她,一边轻轻地说:“奶奶,先喝口茶吧。出了什么事儿?”。我突然觉得几个月来一丁长大了许多。他刚十岁,可是他的童年已经被扼杀了。

“完了,完了,丁丁乖乖!你快没奶奶了。”她边说边哭了起来。“奶奶,您镇静一下。告诉我们出了什么事儿,”怡楷边说边坐到她身边。

过了一会,奶奶才接着说:“她们先把我押到篮球场,我一路走一路抖,她们还骂我走得太慢。我不知道一共搞去多少老人,男的女的都有。红卫兵先让我们排好队,押着我们在校园里游街。他们一路喊口号:‘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地主!打倒地主某某某!把地主统统赶出安徽大学!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还有什么什么的。然后又把我们押回球场。一个男生红卫兵训话,大骂地主阶级犯了多少罪。最后他命令我们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安大和合肥市。如果我们不执行命令,就要倒大霉。那我怎么办?我现在怎么办呢?”

我身为牛鬼,一筹莫展。一个以敬老闻名的社会,怎么能堕落到迫害风烛残年的老太太?大学生、民族的精英,怎么能这么快就堕落成毫无人性的暴政工具?我的义愤自然也是白搭,到头来还是怡楷出面去想方设法。

“奶奶,您镇静一下,休息休息。我总说,天无绝人之路。我现在就去找红卫兵讲讲道理。”她去了快一个小时才回来,神情沮丧。

“我跟他们说,奶奶今年七十一岁了,糖尿病很重。她老人家只能跟我们住。她没别处可去。我看不出她呆在学校对任何人有什么害处。他们回答我:很遗憾,不过那跟我们没关系。北京和上海已经带头把地主分子赶回原籍。你一定听说了他们是怎么干的。比较起来,我们太宽大了。我们怎么可能搞例外呢?这是红色恐怖!执行命令,否则……他们现在是狂热分子。别指望他们发慈悲。”

我们跟奶奶商议了一下,决定她只能回扬州去,好歹家里还有堂弟妹可以照料她。也许等局势平静下来,她还可以和我们团聚。第二天上午,怡楷去派出所办手续把奶奶的户口和粮油关系迁到扬州。下午,怡楷又去火车站排队买了一张去扬州的夜车票,回家后再急忙搞了几个小菜给奶奶送行。奶奶说没有胃口,我们好说歹说劝她吃了半碗饭。我们让孩子们先上床睡觉,奶奶拉着一丁的手,泪痕满面。等事前约订的一部三轮车来到,我陪奶奶坐上去。她连一个小箱子也不敢带,怕引人注意。我提着她的随身行李,送她上了火车。七十多岁的寡母,患难余生又遭此横祸,我除了叮嘱保重,竟说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话。目送她孤身走上回乡的路,我心里比自己八年前爬上吉普车孤身去充军更难受。我什么时候才能重见我的老母呢?不过,比起怡楷家在天津的几位长辈,她能活下来已经算幸运了。怡楷的舅父舅母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自己家里被红卫兵残酷斗争之后活活打死。她的继祖母和女儿不堪红卫兵的凌辱,双双自缢。四位老人的尸体被扔上卡车送到火化场。谁能告诉我,为什么这些无辜的老人要被青年学生如此残暴地杀害,而这些爷爷奶奶本来会像自己的孙男孙女一样疼爱他们的?为什么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肆无忌惮地犯下了这么多无可饶恕的罪??两年前姥姥去世,怡楷悲痛无比,现在她反而觉得老人家至少逃过了这场劫难。在红色恐怖统治下的国土上,死亡成了唯一的避难所。

不久之后,安大红卫兵开始到教授和老讲师宿舍抄家。在前往某户抄家时,他们一路上敲锣打鼓,高呼流行的革命口号,搞得人人自危。在里面有人家被抄的宿舍楼门口,两名红卫兵手持红缨枪站岗,重现“伟大领袖”《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当年农民造反的风采。

一天早晨,大喇叭播发了外语系“红卫兵司令部”的“一号通令”,勒令外语系牛鬼蛇神于上午九时整到水泥球场报到,接受革命群众批斗,不得违误。名单包括四名俄语老教师,五名英语老教师,外加鄙人。我到达时还不到九点,其它九名牛鬼已经整整齐齐排成一溜,耷拉着脑袋。他们面前堆放着乱七八糟的衣服、鞋子、艺术品、收音机、各式各样的家用物品,显然是从他们家里抄来的。批斗现场围满了看热闹的“革命群众”,胜过中华民族传统的“示众”场面。我赶忙站到队末,小小临时工早已习惯于敬陪末座。主持批斗会的一个男生宣布开会,控诉我们大家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行。他又指着脚下的私人生活用品作为我们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罪证,而我看着这些东西却想到美国人家的车库买卖。然后,他宣称,我们的工资待遇与工农群众相比高出太多,下令每人要当场自愿提出减低工资。我本以为我的工资已经够低的,现在却被逼得吞吞吐吐地说我一个月有三十元就够了。于是我每月一下就少了四十元。然后我们就在校园里列队游街,每人头上一顶纸糊的高帽子。也怪,我却连一顶帽子也没捞到。一路上押队的红卫兵高呼口号,无非是“万岁”或者“打倒”。游街后,我们被领进文科楼一间教室,一位姓萧的党员俄语教师宣?牛鬼蛇神成立一个特别小组,进行政治学习和劳动改造。完全出乎意料,我竟官封小组长,真是莫大的嘲弄。

当天下午两点是规定我们第一次政治学习的时间。我提前了几分钟,还没到大楼门口就看见我的九位“牛朋”,包括一位满头白发的女俄语讲师,都蹲在楼前的空地上拔草,他们头上的高帽子上下跳动,俨然是《仲夏夜之梦》中的一景。我问哈佛人、花白头髪的姚主任:“你们在干什么?谁让你们干的?”他一本正经地答道:“总比什么也不干好些。闲着站在这儿给群众印象不好。”我二话没说,领他们进了教室,各人面前有一张小课桌。作为小组长,我下的第一道命令是把高帽子脱下来,各人就把自己的帽子立在自己面前。他们对红卫兵这般过分的卑躬屈膝,让我感到不是滋味。

我问大家:“谁让你们戴着高帽子来的?”

“红卫兵没说过我们可以把帽子拿下来。”哈佛人抢先回答,他是以不折不扣按党的指示办事闻名的。“我们都是罪人,既是资本主义,又是修正主义。我认为我们应当放谦卑一些,表示低头认罪。”

“老王,”我转向一位1950年起义的国民政府外交官。作为起义人员,他在运动中是应当受保护的,我好奇想知道他是否感到党和政府背信弃义了。“你在巴黎是戴惯大礼帽的。用当年的大礼帽换来了你面前的高帽子,你有什么想法?”

“小组长的问题触及了我的灵魂”,前外交官严肃认真地答道。老王是一名老式的小文官,一向兢兢业业,我常纳闷他起义的勇气是哪来的。“大礼帽掩盖了我丑恶的反动的过去。这高帽子更合适,因为它显示出我的真面目。我感谢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帮助我正视自己过去和现在的罪行,帮助我触及自己的灵魂。”接着,七十高龄的俄文翻译教师吴老发言,一口江西官话。

“我和老王有同感,不过我的情况比他的还坏,因为我一度是党员。我1922年入党,离建党还不到一年。不幸得很,不久以后我就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党组织还在地下,我无法重新取得联系。为了谋生,我给国民党反动派做事。但是我从来没出卖过党或者任何同志。因此,我一直认为自己不是叛徒。不管怎样,难道我不是全党资格最老的党员之一吗?和党组织失去联系,难道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吗?在与党分离的漫长岁月中,难道我不是始终对党忠心耿耿吗?解放把我带回党的怀抱,我也从此献身给党的伟大事业。所以我就存在一个幻觉,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虽然我还没有重新入党。突如其来,红卫兵小将声讨我是叛徒。他们的革命行动触及了我的灵魂。我不能再欺骗自己了。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叛徒,一个狗叛徒。”

吴老平日德高望重,不苟言笑,一转眼间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狗叛徒”。我一时不知如何反应,正在踌躇,俄语组孔教授举手要求暴露思想。

“红卫兵今天上午的革命行动确实触及了我的灵魂。我家里有那么多的‘四旧’。我和它们生活在一起那么多年,早已习以为常。一旦它们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才感到震惊,感到羞耻,我竟然会长期迷恋这些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残余。甚至有金戒指和其它腐朽的东西,感谢红卫兵天经地义把它们扫走了。”

孔教授的妻子、白头发的俄语讲师,插话了。“从我的大箱子底下,红卫兵发现了许多我早已忘了的东西。有我的结婚礼服,绣花织锦的,实在太腐朽了。我做梦也不会再穿它的,不过我想我大概是留着作为我们婚礼的纪念。多可怕的对四旧的留恋。”

起义外交官又补充说:“红卫兵根本没搜查我的家。他们走进来,很和气地要我交出我认为是四旧的东西。于是我交给他们我的小礼服和一副金钢钻袖扣。地地道道的四旧!”

俄语组冒教授也当过国民政府外交官,他是外语系头号牛鬼,也是全校四大反动学术权威之一,一方面由于他历史复杂,另一方面也由于他怪话连篇。平日他讲话俏皮,往往取笑同事或党员干部,此刻他发言却仿佛心情沉重。

“我姓冒,冒充的冒。我冒充是教授、诗人、学者,但我只是个骗子。实际上,我只不过是旧社会的残渣余孽。我做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小官,我接受过日寇占领时期汪伪政府一个名义。我一向过着腐朽的生活。今天早上堆在篮球场的东西,大多数是我家的。所有的国画、书法条幅、摺扇等等都是地地道道的四旧。其中有一些是父母传下来的,我一向当作传家宝珍藏。我多年来饱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和品味的腐蚀,现在我可以把这些四旧看作我肮脏的灵魂的罪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触及了我的灵魂胜过在座的任何人,因为我罪大恶极,一死不足以蔽其辜。我一向钦佩伟大领袖毛主席辉煌的诗词,相比之下我自己的诗只是垃圾。但是现在我一定要认真学习这些宏伟诗篇,加速自己的思想改造。我已老态龙钟,但我仍然心甘情愿通过艰苦劳动改造自己。”

我觉得冒教授的检讨也算得上一篇冒充沉痛的杰作,差点儿忍不住以小组长之尊问他,既然“一死”不足以赎罪,他打算死几回?不过我倒真心希望红卫兵不会胡闹到真的把他那些珍贵的艺术品一股脑儿扔进一堆篝火化为灰烬。前两天,红卫兵要放火烧图书馆,幸亏馆长急中生智,对他们说1958年夏“伟大领袖”驾临新建的安大曾亲临图书馆视察,他们才悻悻而去。可是,在市中心,一帮中学生红卫兵闯进一位老年学者家中,把他毕生收集的三千册中国古典文学善本书统统扔进他们在门前生起的一堆篝火,老人家痛不欲生,从二楼书房的窗口朝着篝火跳下,当场毙命。红卫兵见死不救,反而当众宣布:“死者顽固不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死了活该,打成现行反革命。”虽然与京、津、沪等大城市相比,省会的红色恐怖是“小巫见大巫”,无辜惨死的人也不在少数。

第二天中饭后,外语系红卫兵敲锣打鼓来我家查抄四旧和反革命罪证。四人小队由小包带领,他是我教过的男生,两年前毕业后留下当助教。他平常见我总是未语先红,今天却绷着脸对我说:“巫宁坤,把你从国内外收到的信全部交给我”。我说:“我们没有保存旧信的习惯。”那是我们从1955年反胡风运动吸取的教训。于是他下令让我开一个和我通讯的亲友名单。我照办。四名抄家客翻箱倒柜,仿佛十一年前肃反时在南开大学演过的旧戏又卷土重来。几小时后,抄家小队收兵,带走几件可疑物品。一件是我的Smith-Corona手提打字机,盒盖上有十五年前我从旧金山上船回国前李政道用白漆写的“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字样。还有两本相册,其中一本有我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后和李政道以及我的美国朋友伯顿夫妇的合影。另外还有我的柯达布朗尼儿童照相机、两个从旧唱机拆下的电子管、一个一百瓦灯泡、和几条旧领带。连我们的英国自行车也不由分说被我班上一个男生强征去“闹革命”了。

红卫兵总部又勒令全校牛鬼主动交出属于四旧的书刊文件和其它物品,否则格斗勿论。我选出了一堆中、英文书刊,其中包括我在曼彻斯特学院1948级纪念册《曙光》,这名字在当时倒有点反讽的意味,另外还有我在曼院和芝大的学位证书。我还得自己把它们送到一个新成立的四旧存放室。在去交四旧的路上,我经过起义外交官老王夫妇住的公寓楼。王太太正在从三楼一个窗口大哭大喊:“我不是地主!我是老王的爱人!我要收回我们值钱的东西!”路上有几个人抬头往上看,有人说:“这女人疯啦。”我走到四旧室,发现里面已经放满了图书、艺术品、衣服等等,便自我安慰我的损失和别人比起来实在微不足道。但是后来听到怡楷三哥世瑜的损失,我却吓呆了。他是世界知名的中国民间宗教专家,几十年来好不容易收集了几千种稀有的“宝卷”,却被街道上的红卫兵用三部板车拉走了,下落不明。

