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宁坤《一滴泪》连载|4.生于忧患&风雪北大荒

第五章 生于忧患,1958

一(据李怡楷口述)

宁坤被吉普车带走的那天,我站在宿舍门口,一直看着车子开出大院儿。猛然间,我眼前发黑,两腿软得快站不住了。一个路过的女同事轻轻推了我一下,急促地说:“小李,怎么啦?快回去躺下。你的脸色太难看了。”回到屋子里,我瘫倒在床上,迷迷糊糊失去了知觉,直到感觉肚子里的小生命在蠢动。我吓了一跳。我会早产吗?不过疼痛很快就过去了。突然间,我放声大哭起来,这是几个月来第一次。我也第一次感到十分孤单。一阵敲门声打断了我的啜泣,我听见邻居一个妇女大声说:“打字室来电话,叫你马上去上班。他们说有紧急任务。”我好不容易从床上爬了起来,一路拖着两条腿走到打字室去。

我本来在教师阅览室工作,管理英文书刊。那里备有一些美国报刊,包括《生活》、《时代》、《读者文摘》、《纽约时报》。这些“反动报刊”是别的大学所没有的,而这个学校这样做是为了帮助教师熟悉流行的美国英语和了解“敌方”的最新情况,提高教学质量。一旦宁坤被划为极右,我就没有资格接触这些“危险品”了。我被调进打字室,首先在一台古老的台式英文打字机上摸索自学,后来专打蜡纸。不过,打字常常给政治学习让路。

我一走进打字室,以积极闻名、人称“小左”的小组长,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女华侨,绷着面孔对我说:

“你为什么迟到这么久,李怡楷?”

“我得等宁坤离开。后来我人不舒服。”

“他是两点走的,对吧?现在三点过了。红肿的眼睛!你为什么哭?还为他难过吗?你的眼泪证明你从来没有和右派划清界限。多么顽固!马上来开会。我们把这个会推迟到现在。你看,别的组的同志也来了。你跟着你爱人走,在错误和反动思想的泥淖里陷得很深。我们在这里是要通过严肃的批判帮助你。你先做一个自我批评。”

“对不起,我没有准备。”我平静地回答。

“你说什么?你犯了那么多严重错误,却连自我批评也不准备做。她的态度能容忍吗,同志们?”

“不行,当然不行,”时髦的法文女打字员应声道。“李怡楷,我们大家都是来帮助你,免得你跟着你爱人走上毁灭的道路。你必须做的第一件事,那就是和他划清界限,你明白吗