随后几天,在外语系带动下,各系红卫兵纷纷对本系采取了类似的“革命行动”。全校牛鬼随时随地被揪斗,其余时间在校农场劳动,或干脏活,例如从粪坑把大粪抬到农场。与此同时,大部分革命师生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大串联,免费旅游。旅游客从北京和其它大城市带回形形色色的大字报,贴满了校园。除了那些神化“伟大领袖”、歌功颂德的文字,其中大多数都是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疯狂抨击。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成了罪大恶极的走资派的总头目。红卫兵深深卷入党内最高领导层内部你死我活的斗争,在全国分裂成两大“造反派”。时隔不久,派系之间在大字报上的唇枪舌剑发展成武装斗争。到了1967年夏,全国实际上已处于内战状态。

校园和合肥市一样掌握在两个势不两立的武装造反派手里。男女小青年成群结队,胳膊上戴着红卫兵袖章,手里拿着大棒或匕首,在大街上游逛,搜索敌对派别的成员。骇人听闻的传说不胫而走。市民没有必要就不出门,后来干脆到外地去避难。怡楷和我不知怎么办,就到火车站去了解一下情况。我们发现站台上人山人海,眼前有一列火车升火待发,不但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就连车顶上也坐满了人。不难想象列车穿过第一个隧道时坐在上面的人就会摔死,后来听说果真如此。这番景象让我想起,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我逃难时乘的火车,但哪怕在那时候也没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坐在火车顶上。我们当当机立断,我们只能就地凑合着活下去,而不能拿孩子们的性命去冒这种危险。

一旦党的领导瘫痪,“革命小将”要么外出免费旅游,要么忙于打派仗,牛鬼也就没人管了。校园空荡荡的,夜晚一片死寂。有一天,怡楷找回了我们的英国自行车,她是在一栋男生宿舍发现的,扔在墙角的垃圾堆旁,毁得面目全非,好像一个整得遍体鳞伤的老知识分子。我们在两个大缸里储满了饮水,用所有的票证尽量储备食物。

燃料成了大问题。时值盛夏,煤球停止供应。煤球工人,和其它行业的工人一样,也停止生产,有的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一派,有的去周游全国闹革命。走投无路,我和住在我楼上的一个年轻人在烈日下拉了一部平板车去十几里外的一个煤场,但愿能拉回一车煤球烧炉子。煤场挤满了人和平板车,我们一到就听说我们得自己动手做煤球。排队等了一个钟头之后,我们终于付了钱,开了票,去领每户每月二百斤定量的煤。然后是抢一辆小铁板煤车,装满煤灰,沿着一块跳板,推过去,倒进一台煤球机。直到下午四五点钟,我们二人才光着上身把四百斤宝贵的煤球拉回家。虽然全身黑汗淋漓,我感到一种反讽的满足,有气无力地对一同拉煤回来的年轻人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怡楷和一丁帮我把两大筐煤球抬回家后,我蹲在小厨房里水池上面唯一的水龙头下面,用水冲洗我满身的煤灰和汗水。

有什么睿智的先知能告诉我,这片国土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是那些大权在握的领导者走火入魔,还是一个民族正在经历什么神秘的危机?

1968年2月下旬,我收到堂弟从扬州发来的电报,得知老母病逝。幸而两派的小将忙于打派仗,顾不上对牛鬼专政,我才能向系主任请假一周奔丧。多年来,我常常惦着回故乡一行,怎么也没料到,“三十一年还旧国,”竟是在腥风血雨中来埋葬含恨死去的老母。经过一夜车船的折腾,我这个游子终于踏上了阔别三十一年的故土,我多想喊一声:“故乡,你的游子回来啦!”可是故乡变化不小,乍一看,几乎面目全非。那熟悉的城墙不见了,那些青石板路也不见了,我的脚下是一条板着干部面孔的水泥大街。两旁排列着千篇一律的两三层的水泥楼房,要多丑有多丑。而我呢,“尘满面,鬓如霜”,形同陌路。我问了几次路才找到家门,两扇黑漆大门变成了一扇寒碜的小门,进门后才知道经过“房改”,原来巫姓一家住的房子已经住上好几家了。

听堂弟妹们说,老人家是因为缺医少药,糖尿病加剧致死。灵停在她度过最后一年多孤苦伶仃的日子的黑屋子里,棺材是用两扇旧门板打的。第二天,我默默地跟在一辆平板车后面,把灵柩送往城郊去安葬。一路上,我回想她的一生。从小是个孤儿,在叔父家长到三十多岁,后来被嫁给我父亲作填房,接管六个未成年的儿女。父亲赋闲,家里靠典当过日子,娘真是茹苦含辛把我们拉扯大了,还不让失学,谈何容易!后来一人寡居十年,直到我回国后把她接到北京同住,满心以为从此可以欢度晚年了。无奈十七年来,老人家受我株连,没过上几年好日子,最后还赶上文革苦海无边,唯有一死才得到解脱。

安葬后第二天,弟妹们忙着闹革命,我独自到大街小巷走走,看看故乡似曾相识的面貌,听听久已生疏的乡音。三十一年前,敌军压境,我才十七岁,满心的恐惧和梦想驱使我在腥风血雨中独自背井离乡,去追求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如今梦想早已破碎,恐惧却牢牢地织入生活的经纬,新世界还是镜花水月。死者好歹安息了,活下来的,磨难还没尽头哩。

造反派之间的武斗,在全国范围内闹得乌烟瘴气,造成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伟大领袖”下令,由解放军和工人分别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大学和中学,领导革命。1968年春夏之间,在工宣队和军宣队领导下,两派形成“大联合”,加强对阶级敌人的无产阶级专政。文革又进入一个新阶段,名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要深挖阶级敌人,一一打入另册。

各系红卫兵随时通过广播大喇叭勒令被点名的牛鬼参加劳改。外语系红卫兵首先揪出冒教授、孔教授、“狗叛徒”吴老和我。孔教授夫妇的女儿贴了一张大字报,指控她父母是“反动派”,因为他们开后门让她进了外语系上学。冒教授的儿子勒令他每天劳改回家后在毛主席像前面低头认罪。其它各系相继效尤,被揪的范围从反动学术权威扩大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即党政领导干部和各系系主任。我竟然官运亨通,又当上了外语系牛鬼小组长,这时候我的小组已有十多名组员,其中包括李主任和党总支郭副书记。

李主任十几岁参加东北红军,后来转战抗日和国共战争的战场。他一向以响当当的老革命自居,体内还有一颗日军的子弹,压根儿没拿红卫兵当回事儿,而把他们的所谓革命行动看作党中央内部周期性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不料1968年5月16日,这位老红军突然之间发生了猝变。那天是标志文革正式开始的“516”通知发表两周年,安大造反派为了表示庆祝,下令全体牛鬼从早到晚整天劳改。下午,外语系小组全体人马在学生宿舍前面劳动,李主任跟我打了个招呼,说身上不舒服,就坐到路边嗑瓜子儿,后来随便说了一声“老巫,我先走啦,头疼,”就提前下工了。等到我们收工把铁锹和锄头送回工具房,突然听到大喇叭里爆出广播员用歇斯底里的语调播送一条十万火急的通知:

“请注意!请注意!全体解放军指战员、全体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师傅、全体革命造反派战士:顷接北京党中央急电如下:‘党中央确认安徽大学李某某、杨某某二人为苏修特务。上述罪犯应立即由解放军6408部队逮捕,听候处理。’革命同志们,立即行动起来揪出这两名苏修特务!”

我还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见周围人潮汹涌,奔向李、杨二人住的宿舍楼。几分钟之内,抓特务的小将们从背后猛推两名“苏修特务”沿着校园的大路飞跑,紧跟在后面的人群边跑边喊“打倒苏修特务李某某、杨某某!打倒苏修!”等等。两名罪犯的胳膊被十字交叉扭在背后,头发往后揪,头向上抬。他们身上的白体恤撕破了,李主任光着双脚,杨主任光着一只脚,另一只还穿着黑布鞋。在校园大门口,二人被押上一辆军用吉普车送往市内省公安厅拘留所。

当晚,两名老革命、老党员又被押回校园接受批斗,水泥球场挤得水泄不通。我从远处观看。在全场高呼一连串少不了的口号之后,第一个跳上台的是姓马的俄语教师,他是李主任1958年从南京军事学院带来的亲信之一。他还没开口先左右开弓刷了他的老首长几个嘴巴,然后大叫大喊控诉他多年来欺骗了他的部下。接着造反派小将纷纷上台,斗争两名“苏修特务”,拳脚交加,骂不绝口。革命群众发泄了革命义愤之后,两名“特务”又被押回市内拘留所。以后几年中,除了偶然拉到大会上批斗,两位老共产党员苦尝共产党牢狱的铁窗风味,既不审,也不判。

炎夏,阶级斗争也随着升温。一天早晨出工前,红卫兵头目宣布所有牛鬼必须在右臂佩戴臂章,一律用四寸宽的新白布缝制,用毛笔黑墨写上本人姓名和罪名,当天下午出工前检查。怡楷翻了所有的抽屉,也找不到一张布票,一片新白布。想不出别的办法,她就从我的一件旧白衬衣撕下一块,再用手把边缝好,然后用她清秀的书法写上我的大名和“头衔”。她叹了一口气说:“我希望这个能对付。这些红卫兵好像忘掉他们‘红司令’经常挂在嘴上的‘节约闹革命’。”下午,值班红卫兵检查,别人都没问题,一看我的臂章他就扯了下来,扔在地上。

“巫宁坤,这是什么玩意?你是在找麻烦吗?”他对我嚷嚷。“难道你不知道必须用新布吗?难道你不知道边必须用缝纫机缝吗?”

“我们家没布票了。我们从来没有缝纫机。再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节约闹革命。”“你不要嚣张,巫宁坤!”他对我大吼。“明天你戴个新的来,要不你等着瞧!”

收工回家,没戴臂章,怡楷一看就明白了。她硬着头皮向邻居借了五寸布票,急忙到学校商店花了她一分一分省下来的钱买了五寸白布,又在邻居的缝纫机上缝了边。第二天一早离家去劳改,我亮出崭新的臂章,上面是怡楷手书的“极右分子”四个大字。出门前,我跟她说:“真对不起又给你找了那么多麻烦。不过我真希望他们让我保存那个旧布做的就好了。可以进博物馆的。”党员领导干部的臂章上写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副校长年青时入党以前被国民党逮捕过,臂章上写着“狗叛徒”,俄语教师吴老的臂章上有他用工整的颜体写的“狗叛徒”三个大字。归国留学生分别戴的是“美帝特务”、“日本特务”、“德国特务”,如此等等。

安大的牛鬼队伍迅速扩大到一百几十人,上自校长,下至掏粪工人,仿佛也有点“大联合”的味道。浩浩荡荡的“牛鬼大队”正式成立,由化学系摘帽右派姓王的助教任大队长,“狗叛徒”吴老任副大队长。劳改队有这么一位1922年的老党员领导,我感到十分荣幸,又十分滑稽。由老教授、老党员、老干部组成的劳改大军,每天清早八点整在水泥球场集合,按军事编制排列。值班红卫兵首先批判我们的种种罪行,再下达当天劳动任务,然后由王大队长给各小组分配具体任务。

有一段时间,我被分配到大队长本人领导的“重体力劳动”小组。组内其它成员包括张校长、教工工会林主席、体育教研室蒋主任。我们在烈日之下拼命踩水车,从附近的小河把河水车到校农场浇灌乾裂的农田。我们每天轮流把一条龙似的水车扛到河边,仿佛我们是一些原始部族的居民,在履行什么古老的仪式,来驱除一个恶魔。我经过劳改的磨练,对干这苦活本身并不太介意。但是我真不忍看着全省的头号大学的校长被贬成一名苦力,扛着一架原始的水车穿过校园,而不是领导全体教师教育青年学生学习文化和现代科学技术。

更糟糕的是,有时我们被派去干毫无意义的活儿。合肥的八月天气酷热,有一天我们的任务是开发校园一个偏僻角落的荒地。地硬得像石头,我用铁锹挖了一上午才翻了几尺见方的一小块。我的右手磨出了血泡,我的嘴巴乾得冒烟。终于熬到午饭时间回家,我恨不得马上先吃一块西瓜。进门一听怡楷轻轻地说:“跑了一早也没找到西瓜,真对不起,”我就像小孩一样哭开了。拖着脚步进了厨房,我打开水龙头,大口猛喝不干不净的生水,直到怡楷过来关上水龙头。突然间我感到无地自容。即便在最好的时候,生活也从来不是一次有许多西瓜可吃的野餐。奥地利诗人里尔克不是写过:“生活比所有事物的沉重还要重”?那年我在狱中饿以待毙时,我睿智的岳母不是给我带话教我耐心忍受吗?如果我乾渴得没有一块西瓜就受不了,那我怎么能锤炼自己去面对明天的不测风云?

在校农场,场长当了牛鬼,监督我们劳改的工人郑彪是一名复员大兵,彪形大汉,横眉怒目,活像招贴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他突然掌握了专政大权,得意忘形,对一百多名高级知识分子任意嘲弄,任意惩罚,任意延长烈日下的劳改时间。酷暑劳改,固然是牛马不如。更加怵目惊心的却是没完没了的残酷斗争。劳改工间休息时,郑彪经常在工地召开批斗会。他揪出一个牛鬼,再勒令其他牛鬼群起而攻之。这一天被揪斗的是中文系一位研究《红楼梦》的老讲师,外号“沈瞎子”,因为他左眼失明,右眼也快瞎了,拄根拐杖走起路来也趔趔趄趄的。他被扣上国民党特务的帽子,大会小会批斗,挨骂挨打,却一直矢口否认。一有时间,他就伏在书桌上,眼睛紧贴纸面,用他优美的书法反驳对他的诬赖。然后他就把写好的申诉贴在公共场所,并寄给本地法院。郑彪自告奋勇,扬言非打垮他的反动气焰,整得他低头认罪不可。

“沈瞎子,你以为你装瞎就能蒙混过关吗?”郑彪声势汹汹地质问道。“没门儿,老狗!都写在你的自传里头,你还想抵赖?1937年,干了什么反革命勾当?”

“当时我是个流亡中学生。为了生活,我在一个国民党部队的电台当了三个月的报务员。”

“你敢否认你干的不是军事情报吗?连我这个大老粗也明白你一定参加过特务组织。你想糊弄谁?”审问者得意洋洋地讥笑道。

“我从未参加过特务组织。”沈瞎子斩钉截铁地回答。

“你从没参加过?你敢再说一遍?”

“我从未……”

没等他说完,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就把弱不禁风的《红楼梦》专家打翻在地了。紧接着又揪着他的头发把他提了起来。

“跪下,低头认罪,你这老疯狗!”

沈瞎子跪下了,一点也不像疯狗,倒像一座古墓旁有眼无珠的翁仲。“我从未参加过任何特务组织,”他又说了一遍,声音微弱,但毫不含糊。郑彪恼羞成怒,暴跳如雷,对瞎子拳打脚踢,倒活像一条疯狗。

“你马上坦白认罪,否则……”

瞎子默不作声。郑彪眼看威胁无效,大吼一声:“你这瞎狗,你是自找苦吃!”话音刚落,他那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猛然捅进沈瞎子还剩下一点视力的右眼。鲜血沿着他的面颊淌下来。我自己的眼睛本能地闭上了,我的嗓子堵住了。我身上一阵颤栗,汗流浃背,我的眼睛疼痛。天哪,他还不如承认算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嘛。尽管根据我自己当过流亡学生的经验,我相信他的话。等我再睁开眼时,只见两名红卫兵半拖半拉地把瞎子押走了。

“你们大家亲眼看见了,这狗特务多么顽固不化!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把他打垮了!”胜利者耀武扬威地挥动着铁拳对我们吼叫。“这是给你们大家上一课。我们对你们牛鬼蛇神太宽大了。可是你们别忘了,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吃素的。流几滴血吓不住我们。老老实实交代你们的全部反革命罪行,胆敢顽抗,无产阶级的铁拳就把你打得粉粉碎!现在回去劳动,多干一小时,补上给老瞎狗浪费的时间。”

牛鬼分大、小两等。小的分别由各系红卫兵管制,每天劳改、批斗后还可以回家。大的从九月起关进“牛棚”,由校红卫兵总部集中管制。牛棚设在一座男生宿舍底层,四十来人分成六个小组,男的每组六、七人,领衔的是张校长兼党委书记,其余人选包括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宣传部长、总务处长、保卫科长、系主任、老教授等等。女的只有四人,编为一组,领衔的是校长夫人、物理系党总支张书记。我这个小小临时工也忝列“校管专政对象”,而且荣任小组长,真有点“受宠若惊”。每间宿舍有四张双层床,由小组长分配床位。进“棚”以后,首先布置环境,在室内墙壁上贴满标语,无非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低头认罪,重新做人”,如此等等。

随后,六位小组长奉命起草一份集体“认罪书”,组长中包括党委宣传部黄部长,大家当然推他执笔。他义不容辞,驾轻就熟,奋笔疾书,初稿又经全体组长集体讨论修改,字斟句酌,定稿后送请红卫兵头目审定。一群高级知识分子挖空心思杜撰的“奇文”大致如下: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们狗胆包天,竟敢反对伟大领袖,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光辉革命路线,真是死有余辜。感谢您的英明伟大,您亲自发动、亲自指挥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动了我们的灵魂。我们庄严地宣誓:我们一定用毛泽东思想的显微镜深入检查个人的罪恶历史和反动思想,尽一切努力弃旧图新,尽快回到您的光辉路线上来。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的光辉革命路线万岁!

这篇集体智慧的结晶发给全体罪人死记硬背,然后每天清早头等大事就是在过道内集合,全体肃立,面向伟人石膏胸像,齐声朗诵,向毛主席请罪。

牛棚生活常规是白天劳改,晚间在小组会上交代问题,或大会上接受批斗。这时候,全校的青年学子都忙于闹革命,工人阶级忙于领导革命,一切脏活、累活,从掏粪到车水,顺理成章统统成为这一百多名男女牛鬼的专业。我因为有北大荒三年苦役的熬炼,在一群老弱书生之中,当仁不让当上了主要劳动力。合肥的夏天往往烈日当空,不但无雨,而且难得有风,气温经常在摄氏四十度上下。从早到晚,或是拉着满满的一板车红砖,奔来跑去,或是在校农场车水抗旱,日复一日,才真正体会“度日如年”的滋味。

劳改队里千方百计逃避劳动的大有人在。吴老可总是身先士卒,手脚不停。这位皓首书生,他怎能顶得住这无止无休的苦役呢?眼看这老人衣裤褴褛,光脚套一双支离破碎的黑塑料凉鞋,容颜枯槁,腿脚浮肿了。我在劳改营患过浮肿,差点儿送了性命,怎能袖手旁观呢?经我再三敦促,他才跑了一趟校医室,校医给他开了一盒维生素乙1针剂。也不知费了我多少唇舌,他才断断续续勉强做完了规定的疗程。这位老布尔什维克,活像一名苦行僧,他的灵魂深处到底闹着什么样的革命呢?

牛鬼一个接一个病了,只有发高烧才能豁免劳改。有一天正午,大家又热又累,正盼着收工。郑彪突然宣布,天儿太热,要保护耕畜,牛不能下地。为了不误农时,派八名壮牛鬼拉一架大木耙来耙地,这自然少不了我。八个牛鬼一排,高头大马的张校长为首,每人肩上一条粗绳子,哼哼唷唷地拉了起来,姓郑的跟在后面,手里挥舞着一根长鞭子,嘴里不停地吆喝着“加油!加油!”众牛鬼个个汗如雨下,声嘶力竭。姓郑的还一个劲儿地大叫大嚷:“大旱大干!哪个敢偷懒耍滑就地批斗!”话音刚落,张校长扑通一声倒了下来,大家连忙扔下绳子围到他跟前,惊慌失措。姓郑的大大咧咧地说:“死不了,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去拉一部板来,拉他去卫生科瞧瞧就是啦。”拉板车是我的专业,我忙不迭跑去农场场部拉来一部板车,大家七手八脚把巨人般的张校长抬上车,不禁使我想起《格列佛游记》小人国中的一个场面。姓郑地已回家吃中饭去了。我拉起车,把病人送到卫生科,值班的校医看了一眼就说:“他的美尼尔氏症又犯了,这样搞下去有生命危险。我给开三天病假,希望能让他休息。”回到牛棚,我把病假条交给红卫兵头目,又转述了校医的话,他教我不要“大惊小怪”。

每逢星期六晚间不开斗争大会,牛鬼家属可以来牛棚探监。怡楷从不错过这个机会,我们谈话时王大队长在旁监听。他总抱歉地说:“李怡楷,对不起,规定如此。”其实我们毫不介意,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要掩藏的。见面讲两句家常,知道彼此都还好,我们就放心了。有一次,经不起孩子纠缠,她把小一村也带来了。他一见我就问:“爸爸,你呆在这儿干什么?你为什么不回家跟我玩儿?”怡楷替我解围说:“小村村,我不是跟你说了吗,爸爸和王叔叔,还有别的叔叔阿姨,一起住在这里学习毛主席著作?”

九月中旬一个晚上,我女儿一毛送来一大碗饺子,来祝贺我四十八岁生日。面对一个个玲珑剔透的饺子,我看出怡楷的手艺和心意,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还来不及吃,王大队长已经一个接一个把它们掰开了。

“王叔叔,你这是干什么?”一毛噘着嘴问他。“妈妈好费事把它们包得这么好看。今天是爸爸的生日!”

“很对不起,一毛。上面的命令!检查里面是不是不是夹有纸条什么的。”

“吃起来味道还是一样嘛,毛毛。别跟妈妈说,”我赶忙说。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永远不会,”一毛慢吞吞地说。

七年前,我唯一的女儿三岁生日那天,由她妈带着到清河农场来探监,那是她出世后第一次见到爸爸。现在,她是十岁的大孩子了,可以独自来探监,祝愿爸爸生日快乐,我大概也算得上“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吧。

从马鞍山钢铁公司派来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到校,工人“师傅”们就认为安大对待牛鬼太宽大了。杀气腾腾的刁师傅来到牛棚训话:“在马钢,我们让牛鬼蛇神蹲真正的牛棚,每天中午在大太阳底下在砖块上跪两小时,向毛主席请罪。不这样,怎么能触及他们的灵魂呢?”随后,每天吃完晚饭,他就驾临牛棚,亲手帮助牛鬼触及灵魂。第一个得到他“帮助”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经济学教授王方,他的臂章上写的是“美帝特务”。

“王方,你狗胆包天,把火柴盒上的毛主席语录一字不漏都打了叉。你居心何在,你老实交代!”刁师傅每晚问同样的问题,嘴里喷出同样的酒臭。

“我当时心不在焉。我时时刻刻都在想念我孤苦伶仃的老母。我根本不知道我的手在干什么。”王教授每晚作同样的回答。

“你撒谎!你翻来覆去放同样的屁,你这老狗!你以为你就能蒙混过关吗?工人阶级的眼睛是雪亮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吃素的!”他一面咆哮,一面用他那炼钢的铁拳左右开弓猛刷王博士的嘴巴。

“你为什么玷污伟大领袖、伟大导师的光辉语录,王方?”

“我心不在焉……”

没等他说完,炼钢的铁拳又落在为人方正的老教授身上了。“你撒谎,你放屁!我教训教训你!”他的教训是刷更多的嘴巴。”你是有意识、有目的干的!你是美帝的忠实走狗!你反对毛主席!你反对光辉的毛泽东思想!你是最恶毒的现行反革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坦白不坦白?”

“我不是故意的。我……”

“放屁!”刁师傅打断了他的话。“明天晚上在牛棚开你的批斗会。给你一个最后机会,在毛主席宝像前接受批斗,低头认罪。”

第二天晚饭后刁师傅准时驾临,主持批斗会。全体牛鬼四十多人在过道里分别靠两面墙坐好,王方快步走到毛像前,扑通一声跪下,泣不成声地说:“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在火柴盒上玷污了您老人家的光辉语录,罪大恶极,我向您请罪。”

刁师傅喝令罪人转过身面对全体牛鬼,接受批斗。和王方同组的王恒第一个举手要求发言。这位老先生原是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二级教授,因倡议“教授治校”被打成右派,后调来安大,摘了帽子。眼下是安大领衔的反动学术权威。王方的火柴盒罪行就是他揭发的。

“王方请罪是假的,我揭发。”王老教授一口上海官话,难得带头发言。“他装模作样跪在毛主席跟前请罪,其实他是在搞噱头。开会之前,我亲眼看见他用袜子和裤衩捆在膝盖上,他还说这样他跪多久都不怕。这也算是真心实意请罪吗?”

刁师傅怒吼一声“他妈的!”一把将王方提了起来,又喝令他把裤腿拉了起来。果不其然,两个膝盖上都包上了护膝。刁师傅破口大骂:“你这个混帐王八蛋!你敢当众搞鬼,罪上加罪!”转眼之间,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打得王博士鼻青脸肿,血肉模糊。刁师傅宣布,勒令王方深刻反省,后天交上认罪书,争取宽大处理。

第二天一早,经红卫兵头目批准,王方上午去卫生科包扎伤口,下午留“棚”写认罪书。当晚刁师傅没有按时驾临,大家松了一口气。第三天,还不见他那“雄赳赳、气昂昂”的领导阶级形象,大伙儿倒纳闷儿起来。我是牛棚生活用品采购员,每周一次去学校商店给大家买香烟、牙膏、香皂、草纸等等。这天晚上,大家写交代材料,我早已写过一遍又一遍,便去采购。一到商店门口,迎面碰到刁师傅正从里面出来。他右手拿着一条香烟,左手却吊在悬带里,脸上也横七竖八贴满了绷带,那样子和王方的面谱大同小异。我大吃一惊,连忙问:“刁师傅,这怎么搞的?”他答道:“卡车出事了,倒霉。”听上去多少有点人情味。我又脱口而出问他:“疼吗?”他瞪了我一眼就掉头走了。回到牛棚,我急忙把香烟、火柴送给王博士,又悄悄地把我的“号外”告诉了他。刁师傅从此以后再也没光顾过牛棚,“火柴盒反革命事件”也就不了了之。

揭发检举二十年来早已司空见惯,牛棚里当然更不在话下。偏偏“棚友”之中又有保卫科史科长在内。深挖阶级敌人原是他的本职,如今却套上“坏分子”的臂章。为了立功赎罪,他更念念不忘告密、破案,弄得人人自危。和他同组的政教系李主任,“红小鬼”出身,如今却套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臂章。他平日闷闷不乐,寡言少语。这一天,史科长抓住他的“现行反革命”罪证,迫不及待跑去向红卫兵头目检举邀功。原来李主任的铺位守在房间门口,门关不紧,风呼呼的,害得他咳咳呛呛。他随手捡了张纸条,折了几叠,用一个图钉把它钉在门框上,把门卡住。哪知保卫科长阶级斗争觉悟高,一下就发现了敌情。他趁李主任去上厕所时,拔下图钉,铺开纸条一看,原来是欢呼“伟大统帅最新最高指示”的小传单,上方印有伟人的小头像,那图钉恰好钉在他眼珠上。这还有得了!

红卫兵头目立刻下令全体牛鬼在过道集合,批斗现行反革命罪犯。史科长手持罪证,揭发罪犯对“四个伟大”的刻骨仇恨,上纲上线,声色俱厉,慷慨激昂,还勒令罪犯交代犯罪动机、作案经过等等。那罪犯受到突然袭击,吓得面无人色,当场扑通一声跪下,一路膝行,来到伟人胸像跟前,放声大哭,呼天抢地:“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本来是您的红小鬼,由于阶级斗争觉悟不高,却堕入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泥坑,现在又犯下了现行反革命罪行,完全辜负了您老人家的苦心培养,忘恩负义,死有余辜!我恳求您老人家再给我一个最后的机会,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接着,“棚友”们奉命批判,无非照例给他戴上左一顶、右一顶大帽子。唯有史科长心犹不甘,又拿出办案专家的架势,口口声声“大案”、“要案”、“必须立即逮捕法办”,如此等等。幸好小将倒有“政策水平”,只勒令罪人深刻反省,写一份认罪书。

史科长“嫉恶如仇”的表现深得工宣队的欢心,在对付顽固不化的牛鬼时对他的专长十分倚重。马列主义教研室有一位以怪僻闻名的讲师,为他提供了“立功受奖”的大好机会。这位怪人,大名杨博廉,平日蓬头垢面,矮小的身躯上套着一身褴褛的灰布毛服,无分冬下脚踏一双漏出大脚豆的破球鞋。不过三十来岁年纪,看上去却已未老先衰。他住在单身宿舍,三餐不正,独往独来。深度近视,不戴眼镜,却手不释卷。熟读马列经典著作,不过不看报纸,因此跟不上当前的政治形势。碰到理论问题,他却说得头头是道,常常搬出马列经典和那些只顾紧跟当时党的宣传的同事纠缠不休,因此赢得一个“唐吉柯德”的外号,却被剥夺了上讲台的权利。

这一天,举行全校师生员工批判刘、邓大会。工宣队根据中央文革最新号召宣讲:“刘少奇和邓小平一贯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一直在搞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是为苏修和美帝的利益服务的。……”

会场鸦雀无声,忽然听见杨博廉旁若无人地大声说:“这不可能是真的。”

自从工宣队进驻以来,“臭老九”一向唯命是从,对领导阶级不敢说半个“不”字,更别提公开唱反调了。如今小小杨博廉竟敢跳出来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针锋相对,真是不可思议。好者大家对他不合时宜的言行早已见怪不怪,一笑了之。但是,领导阶级的代表对这样公然向他的权威挑衅的言行怎能放过。

“你说什么,姓杨的?”王师傅强忍着满腔怒火问道。“你胆敢死保最大的走资派,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你是现行反革命!”

“刘少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姓杨的平声静气地答道,对周围的政治现实浑然不觉。“他们二位仍然在职,是不是?我相信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是现行反革命罪行……”

王师傅怒吼道:“你放屁!现在我正式宣布你为现行反革命。打倒现行反革命杨博廉!”全场齐声响应:“打倒现行反革命杨博廉!”

“把他关进牛棚,单独禁闭!我们再来收拾他。”王师傅大声命令坐在他身后的红卫兵头目。

“    唐吉柯德”束手就擒。三名红卫兵把他押送到牛棚,一路拳打脚踢。当天晚饭后,全体“棚友”奉命在过道集合,批斗现行反革命。两名红卫兵把罪犯从禁闭室押解出来,喝令他在伟人胸像前下跪。

王师傅厉声说:“杨博廉,你听着,我们的政策一向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犯了死罪,只要你老老实实在毛主席面前低头认罪,还是可以争取宽大处理。你坦白交代吧!”

满面伤痕的马列主义讲师有气无力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

“你不知道?你这狗反革命!”王师傅噼噼啪啪刷起他嘴巴来。“你跳出来公开保刘、保邓,犯下了死罪,你还敢撒谎抵赖!你再说一遍试试!”

“我是教马列主义的,我只能讲真话,不能睁着眼讲瞎话。我实在不明白怎么会有人公开诽谤人民共和国元首……”

没等他说完,王师傅就拳足交加批斗起来,大吼一声:“我给你点颜色看看!你这现行反革命!你这癞皮狗臭老九!”

这时候,保卫科长走到王师傅面前,低声下气地说:“王师傅,您请休息一下。我来给他尝尝我的手段。”他喝令罪犯站起来,面对观众,从身后抓住他的手腕,狠狠一拧,只听马列讲师尖叫一声跪了下来。保卫科长得意洋洋地质问道:“现在你坦白不坦白,杨博廉?坦白!交代!”他对倒伏在他脚下的身体踢了一脚,嚷道:“你别装死狗!爬起来交代!”那身体还是纹丝不动。打手朝王师傅看看,师傅立即命令两名红卫兵“把他带走,关进禁闭室严管。”罪犯退场后,他又转身对我们训话:“你们大家都看见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如何顽抗。你们也看见了,他是自找苦吃。他是你们的反面教员,他给你们上了一课。你们不要希图侥幸,赶快坦白交代全部罪行,争取宽大处理!”

第二天一早就听说严管的罪犯趁夜晚上厕所时逃跑了。几位工人师傅带领多名红卫兵,兵分几路奔赴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处追捕危险的逃犯。当晚,我们又奉命在过道里集合,只见两名身强力壮的小将连拖带拉把逃犯揪了出来,喝令他在伟人像前跪下。“唐吉柯德”双手带着手铐,满面血肉模糊,矮小的身材套在破烂的毛服里显得更小了,活像一头牺牲的羔羊。

工人阶级代表又咆哮了:“昨天你公然猖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工人阶级领导,我宣布你为现行反革命,但我还指望你接受教训,回头是岸。而你呢?你自作聪明,你以为你可以逃出我们的手掌心。现在你看到了,你们都看到了,任何阶级敌人都逃不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天罗地网!逃跑本身就是现行反革命。你现在是双料现行反革命。你低头认罪吗?”

罪犯用微弱的声音回答:“我企图逃跑,我确确实实想逃跑,因为我实在受不了你们的刑罚了。我也不明白我犯了什么罪,才会受到这样的惩罚。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刘主席……”

没等他说完,站在附近的保卫科长就过去刷起他嘴巴来。“你这死不悔改的现行反革命!你跟你的刘主席!我先给你点颜色看看,你这条癞皮狗逃跑犯!”

王师傅狞笑道:“我看我们对他的宽大都白费了。老史,给他来点新花样。”

老史随即拎过一个旅行包,从里面取出一根粗绳子。两名小将和他一起动手,先把罪犯捆绑起来,再把他悬吊在半空中,然后三人一起,一面用军用皮带猛抽悬在半空的逃跑犯,一面狂呼:“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杨博廉!打倒逃跑犯杨博廉!”“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全体在场的牛鬼当然也跟着齐声喊叫,我感到胆战心惊,无地自容。我起先还听到受刑者痛苦的号叫,后来他的声音就逐渐消失了。工人阶级代表一面下令收兵,一面伸出铁拳指着仍吊在半空摇荡的躯体,吊着嗓子号召我们“从这反面教员身上吸取教训,举手向人民投降。”

为了防止再发生夜半逃跑事件,每间“牛窝”夜晚从外面上锁,四十多名男女人犯若要方便只得委屈洗脸盆了。不久之后,刘少奇被彻底打倒,全校革命师生在校内外游行庆祝,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牛棚里自然别是一番景象。杨博廉被逮捕法办。张校长“执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路线”,在全校大会上“坐喷气式”斗了三个小时,最后倒在台上,被抬回牛棚。我这名小小临时工竟然也有幸当上了刘少奇的“黑爪牙”,跟着上台陪斗。刘少奇既倒,“伟大统帅”自然又作出新的战略部署,“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第十二章红与黑,1968-70

1968年11月,“伟大领袖”连续发表了两次“最新最高指示”。一曰:全国高等院校必须立即开展“斗、批、改”运动继续斗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到工人和贫下中农中去进行教育改革。二曰:广大干部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安大全体革命师生照例上街游行,敲锣打鼓,欢呼庆祝,散发小传单。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决定,响应“伟大领袖”最新号召,全体师生员工三千人,老、弱、病、残在内,徒步前往三百多里外的和县乌江公社,开展新运动。

出发前一天下午,“牛棚”放假半天,让“牛鬼”回家准备行装。我一进家门,看见家里凌乱不堪,仿佛又被抄过家了。一村一看见我就喜笑颜开地说:“爸爸,我跟哥哥、姐姐一起住到幼儿园,妈妈说的。多好玩啊!你们要都来就好啦!”我把他搂在怀里,不知说什么是好。我们一走,三个孩子都得交给幼儿园。怡楷正忙着给一丁、一毛收拾行李。她又给我看她已经把我需要的东西放在一个小手提包里了,好像十年前那个四月的下午我离家去充军一样。怡楷下了长面条作晚餐,她苦笑说:“吉祥如意!”这是几个月来全家第一次在一起吃饭,也是我们分手前最后的晚餐,还不知哪年哪月才能重聚一堂呢。然后一丁自告奋勇给我们蒸一锅馒头,让我们带在路上吃。等他打开大蒸锅盖子一看,他就傻了。“怎么会都是巧克力的颜色?”妈妈笑着说:“没什么,碱放多了。帮助消化,照吃不误。丁丁,别难过。你想到给我们做就让爸爸妈妈开心了。”这时候,一丁、一毛就背上行李卷儿准备走了。一丁说:”我会照顾弟弟、妹妹,爸爸妈妈放心。”一毛也说:“我也会照顾村村。孩子们都那么镇静懂事,好像一下子长大了,我感到既高兴又难过。

一丁、一毛走后,我问怡揩:“你给准备语录牌了吗?一人一块,糊上红纸,写一条毛主席语录?”怡楷“哦”了一声:“我都忙忘了。我到学校木工房捡了一块小木板。不知塞到哪儿了。红纸是从系办公室拿的,他们有的是,准备随时写最新最高指示用的。”一村到堆在床上的东西里翻,找到了埋在下面的木板和红纸,又从书桌抽屉里拿来一枝毛笔和一瓶墨汁。怡楷搂着他说:“小村村,没有你帮忙我怎么办呢?干脆你告诉我,我们该用哪一条语录吧。妈妈忙得晕头转向啦。”

“妈妈,我会老师教我们的一条容易的。”说着,他就用千篇一律的唱经的调子背了起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人类历史的动力。”

“很好,说得对,村村。我们把这一条给妈妈用。现在你能给爸爸想一条吗?”

“我实在记不起别的了。来一首杜甫的诗怎么样?”

怡楷笑了起来。“那不行,村村。必须是一条毛主席语录。”

“那是为什么呢,妈妈?”

“因为规定人人都这么做,乖乖。让爸爸自己去想吧。他会背好多语录。”

我会背的语录确实不少,因为是规定的功课,但是我只能用一条反映我牛鬼身份的。怡楷建议用经常有人引用的关于人犯错误的一条:“任何政党或个人都很难不犯错误,但是我们要尽量少犯错误。一旦犯错误,我们就应当改正,改得越快越彻底越好。”怡楷又说:“人们可以从中看出本人承认有罪并愿弃旧图新。其实这只是一条常识,对任何人都适用,包括发这高论的伟人。”我俩都笑了,然后怡楷用毛笔把两条语录抄在红纸上,再贴在木板上面。

时候已不早,该送一村去幼儿园了。怡揩问一村要不要玩驮驮背。孩子悄悄地说:“我要跟爸爸玩驮驮背。我们好久没玩过了。”在即将长期分离的前夕,这一点要求太微不足道了。怡楷轻轻地哄他说:“村村乖乖,爸爸得挑你的东西。让妈妈背你好吗?”我生怕孩子会哭闹,可是他一声不响就顺从了,我觉得更难过。我用一根扁担,一头挑着孩子的铺盖卷儿,一头挑着一个装满他的衣服和鞋、还有零星用品的旅行包。我走在怡楷身旁,她背上背着我们的小儿子。夜晚黑沉沉的,我们默默地走着。有一次我轻轻地喊了一声“村村!”他也轻轻地回答:“爸爸!”我们再也没开口。

我们到了幼儿园,值夜班的阿姨咕哝着怪我们来得太晚了。我们赶忙打开孩子的铺盖卷儿,铺在地板上两个小朋友中间,帮他钻进被窝。临走经过两个大孩子睡的屋子,我们探头看到另外两间的地上,一丁、一毛分别睡在别的孩子中间。回家的路上,我们俩搀着手,默默地走着。回到屋里,怡楷说:“不早啦,你该走啦。以后几天要走好多路哩。我多想知道我们有什么奔头儿。没关系,至少咱们走在一条路上……”她把几个巧克力色的馒头放进我的手提包里,又递给我语录牌,我就走了,让她孤零零收拾凌乱的家。

第二天一早,我和“棚友”们背上挂着语录牌的背包列队走到球场,分别插入各单位的队伍,排在革命师生后面,成四路纵队。怡楷和外语系女教师在一起,离我不远。大队走出校园,留守人员组织了家属在路边列队“热烈欢送”,敲锣打鼓,呼口号。突然间,我在人群中看到我们的三个孩子站在一起,身上穿着臃肿的棉大衣,在幼儿园老师们带领下,和其它孩子们一起,挥动着小胳膊,喊着口号。“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的革命道路万岁!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我们从他们眼前走过时,一丁、一毛激动地喊着:“妈妈,再见!”“爸爸,再见!”小一村光发呆,拖着鼻涕。怡楷快步走过去给他擦了鼻涕,又小跑着回到队伍里。我们已经向前走了一截路,听见小一村使劲用他的小嗓子喊着:“妈妈,再见!爸爸,再见!”怡楷掉过头去向他挥手。我咬着牙只顾向前走,眼睛盯着“狗叛徒”吴老背包上的语录:“所有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响应“四个伟大”金口玉言的号召,全省头号大学的师生员工,三千之众,浩浩荡荡走上新“长征”的道路,人人背包上都挂着毛主席语录牌。一路上,红卫兵带领大家喊口号,唱革命歌曲。沿途居民奉命在马路两边列队欢送,用相同的口号欢呼他们“史无前例的革命行动”。有一个老大娘指着走在我前面的吴老和姚主任,对身边的另一个老大娘大声说:“你瞧,白头发老头子!他们也跟着跑!哎呀呀!”一辆大板车,一般都是马拉的,却由张校长拉着,车上装的是辎重和红卫兵头目的行李。一辆空荡荡的校车慢慢地跟在队伍后面,作为病号的“救济车”。

大队蜿蜒前进,像一条有几千双脚的巨龙。据说这条巨龙正在进行一次历史性的长征,但是没有人真的知道它是奔向何方。中午,又累又饿的长征队伍到达肥东县,有大学食堂的厨师备好的午饭。饭后,红卫兵和革命教师为当地居民表演“忠字舞”,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牛鬼蛇神”不配跳忠字舞,由红卫兵押解到十字街头表演批斗,由高头大马的张校长扮演头号活靶子。小城的居民似乎欣赏“牛鬼戏”远胜过忠字舞。本省头号大学的校长做痛心疾首的检讨,他们听了都纷纷鼓掌,而不喊“打倒”什么的。

当天下午又走了二、三十里,日落时分到达撮镇,在当地中学过夜。外语系十几名“牛鬼”以一间教室暂作“牛棚”。晚饭后第一件事,处理脚底上的血泡。我不知怎么办,郭副书记说那是他的拿手好戏,他是当步兵时学会的。他用一根干净的缝纫针挑破我双脚上的血泡,再贴上小绷带,明天我就可以重上征途了。这时候,两名红卫兵走进来,组织我们学习。其中一名指着吴老问道:“你从今天一天的新经验中学到了什么?”“我真心相信这是一次伟大的创举,”白发苍苍的老共产党人非常认真地答道。“在行军的路上,我边走边想那些参加长征的英雄。我从他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中汲取力量。他们不怕疲劳,不怕牺牲,克服一切困难,去争取胜利。跟他们比起来,我的困难算得了什么?有一点儿疲劳,脚上打了几个泡,算不了什么。这趟长征一定会把革命带进我的灵魂深处……”

他充满革命激情的发言被红卫兵打断了:“很好,你们自己讨论吧。别出去。”他们急急忙忙出去和同伙们发掘小城的夜生活了。

第二天,行军路上的情况差不多,除了一个小插曲。早上走了十来里路之后,走在我身旁的老郭突然“哎唷、哎唷”地呻吟起来。“哎唷我肚子、肚子疼。”

我大吃一惊,连忙问他:“老郭,怎么啦?我去找红卫兵联络员请校医来。我看见有随队的校医。”

“不用,不用,是我的胃溃疡。”他边说边用一只手按在胃部。“我需要吃一点硬东西把痛压下去。自从在部队里得了这毛病,每次犯病都是这么办的。医生没用处。”

我突然想起我的手提包里还有一丁做的巧克力色的馒头。我掏了一个出来,递给他。我抱歉地说:“样子难看,老郭。丁丁做的,碱放多了。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吃下去。”

“啊,正是我需要的,谢谢,老巫,谢谢!”老郭痛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碱能治我的胃痛。”馒头梆硬,可是病人大口大口地吃了下去,又挺起腰继续“长征”。

当晚,我们在巢县的一个中学一间教室宿营。老郭又动手处理了我脚上的血泡。晚饭后,两个红卫兵又来主持我们的政治学习。

“吴某人,你今天觉得怎么样?”

“长征确实对我、对我的思想改造,非常有好处,但是,我也得承认我累极了,脚上的血泡疼极了。我到底上年纪啦。”

“你觉得你明天还能走吗?”

“我想我可以试试看……”老吴吞吞吐吐地答道。

“你不用试试看,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你当我们是什么人,嗯?别忘了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对你们牛鬼,我们也是按革命人道主义办事的。明早再看吧。”

早晨开拔之前,红卫兵通知老吴上救济车。当晚到含山县城过夜,同一个红卫兵又问他:“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好多啦。我衷心感谢毛主席和红卫兵小将们对我这样宽大。我一定加倍努力改造思想。”

“很好嘛。你明天能走吗?”

“噢,我很愿意走,不过我脚上的血泡……”

“那么你还想搭校车?”

“要是红卫兵小将批准的话……”老吴陪着笑脸说。

“原来是这样!你舒舒服服坐了一天的车,还想再享一天的福。什么‘感谢党的宽大’,什么‘加强思想改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你想糊弄谁啊?你别倚老卖老,得寸进尺!好好反省一下,明早交一份检讨。”

当夜,在我们借宿的县立中学礼堂的讲台上,吴老戴上老花眼镜,在暗淡的灯光下写了检讨。早晨出发之前,他向红卫兵交上“家庭作业”。年逾七十的老共产党人一瘸一拐地走完了最后两天的长征,这时候校车上,除了两个生病的女教师之外,空空如也,慢得像一辆灵车。

十二月二十五日,长征大队到达目的地、霸王别姬的乌江。革命师生按系别分别住在公社各生产队贫、下中农家。校管专政对象减为二十人,连我在内,被关押在镇上一家老当铺的库房里,当上了名副其实的抵押给命运的人质。住定以后,放假一小时,上街采购生活用品。我走进百货公司去找牙膏、香皂,碰上怡楷,在没人注意时小声说:“圣诞节快乐!”她听了两眼发亮。很多天以后,我才有机会再见到她。

第二天,十二月二十六日是“四个伟大”七十五岁生日。当典“牛棚”里四名小组长开会研究决定,为了庆祝伟人寿辰,我们除了吃长寿面,别无良策。采购员还是我。我上街买了十斤水面、十斤酱肉、二十个鸡蛋、四斤新鲜菠菜。棚友中有两位烹调能手。他们把酱肉切成薄片,在两个洗脸盆里排成向日葵花瓣,当中放一个煮熟的鸡蛋黄,构成一幅群众心向“红太阳”的画面。大家饱餐了一顿,准备好好睡一觉,恢复疲劳。不料,值班的红卫兵晚饭后回来,把我们狠狠训斥了一通,骂我们以庆祝毛主席寿辰为借口,满足我们腐朽的口腹之欲。他大骂时,唾沫四溅,酒臭薰人。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二十人分成四组,由红卫兵押解到小镇的大街上,为本镇居民搞批斗演出。校长、副校长、校工会林主席、和我为第一组,站在镇中心的百货公司门口。这是镇上一天最热闹的时候,街上挤满了附近地区赶集的农民,为我们提供了不少观众。演出还没开始,站在前面的两个男小伙子拉瓜了起来。

“嘿,搞啥名堂?”

“安徽大学红卫兵演出批斗牛鬼蛇神。”

“牛鬼在大学都干了些什么?”

“干反革命!干修正主义!”

“他们搞那个干啥?”

“别犯傻。是刘少奇让他们干的。”

“那毛主席怎么不管呢?”

“别讲蠢话。”

“他们到底干了什么呢?”

“别问我。红卫兵会让你明白的。你好好看,好好听。”

主持批斗的红卫兵首先宣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的威力、毛主席各项最高指示的绝对权威。接着他解释安大三千师生长征到农村来,是为了贯彻毛主席关于“斗、批、改”的最新最高指示。第一步就是斗争隐藏在大学里的“牛鬼蛇神”。然后,他从张校长开始,一一痛斥我们四人的罪行。他不时停下来,责令被批的低头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行,包括借口庆祝毛主席生日大吃一顿。演出结束时,观众和革命小将、“牛鬼蛇神”一起高呼口号,不外“打倒”和“万岁”,如此等等。后来的几个月里,类似的演出成为标准的保留节目。

过了几个星期,校管的大牛鬼奉命回本单位接受管制。冒教授、孔教授、和我走到离镇四、五里路的南庄生产队,住进外语系的“牛棚”。这所砖瓦房的女主人金大妈的前夫是富农成份,虽然早已去世,而且她也改嫁了一个老贫农,她却仍算富农。革命师生,主要是十几名俄语一年级学生,都住在贫农家里,“牛鬼”就都住在全村唯一的富农家里。凑巧也只有这一家有一间大屋子容得下十二名牛鬼。“牛鬼”组长是一位俄语教师,本来是个积极分子,由于历史问题也被圈了起来。铺着稻草的土地上已经有九名“牛鬼”的铺位,组长把我们新来的三个插在他们中间,每人铺位不到一米宽。两名红卫兵睡在厨房里一张竹床上,正对着无门的“牛棚”,就近看管。我们每天清早首先列队走到村子中心的“忠字墙”,墙上绘有“四个伟大”的巨幅肖像。十二人在墙前站成一排,大声背诵集体认罪书,恳求“大救星”宽恕,并保证彻底改造思想,重新做人。

“牛鬼”和革命师生在同一个伙房用餐。做饭的是学校学生食堂的一位中年男厨师,胖得流油,烟不离口,每天有两名“牛鬼”帮厨。他用一个长柄大勺从大铁锅里把菜舀到我们碗里。可是,每餐前,人人都得先向毛主席“请示”,对挂在墙上的毛主席像鞠躬,背一条毛主席语录。吃完饭后,再回到像前“汇报”,高呼“毛主席万岁!”

南庄有二十多户人家。由于地理位置好,水稻旱涝保收。小山上还有一座桃园,每年可以收几百斤大甜桃。另外,每年养几百只鸭子,中秋节前后就沿江而下赶到九十里外的南京去销售。全村绝大多数人家都是贫农,只有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大家笑称“地主”,因为他父亲当年是个地主,“解放”后被镇压时他还是个小孩。正是这名“地主”被共产党员生产队长委以统率鸭子大军的重任。娄队长四十来岁,身材短粗,话不多,受到全体社员的敬爱,因为他有能耐保证他们有较好的收入。他尊重打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旗帜下来的工人师傅,常和他们一起喝酒。有一次,三杯下肚,工人师傅老李,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问他怎么能把这么重大的责任交给一个“地主分子”。队长直截了当地答复了他:“他在行,干得好。”他对大学来的人都很客气,不管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每逢红卫兵为生产队举行“牛鬼”批斗演出,他应邀发言,就批评挨斗的“牛鬼”不重视农民的艰苦劳动。“你能吃你在一张纸上圈圈画画的字吗?”他总这么问,挨斗的也总回答说“不能吃”。但是,尽管他的儿子如果上工可以和其它小青年一样挣钱,他却坚持让他继续上学,好学会“在一张纸上圈圈画画”,因为他自己由于不识字上过当、受过骗。

社员们不明白大学的师生所为何来,因为他们好像啥也不“干”,尽管工人师傅和红卫兵一再宣称他们是来进行教育革命,同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每次大会上都高呼“向贫下中农学习!”和“贫下中农万岁!”的口号,但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贫农,以讲老实话闻名的,却对红卫兵说:“万岁”得好!谁能让一朝又一朝皇帝坐金龙宝座,又让你们小少爷们闹革命,若是没有世世代代的农民“万岁”?有些红卫兵在背后骂他“思想反动”,但是他们拿他没办法,因为他们下来是向贫农学习的。

农历新年快到了,社员们忙着准备过年。本村的裁缝挨家挨户给孩子们做花花绿绿的新衣服,屠户给每家杀一口猪,石磨日夜不停地磨黄豆做豆腐。孩子们欢天喜地地玩闹,嘴里嚼着新做好的花生糖、芝麻糖、炒米糖。家家户户大门上贴上了写在红纸上的春联。文革以前,人家往往选用吉祥如意的对联。现在报纸上推荐了符合时代精神的新春联。我们的女主人不识字,又不放心自己的阶级成份,找我给她选一副无人可以挑错的。为了让她放心,我选了万无一失的口号“共产党万岁”和“毛主席万岁”,又请冒教授用他那精湛的书法写在红纸上,再贴在大门上,也许可以辟邪吧。

与此同时,据说为了严防阶级敌人在节日期间捣乱,红卫兵不时举行批斗“牛鬼”大会,打乱了社员们准备过年的热闹活动,也更加衬托出我们贱民的处境。春节前几天,怡楷来看我。她住在邻近的生产队刘庄,每月一次来送生活费,这时候已减到十五元。她告诉我,有规定,节日期间,每系可以放一名有孩子留在学校的女教师回家过节。我们的三个孩子都留在学校,举目无亲,她认为她最有资格回去一下。但是,这个机会却给了“小辣椒”,她的两个孩子有她母亲住在一起照料。她叹了一口气:“政治挂帅,连这件事也不例外!”

然后,她给我看一丁写来的信,是用铅笔写在一张从笔记本撕下来的纸上的。他的字体比蝇头还小,密密麻麻,我仔细琢磨了一会儿才看明白。原来他等我们走了一周之后才有机会回家。不料学校已经派人用一根大钉子把大门钉死,据说是怕小偷撬门。幸好邻居有人在家,他们家的凉台和我们家的相接,他就从邻居家翻凉台过去。一进门,他就发现妈妈特地从市内长江饭店为他们买的小蛋糕都坏掉了,他只好忍痛扔进垃圾箱。又过了三天,他再回家,哪知道更坏的事情在等着他。屋子里满地是水,是从楼上人家流下来的,他们白天外出忘了关水龙头。他好不容易才把水扫到楼梯上。然后,他一个人,使出吃奶的力气,从床底下把几个泡在水里的重箱子搬到了床上。他又用洋灰在大门口外面筑了一道小小的防洪“堤坝”。一丁这时刚十三岁,身材矮小,不过是个大孩子,却被时代“逼上梁山”为父母分忧了。

他又讲了幼儿园里的情况。厨师刘叔叔让他帮厨,给他一些额外的东西吃。妹妹和弟弟都很好,只出过一个小事故。也不知是吃的东西不合适,还是夜里着了凉,一村夜里拉肚子,把床单和褥子搞得一塌糊涂。阿姨骂了他一顿,吓得他直哭,又让一毛把床单和褥子抱到废弃的游泳池去洗。褥子在水里变得很沉,一毛被拽下水,幸亏有一个过路的人把她救出。不过,现在都好了,妈妈不用烦心。怡楷被这小事故吓了一大跳,就把信拿去给工宣队师傅看,满心以为她有充分的理由在节日回家一趟。“你能想象那家伙看过信说什么吗?”她激动了。“他说:‘李怡楷,你听我说。你儿子确实把家庭琐事给你写得很详细,但是没有一个字讲他怎么学习毛主席著作。最要紧的事,不是和他们一起过年,而是在他们脑袋里装满毛泽东思想。’第二天,他自己就带着几只活鸡过江,回马钢和家人一起欢度春节去了。”

一丁的另一封信也使我们捏了一把汗。“楼下邻居吴阿姨也和你们一道去乌江了,留下两个男孩让老人带。老人不识字,所以吴阿姨有信来由我念给他们听,回信也由我写。后来有一个同学对我说,‘吴阿姨已在乌江被揪出来了,是历史反革命,而你还为他们家通风报信,家属委员会已经提出你的问题了。后来我就没再去过吴家念信写信。妈妈放心吧。’”天哪,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差点儿也会掉进“无产阶级群众专政”的虎口!

春节过后,社员们开始准备春耕生产。我们上午下地,和社员们一起劳动。下午政治学习,为“落实政策”做准备。红卫兵和工宣队师傅们不时找我们单独谈话,或是在会上告诫我们要“竹筒倒豆子,彻底交代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重复到让人作呕的程度。

 

四月的一个雨天,我们被领到镇上的旧戏院参加全校大会。一个破败污秽的场所给安大的师生员工挤得水泄不通。舞台上方挂着一条大红布的横幅,上面有用墨笔写在八张正方形白纸上的特大号大字:安徽大学宽严大会。军宣队头目、校革命委员会主任主持会议,首先宣讲“在当前政治运动中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一百多名牛鬼蛇神已经被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的革命群众揪了出来。”他宣称,举行宽严大会将把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证明党的政策无比英明正确,最后号召罪犯走坦白从宽的生路,不要走抗拒从严的死路。

接着,工宣队头目宣布四个从宽和从严处理的名单。从宽处理的第一人是化学系助教、牛鬼大队王大队长。反右运动中,他在复旦受过批判,但并未划为右派,后来由于人事工作中的错误,他被误认为右派,应予平反。据称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从宽处理的第二人是老党员、副校长。他在学生时代被国民党警方逮捕,曾供认自己的共青团员身份。这是个早已处理过的陈年旧案,本人也从未否认过。他的宽大处理包括:从行政九级降至十八级,重新分配到数学系当行政助理。从严处理的第一人是老党员、孙教务处长,和我有“同棚”之谊。他早年参加革命也有被捕的遭遇,现在人家拿出一张国民党时期的旧报,上面有一份被捕的共产党员退党的声明,名单中有一个名字和他的一样。他一直矢口否认他当过叛徒。他的处分是撤消原职务和行政级别,每月发生活费三十元。

这时候,工宣队头目大声吼叫:“把反革命敌特带出来!”全场骚动,大会进入高潮。两个武装的彪形大汉把一个剃光了头的小老头子推到舞台中央,老人低着头。一个大汉喊道:“抬起头来,沈瞎子!”我一眼看出,从上次在校园里的批斗会以来他衰老了许多,我的心往下一沉。随即我听见工宣队头目宣读他的罪行和对他的判决书。他的罪状包括:(1)1937年为国民党情报机关工作;(2)文革期间疯狂反扑,多次张贴小字报抵赖自己的罪行。由于反革命敌特顽固不化,判处劳动改造五年。工宣队头目问他:“你认罪吗?”沈讲师摇摇头说:“不,我没有犯……”没等他把话说完,观众发出了雷鸣般的怒吼:“打倒沈瞎子反革命!”武装的彪形大汉一面往他手里塞一枝钢笔,一面说:“不管你认罪不认罪,你在逮捕证上签字。”瞎子尖声喊叫:“我不签字。反正我也看不见。”武装大汉一把抓住他的右手,把食指按进一盒印泥,然后捺在逮捕证上。沈瞎子成了阿Q的接班人!革命师生员工又喊了一阵口号。宣判后的罪犯被武装大汉拖下舞台。

我跟着拥挤的人群慢慢走出了会场,看见沈瞎子在雨中孤零零地站在外面一辆卡车上,等待被押回合肥和任人摆布的厄运,俨然是对那些把他推入这个深渊的力量的无言的谴责。革命师生、工宣队、军宣队熙熙攘攘从他身旁走过,有说有笑,仿佛刚看完了一场轻松的演出,现在该去小馆子饱餐本地风味了。

 

宽严大会标志着“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一个新阶段。牛鬼重新按系别集中在乌江中学。教室暂作牛棚兼斗鬼场。为了从宽或从严处理作准备,人人轮流作最后的坦白交代,由“棚友”指出其中的漏洞和前后矛盾的地方,再作补充。一周之后,大多数牛鬼回到各自的科系,文革语言称之为“回到革命群众中去”,听候处理。各系牛棚解散,“牛鬼”也分散住到社员家。

冒教授和我相依为命仍住原处,由俄语一年级学生陈宇监管,三人各睡一张竹床。这位红卫兵爱读中外文学作品,如今可以躺在床上和两位文学教授夜话,也是“斗、批、改”的意外收获。冒老是名末清初大儒冒辟疆的后裔,家学渊源,又毕业于俄文专修馆,精通中国古典和俄罗斯文学。他讲起话来口若悬河,有说不完的文坛佳话和个人轶事,背不完的古典诗词,再加上他本人和钱钟书唱和的旧体诗,听得小陈入迷,有时忍不住哈哈大笑。幸好我们的富农女主人和贫农男主人,一天劳动下来,一夜呼呼大睡,不受干扰。

小陈贫农出身,粗眉大眼,性情耿直,不会溜须拍马。他晚上回来往往讲一段他和工宣队师傅林麻子的最新遭遇战。林师傅不但对“牛鬼”严格要求,对红卫兵的思想和阅读也抓得很紧。有一天晚上,一进门他就兴奋地说:“今天下午我碰见林麻子。他看我手里拿了一本书,马上就问:‘小陈,你在看啥书?’”我说:“《红楼梦》。”他说:“那是啥玩意?你应当学习毛主席著作嘛。”我回答他说:“这是毛主席推荐的伟大古典小说。”他说:“但是我不相信它能跟毛主席著作一样伟大,对吗?”“我不相信他自己读毛主席著作,靠他识的那几个大字,哈哈!”小陈还告诉我们,工人师傅多半酗酒,晚上往往在一个本地干部家喝白乾,经常酩酊大醉。零买来的酒一般装在用过的生理盐水瓶里。有一次,林麻子在路上看到另一个师傅从镇上回来,手里提着一个装得满满的盐水瓶。他三步併作两步走到那人跟前,一把抢过瓶子,拔下橡皮塞子。“我想喝一口想得嗓子冒烟了。你可别拦我!”说着,他把瓶子倒举起来,猛喝了一口,马上又喷了出来。“你他妈的!这是什么臭玩意儿?”那个师傅哈哈大笑:“给我炉子喝的煤油!活该,你他妈的贪嘴的麻猪!”笑话马上在社员和大学生中传开了。小陈最后说:“他们怎么能找到时间读书,即便他们想读?”

有一天很晚了,老冒和我已经上床睡觉,小陈还在暗淡的电灯下看书。林麻子突如其来光临,满嘴酒臭。“小陈,你在看啥书?”

“郭沫若写的纪念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三百周年的文章。”小陈回答,他想这次大概没问题吧。不料师傅又问他:“你为啥不读毛主席著作呢?”

“林师傅,这是毛主席自己推荐的,而且是《毛泽东选集》的附录。”

“它可能跟毛主席自己的著作一样好吗?嗯?”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化身走后,只听小陈愤慨地自言自语道:“老天爷,这些家伙能领导‘文化’革命吗?”

第二天夜晚,小陈正在灯下入神地看中译本的历史小说《斯巴达克斯》,突然听到邻居家的狗叫。他急急忙忙把书塞到枕头下面,打开了桌上的一本《毛泽东选集》。林师傅进来,看见他正在研读天下唯一值得阅读的书,满意地宣称:“小陈,我很高兴看到你听我的话读毛主席的书,我真高兴!我认为,没有任何书能比得上毛主席著作。记住我的话,小陈。”他一走,小陈忍不住要和我们分享他的乐趣。“老冒,老巫,这简直太妙了!我正在紧跟着斯巴达克斯骑在马上飞跑,逃避敌人的追捕,这时候突然听到邻居家的狗叫。我的心跑得比斯巴达克斯的马跑得还快。啊,多精彩的冒险!”

这个期间,怡楷有时从刘庄上乌江镇,来回路上往往来看我一下。小陈一见她来,就说有事到村子里去。我俩喝杯绿茶,讲点闲话,谈谈不在身边的孩子,或是揣测我们的前途。她每次都带一包五香花生米和几块茶乾,她知道我爱这些小吃。她也跟我讲她住在一个贫农家的故事。主人老刘两口子待人很好,但是作为“牛鬼”家属,她受一个俄语女生监视。两人合睡一张不宽的竹床,这位“巾帼小将”占了靠墙的一边,睡得稳稳当当,让老师夜夜冒一翻身就会掉地的危险。更糟糕的是,夜里耗子在床上跑来跑去。“有一夜,两只耗子在我脸上打架,把我惊醒。我惊叫了一声,吵醒了女将。我赶忙说对不起。她只说怕耗子是‘缺乏革命性’。反正我从来就没有‘革命性’。第二天早起,我到水缸去舀水洗脸刷牙,看到水面上漂了一只大耗子。这次我没惊叫,跑去叫老刘来看。他伸手把死耗子抓出来,扔进垃圾堆。他说:没什么新鲜的。下次政治学习会上,我的‘床伴’揭发我胆小不如鼠,抵制贫下中农再教育。”有时候,她的好友、俄语女教师江楠和她一道来。我们的谈话题目离不开“牛鬼”会如何处理。怡楷和我早已习惯于党的反复无常,不再为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操心。可是江楠忧心忡忡,因为她的爱人、老党员、校工会林主席在宽严大会上被宣布有严重问题,被押回校园单独监禁、严格审查。怡楷和我尽量安慰她,说他的问题一定会顺利解决的,虽然我们的乐观是没有根据的。

社员们忙于春耕春播,革命师生呆在屋子里没完没了地东拉西扯谈论教育革命。红卫兵头目不准老冒和我参加讨论,命令我们二人执行生产任务,去生产队指定的一块地上种白菜,供食堂用。冒老从来没下过地,何况步履蹒跚,所有翻地、种菜、挑水、挑粪的活儿,理所当然都是我份内的事。他老人家高兴时,帮我浇浇水、施施肥。其实,巴掌大一块地,能有多少活儿。闲下来,坐在田头,目标太大。我心生一计,我俩还有看菜地的任务,于是在一处田埂下面挖了一个洞,面向菜地,宽大足以容二人并坐。小小天地,不啻红色海洋上的一叶方舟。冒老大喜,称之为“二牛桃花源”。我干活时,他可以倚靠在洞中抽烟养神,或小睡片刻。我无活可干时,二人促膝谈心。他的话匣子一打开,你休想关起。这时我才知道他早年在北平攻读俄语,因为系出名门,又人才出众,随意出入豪门。后来出使莫斯科,诗酒风流,名噪一时。此刻置身“桃花源”里,远离批斗会的唇枪舌剑,冒老讲起往事来,津津乐道,毫无愧色。

有一次,我有心跟他开玩笑,就绷起脸来给他上了一课。“老冒,我看你的思想改造开倒车啦。你念念不忘你过去腐朽糜烂的生活,说得津津有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足以证明你坚持反动立场。老冒,我看我非揭发你不成啦。”

他也一本正经地答道:“老巫,我低头认罪。我儿子在家里也控诉我犯有同样的罪行。他经常让我在毛主席像前低头认罪。我就合着他,就如同他小时候我哄他玩儿一样。有一天,他命令我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我觉得他搞得太过分了。我说:‘你小时候,我从来没让你给我、给祖宗磕过头吧,有没有?这是老封建嘛。’他可乐了,他说:‘老封建,算你说对了!对你再合适不过了,你是封建余孽嘛。用你教我的一句话,这叫做‘以毒攻毒’!别废话,跪下,向毛主席请罪!’”我听了一惊,追问道:“老冒,你到底跪了没有?”

“跪啦。我一想,‘六六’那天夜里,咱们几十人被赶到广场,在大庭广众之中罚跪。如今在自己私宅里跪一跪,又有何不可呢?二话没说,我扑通一声跪了下去,等我爱人喊我们吃晚饭,我的腿已麻木得站不起来了。还是儿子过来扶起我。一家三口又坐到一起,吃了一顿我爱人做的好饭菜,儿子还给我倒了一杯红葡萄酒哩。多荒唐的闹剧!”

我又接着批他:“老冒,你不但坚持反动立场,更严重的是,你玩世不恭!”

他理直气壮地答道:“难道你不是吗,老巫?这个年头,除了玩世不恭,你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我跟他说我大半生的遭遇和他的有天壤之别,我没有资格玩世不恭。我给他讲北大荒劳改营的故事,还有清河劳改农场饿莩遍地的景象。一半或许因为他本人是书法家的缘故吧,听我讲起一个年青书法家活活饿死的事,老人家泫然涕下了。可是,他随即倒打一耙,故作正经地说:“老巫,你的话我一句也不信。你很清楚,我们党一贯坚持革命人道主义,毛主席他老人家更是三令五申。抗日战争期间,从来不许虐待俘虏。解放战争时期,政策也完全一样。劳动教养分子怎么可能受到虐待,甚至活活饿死呢?我看,要么是你凭空虚构,要么是你神经错乱。我看我非得检举你不成啦。”说完,他哈哈大笑。

到了四月中旬,政治学习的题目是如何贯彻“四个伟大”关于干部下放的最高指示。广大干部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势在必行。工宣队、军宣队头目热烈赞扬伟大领袖这一伟大战略部署的深远意义,号召广大教师争取“光荣下放”。人人表态热烈响应号召,可是人人都惟恐这一“光荣”落在自己头上。实际上,下放对象限于那些解除专政的“牛鬼”、尚未解除专政的“牛鬼”家属、还有工宣队的眼中钉。怡楷在劫难逃,早在5月10日公布名单之前就是公开的秘密了。当晚,怡楷来给我“报喜”。第二天早晨,学校派大卡车送这些“光荣榜”上题名的选民返回校园,收拾行装。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她受我株连,被迫独自带三个小孩流放农村,比起十年前来更是每下愈况了。我对这“伟大战略布署”感到茫然,我也无言可告慰我的妻子。我送她走回刘庄,在黑暗中无言地告别。

怡楷一走,日子就更难过了。“斗、批”搞得差不多了,坦白交代也完事了。闲下来,我将被如何发落成了我沉重的心事。或许为了改变单调的生活,七月一个大热天我突然发高烧。路过的校医来看过两次,给我吃了一些退烧的药,烧不退反而上升。最后他决定送我去镇上的卫生院住院治疗。正当我挣扎着从竹床上坐起来,准备走,怡楷突然牵着一村出现了。这是我六个月来第一次看见这孩子,我好不容易才忍住眼泪。我又躺倒在竹床上。一村来到我跟前,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包。他打开一层又一层的纸,然后用两个小手指捡起暗藏的宝贝,放进我嘴里。“我盒子里最好的一块糖。我留给你,爸爸。好吃吗?”我只能点点头,眼泪已经夺眶而出了。

“你怎么回事儿,宁坤?”

“我发了几天高烧。你进门时我正在准备去医院。你怎么会知道我病了,怡楷?”

“我不知道。也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吧。一村几天前从合肥回家了。我就想带他来看你。你们好久没见了。校医怎么说?”“无名病毒感染什么的。让我去住院。”

怡楷看见我走不动,就把我放在自行车上推到镇上去,把一村托付给金大妈。我住进已经有十几个病人的大病房。院长李大夫新近解除专政,给我检查了一下,没做什么诊断。在几天滴注抗生素之后,我退烧出院,怡楷才带着一村回她“光荣下放”的村子。

八月的一个下午,烈日当空,一丁突然出现在我屋里,汗流浃背。“一丁,怎么回事儿?”我惊慌地问他。“你怎么会一个人跑来了?”

“妹妹在合肥病重,来了个工宣队师傅教妈妈赶紧回去。我在香泉中学寄宿了一阵,可学校因为闹大水不能按时开学。食堂关门,我没处吃饭,只得回生产队,在邻居孙奶奶家搭伙。她没多少东西给我吃,我一个人也孤单,我就决定来找你。你看他们能让我呆下吗?”

“你当然呆下。”小陈插话。

“好,那就解决了。”我放下了心。“你说说你怎么来到这儿的。”

“我走来的。”

“走?多远?几个钟头?”

“四十来里,我估计。我歇息走走。出门很早。一路上吃了好多西瓜。”

一丁刚十三岁,大热天在路上走了六、七个钟头。金大妈对孩子的毅力感到惊讶,给他做了一大碗蛋炒饭。当天夜里他发高烧,第二天上午小陈带他去看校医,拿了一包复方阿斯匹灵和治中暑的草药。几天以后他好了,小陈带他去驻马河游泳,那是与刘邦争天下的楚霸王的大军饮马的地方,小陈顺便给一丁上了一堂历史课。

一丁的到来不仅让我重享片刻的天伦之乐,也丰富了老冒和小陈的生活。我和头生的孩子分离大半年了。他长大了一点,但是由于营养不良,跟同年龄的孩子比起来还是矮小。他是自己学会游泳的,现在又有小陈乐意当他的教练。我感到更高兴的是,小陈像个大哥哥一样对待一丁,从来不让他觉得他爸爸是归他监管的“牛鬼”。夏天下午很长,没有学习或劳动时,我们就都躺在凉床上(一丁和我睡在一起),小陈带头,大家轮流朗读一篇鲁迅作品,一丁也参加。有时侯,我们会中途打住,议论其中的一段,或者弄清某个论点。

一丁天生不爱多话,可会讲故事,几个月的幼儿园生活给他肚子里装满了故事。有一天,他讲给我们听:“一天早晨,过了早饭时间,阿姨发现我屋里所有孩子都还在呼呼大睡。等他们都睡醒起床,阿姨问他们为什么没准时起床。他们都说巫一丁讲孙猴子的故事,一直讲到很晚。”

我焦急地问他:“你犯规挨罚了吗?”

他笑笑说:“有那么点儿。老师们罚我白天轮流给各个班讲。”

小陈高兴地说:“那太棒啦。你做了一件大好事,让那些被父母亲丢下的孩子们开开心。我一向喜欢看《西游记》,不过我好久没看过了。一丁,你也讲几段故事让咱们开开心吧。”

我不放心就问他:“小陈,这能行吗?”“没问题。孙猴子是毛主席表扬的革命者典范。红卫兵人人都要向他学习。讲吧,一丁,讲金猴的故事。”这样一来,在让人懒洋洋的炎夏的下午,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讲童话,让三个躺在竹筏上在狂暴的革命急流中漂荡的成人开开心。

有一天下午,一丁正在讲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林麻子闯了进来。“你们在干什么?”他声色俱厉地问道。

“这是老巫的儿子,林师傅,来看他爸爸的。他正在给我们讲一个孙悟空的故事。”小陈回答。“您知道,毛主席十分推崇《西游记》。”

“我知道。不过你不应该跟归你监管的对象在一起玩闹。你应当监督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对这孩子也适用。”

小陈晚饭后来,面有愠色。过了一会儿,他低声说:“林麻子决定不让一丁再呆下去。对你的思想改造不利,对孩子也没好处,他这么说。”第二天一早,一丁搭小轮去裕溪口,再坐火车去合肥找妈妈,她还在那里看护一毛。

一丁一走,我们的生活又回到单调的老一套:一日三餐、偶尔的政治学习、菜地浇水施肥。白菜出现营养不良的迹象,红卫兵头目下令教我多施化肥。菜倒是长得快一些,不过等到老冒和我把收割的白菜抬到伙房,菜叶子已经由绿变紫了。胖厨师看了一眼就说:“你们把这个送到这儿来干什么?这哪是蔬菜?明明是劈柴嘛。抬走!”于是冒老教授和我又把我们的劳动果实送进垃圾堆。我觉得自己也像一件等候处理的废品。

秋天的一个上午,我正在帮厨,当时全系的革命师生就在附近的公房里开会。突然间,我看见一个男社员从不远处的东郢村朝着公房跑过来。过了片刻,我看见本系岳副书记从公房出来,跟着那个社员向东郢飞奔。显然出了紧急事故。到底出了什么事呢?我纳闷儿。革命师生散会后来伙房吃午饭。他们激动地谈论着,原来是江楠在她住的社员家上吊死了,我听了大为惊骇。下午,我看见在伙房的墙上和门前空地上贴满了写在黄纸上的标语:

江楠畏罪自杀

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现行反革命死了活该

一张芦席裹了当狗埋

我听惯了文革夸大其词的革命辞令,并没把这些标语的恶毒语言当真。可是,两天之后,话传开了:江楠的坟被盗了,她的尸体确实是用一张最便宜的芦席浅埋在一个坟坑里。她身上穿的一件毛衣被盗走之后,尸体就暴露出来,然后有人又挖了几锹土盖上。又过了一天,她的坟再次被盗,这次是一条野狗把尸体咬得粉碎。社员们愤怒地质问:“这位女老师到底犯了什么错,就活该被野狗吃掉?我们犯了什么错,就该遭这样的晦气?”工宣队头目召开全系大会,宣布几项紧急措施:(1)江楠自杀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正式宣布为“现行反革命”;(2)事件绝对保密,任何人向死者爱人泄密以现行反革命论处;(3)红卫兵与革命教师应以毛泽东思想帮助社员破除迷信;(4)将对事件进行调查,任何不负责任的猜测和流言蜚语将按违犯革命纪律严肃查处。

可是,社员们不受“革命纪律”约束,却公开谈论。事情很快就水落石出:死者生前曾遭一名至数名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奸污,并受到威胁,她如胆敢泄露真相,他们将严惩她的爱人。后来,死者发现自己有孕,就向外语系工宣队头目请假,要找一家医院打胎。但是,按政府规定,必须提供父方姓名。这头目不但不设法帮忙,反而威胁说,如果她胆敢泄密,将以“腐蚀工人阶级”罪论处。受害者走投无路,痛不欲生,曾对一位好友吐露唯有一死了之。她的爱人原来已在校园单独监禁,但仍可由红卫兵押解到食堂用餐。从她死后,他再也不许离开监禁室,三餐都从食堂送来。他对严管措施的升级措施感到惊愕,认为这是他的案情严重的迹象。他被蒙在鼓里,一直到文革结束、工宣队回马鞍山之后。对江楠自杀的调查毫无结果,因为工人阶级的形象不能被玷污。又过了几年,死者“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现行反革命罪行”才终于得到平反。

江楠之死驱散了一丁的小住带来的昙花一现的田园生活的幻觉。我的思绪又回到十年前在劳改农场饿死的难友,但是江楠之死更令人毛骨耸然、更令人痛心疾首。这噩耗很快会传到怡楷那里,给她沉重打击。她们二人同病相怜,而且一村和她的女儿同年,在一起玩得很好。仿佛有一种阴影笼罩着我周围的人。社员们摇头叹息。他们再也无法了解,这么可怕的事,怎么会发生在用光辉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安徽大学?老冒和我相对无言。小陈一向大声说笑,现在只顾埋头读书。有一晚,他正在读《水浒》,忽然又听到邻居的狗叫。他急忙关灯,钻进蚊帐,打起呼来。我们听见脚步声接近,大门吱呀一声,又听见脚步声渐渐远去。几分钟后,小陈从蚊帐钻出来,打开灯,重新回到梁山泊的英雄好汉中去,小声骂道:“真他妈的讨厌!”

批斗牛鬼蛇神进入尾声,斗争矛头指向青年教师,几乎是要人人“过关”。我看到几张给我的政治“告解神父”小冯贴的大字报,抨击他“拜倒在极右分子脚下,丧失阶级立场。”后来就轮到学生了。一个英语专业一年级的男生、贫农出身,被押到各生产队轮流批斗,只因为他提了一个问题:“如果说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员获得冠军是由于他们学习了毛泽东思想,那么我们怎么解释日本和其它国家运动员所取得的胜利呢?”他胆敢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幸好他的阶级出身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住在南庄的好几个俄语一年级学生都受到批判,不过小陈被整得最凶,因为他经常和林麻子顶撞。该他上场的那天,老冒和我奉命参加。秋末的一个下午,批斗会在生产队工具房举行。十几个同班同学、两三位教师,各人自带小凳子,在许多铁锹、锄头、柳条筐、扁担当中找个地方坐下。林师傅坐在一张大藤椅上。墙上贴满了“打倒陈宇!”之类的标语。空中挂着一条白布的横幅,宣告“陈宇不投降就教他灭亡!”

会议由小陈的同班同学小裴主持,他是班长,又是林麻子的宠信。“小陈的阶级根子好,出身经济落后的淮北贫农家庭,和我一样。”他用老一套的阶级分析开了头。“然而由于他狂妄自大,又放松思想改造,他不虚心向工人师傅和贫下中农学习,反而接受资产阶级文学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罪恶影响。事实上,他正在很快地陷入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泥淖。我要求他今天暴露他的灵魂,做一个触及灵魂的检讨。”

小陈情绪低沉,以他平常硬梆梆的口气说道:“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我当然也不例外。但是我二十一岁的生命是一本敞开的书。我从来不想掩盖自己的缺点和毛病。我欢迎我的同班同学、工人师傅、贫下中农对我的批评。”说到这里,他的两只大眼睛怒气冲冲。“但是,我绝对不是一个敌人,也不能当作敌人来对待。”

没等他说下去,小裴插话了。“我警告你,陈宇,这不是你虚张声势、美化自己的时候。你目无工人师傅,反对毛泽东思想,走得够远了。该是你坦白罪行,挽救自己的时候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小裴。”小陈又提高了声音。“我听到过这些罪名加在‘牛鬼蛇神’身上。我自己也干过。而你现在跟我这样说!你难道不是把你的阶级弟兄和敌人混为一谈吗?”

“正是你自己敌我不分,”另一男同学、积极分子绰号“小尼姑”发言支持小裴。“党交给你监管两个‘牛鬼’的政治任务。而你干了什么呢?你变成了他们的朋友,他们的俘虏。你一次也没有汇报过他们的反动言行。你不但不让他们劳动,反而陪他们去游逛散心。你不但不监督他们改造思想,反而迷恋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品味!是不是这样?”

“打倒陈宇!陈宇必须坦白交代,低头认罪!”

冒老和我身为“罪证”,如坐针毡。这时候,另一名阶级弟兄拍案而起,指控小陈流传一首他和“二牛”合写的反诗。会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众目睽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只听小裴勒令老冒坦白交代。

冒老毫不含糊地高声回答:“有一个星期日,小陈陪老巫和我到附近的霸王庙去散步。我步履蹒跚,滑倒在楚霸王项羽的塑像前面。感谢小陈把老朽扶了起来。我随口说出两行打油诗自嘲:‘霸王庙前出洋相,教授原来是草包’。是老巫续了后两句。”“是我,”我坦白道。“后两句是‘牛鬼蛇神我不要,滚回人间去改造。’与小陈无关。”

小陈发言了。“也许我对老冒、老巫宽大了一些。但是我认为我只是根据党的政策规定给他们以人道主义的待遇。我和他们一起读的文学作品都是毛主席推崇的经典著作。”

“陈宇在打马虎眼,”另一阶级弟兄插话。“他不但包庇二牛的反诗,而且背给我们听,散布他们恶毒的不满情绪。他对这一切都没表示任何的悔恨,反而胆敢盗用我们伟大领袖的名字为自己开脱。陈宇亵渎毛主席!陈宇罪该万死!”

“陈宇不仅和牛鬼友好,而且跟他们的家属亲热,”一名阶级姐妹揭发。“巫宁坤的儿子未经批准和他们住在一起,陈宇领他去驻马河,教他游泳。我听那孩子叫他:‘陈大哥’,有没有,陈宇?”

“他确实叫了,怎么的啦?”

“这样一来你就成了一个阶级敌人的儿子的兄弟!”

“那你说他该怎么叫我?”

“没得叫的。首先你根本不应该和他打交道!”

对陈宇“不分敌我”的抨击原来只是一场前哨战,更严重的罪名是反对以林麻子为代表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陈宇经常顶撞林师傅,每逢师傅用毛择东思想帮助他。”小裴宣称。“不仅如此,他还散布流言蜚语中伤我们大家十分敬佩的好师傅。林师傅是工人阶级代表,是毛主席派来领导我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陈宇反对林师傅就等于反对工人阶级,等于反对毛主席。打倒陈宇!陈宇必须低头认罪!”

全场高呼:“打倒陈宇!陈宇必须低头认罪!”

“我小时候,我爹妈总教我当个诚实的孩子,不要对他们隐瞒什么。”陈宇好像在顾左右而言它。“后来毛主席教导我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正因为林师傅代表工人阶级,是毛主席派来的,我觉得我对他也得像对我的爹妈、对我的老师、对我的同学一样。如果由于无知或傲慢,我出于无心地冒犯了林师傅,我现在当众向他请罪。”

“陈宇狡猾抵赖!陈宇必须承认反对工人阶级、反对毛主席的罪行!”小裴带头喊起了口号。

出乎意料地,林麻子发言,收拾僵局。

“同学们,我们大家在这里开会是为了帮助陈宇,不是把他一棍子打死。我是工人宣传队的一名队员;我的任务是帮助大家在革命的道路上向前进,而不是计较对我个人尊严的冒犯。陈宇让我操心,因为他浪费时间读什么梦啊、楼啊,什么郭沫若、阿Q,什么鲁迅和猴子,乱七八糟,全都是古人、死人。为什么不好好读毛主席著作呢?天下没有比毛选四卷更好的书。我一贯跟他讲的,现在我在这里向你们大家讲。小陈,回屋去,好好想一想,写一篇自我批评。”

我猜想,林麻子自以为得胜了,大可摆出一副宽宏大度的胜利者的姿态。第二天话传开了,林麻子和其他工人阶级代表一起庆祝他征服小将的胜利,喝了半瓶白乾。

至于陈宇,当晚他一回到屋里就放声大笑;“想治我!门儿也没有!不过你们俩得格外小心。我不信他们能拿我怎么样,但是他们随时可以跟你们过不去。我必须多读鲁迅的杂文。他对那个时代和他同代人那些锋利的批评在今天也同样适用。若是他活到今天,他也会被打成极右的,没错儿!”两天以后,小陈被分配到另外一家,和一个阶级弟兄同住。老冒也搬到另一家去了。屋里只剩下我“孤家寡人”,这家的小主人、小金把他的四柱卧床搬进来和我同住。

外语系“牛鬼”一半已在“解放”后下放农村,剩下的五人归一名英语毕业班男生小孙监管。他受到工人师傅信任,因为一来他出身贫农家庭,二来天生羞怯,不会跟师傅们顶嘴。他住在系领导所在的一个村子,不时把我们五人从各村集中到一起学习或劳动。他从来不教训我们,不咋呼,不大声说话,而且动不动就脸红。晚饭后他往往来找我,陪我去散步。他说,他对我的事一清二楚,因为他听过我的检讨,看过我的自传和其它材料,他看不出我有什么问题。时间一长,他就把自己的情况讲给我听。他从小父母双亡,他和弟弟就由一个嫁在附近一个村子的姐姐抚养。过了几年,姐夫再也容不下两个孤儿了,姐姐二话没有,带着两个弟弟和自己的一儿一女回到父母的茅屋。公社以产梨闻名,叫做良梨公社。姐姐多干多得,不仅养活四个孩子,而且送两个弟弟上学。1965年小孙高中毕业,考上安大,全村欢庆。不久,小孙要搭火车去省城入学。车站离家十里。小孙身材矮小,姐姐二话没说,背起弟弟的行李,一路走到车站。

“你有这么一个有爱心的好姐姐,真是太幸福啦,”我说。“你姐姐一定为你感到骄傲。”

“我知道,”小孙说。“姐姐从来没有上过学,不识字。她决心送两个弟弟上学。她希望我们刻苦学习,可是从不责备我们,从不教训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所以你从来不教训我们,不提高嗓子跟我们说话?”

“我不知道,”他说着脸就红了。“姐姐说话总那么柔和,她从来不伤害任何人。我会羞愧死了,如果我教训你们,提高嗓门说话,伤害谁。同学们批评我性格软弱,不像个革命小将。但是每逢我看到他们盛气凌人,欺侮老师,我的脸就发烧。我知道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大革命,有许多事我也不理解,可是那并不等于我们有权任意伤害人。无论如何,我会对不起我姐姐和过世的父母,如果我干了其他红卫兵干的一些事。”

他还没读完大学一年级,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眼看他就要毕业,拿到一张“合格完成四年英语专业课程”的文凭。

“我毕业后能干什么?”他一脸无奈的神情。“大学一年级,我很用功,但是学的东西现在都忘光了。我当然愿意为人民服务,可是我拿什么去为人民服务?”

“这不能怪你,小孙。”我想安慰他一下。“二战时期,我自己中途退学去当了五年空军翻译,荒废了学业。仗一打完,我就回大学弥补失去的时间。目前你们也不忙,你何不马上就复习旧功课,学点新课?”

“你能帮我吗?我不聪明,可是我愿意学……”

“现在我等着做结论,有的是时间。”

于是我开始帮他复习旧课,然后进入大二的英语课本。我警告他不能靠背单词、抠语法的机械的办法学英语,试着教给他一种明智而敏感的读书方法。有一天,他带来一本初级法语课本,我们就开始攻第二外语,虽然我的法语也早就上锈了。他十分好学,接受能力也不错,我便鼓励他多读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诗词,这都是毛主席最熟悉的。这个年青人天生一颗好心,经历了三年的红色恐怖而居然一尘不染。我希望优美文学作品可以陶冶情操,扩大他对人生的视野。我还能给一个窝工的鬼找到更好的消磨时间的办法吗?当然我们得十分小心,否则他就会重蹈陈宇的覆辙,犯“敌我不分”的错误。

秋去冬来,飞舞的雪花意味着社员和他们的水牛、红卫兵和“黑五类”,都将开始冬眠。66、67、68级毕业生早就远走高飞了。剩下69级学生作为革命的主力。但是他们也只是在耗时间,争取毕业分配出人头地。关于首都和别处的政治斗争的报道和新闻在师生当中只有轻微的回声。照样有老一套的政治学习、敷衍了事的讨论、谣言和闲话,但是没有多少激情和兴趣。毛主席像章和忠字舞已经退出文革舞台。有一天,几名红卫兵走进伙房去吃午饭,按规矩先向毛像鞠躬,背语录,喊口号,不料林麻子厉声问道:“你们这是在干什么?不许搞腐朽的封建主义东西!”小将们恍然大悟,他们又落后于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了。

冬去春来,生产队小山上的桃树开花了,小孙常带领他放牧的一小群牛鬼到果园去学习。我们坐在繁花似锦的树下,呼吸花香醉人的新鲜空气。一天下午,春光明媚,我们正准备在那儿聚会,却看见好几个社员正在队长指挥下砍伐桃树。小孙大惊失色,急忙问道:“娄队长,你们这是在干什么?我不能相信我自己的眼睛!”满面愠色的队长回答:“小孙,上级命令!挖资本主义根子!水果是资产阶级的奢侈品,从卖桃子得到的额外收入会腐蚀我们的灵魂,他们说的。明白吗?”小孙说不出话来,但是我看见他眼里有泪水。

晚饭后,小孙来和我去散步。他情绪低沉,含泪说:“这场革命有许多事我没法理解,我也许永远不会理解。我是在果树当中长大的。它们是跟我玩耍的朋友,它们的果实养活了我。粗暴无理地砍倒一棵鲜花怒放的桃树,这就如同杀害一个欢笑的青年!我恐怕当不了一个好的革命者……”不久以后,小孙被分配回他自己的公社中学当英语教师,而他那些更革命的同学就分配在安大或城市政府机关工作。

四月底,岳副书记向我宣布对我审查的结论。(1)没有发现新问题,过去和现在都没有;(2)解除临时工合同,5月1日起生效;(3)下放和县高庄生产队,与家人一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又补充说:“你明白这是一个很好的政治结论,虽然你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了。反正李怡楷每月还有工资。我希望你能体会我们为你做的这一切,在会上表达你对党的感激。”听上去仿佛我获得了什么浩荡的皇恩。我写了几个字把“好消息”告诉怡楷。两天以后,4月30日,在全系师生大会上,岳副书记宣读了《中国共产党安徽大学委员会关于巫宁坤问题的决定》,然后由我向党、向安大和外语系领导、向全系革命师生对我如此慷慨宽大的处理表示由衷感激。回到金家,社员接二连三来跟我说,他们对于我的处理感到十分愤慨。“他们指望你靠什么生活?特别是他们自己承认并没有发现任何新问题!”村子里那个爱说实话的社员说:“毛主席不是最近刚讲过‘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说了也白说,老巫,‘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你还不到五十,好好保重身体。”陈宇前来话别。“看上去,你和李老师从此以后没有机会在大学教书啦。注意自己的健康,让孩子们健康成长!我跟一丁玩得很好。告诉他陈大哥想念他。”我听得出他有些感伤了,就跟他说:“别这样,小陈。我并不那么悲观。如果中国连我这样一个人的容身之地也没有,我不知道这个国家将会伊于胡底。咱们走着瞧吧。我个人的命运并不让我忧心忡忡,更不应当成为你思想上的沉重负担。当心你那张大嘴巴!”我们俩都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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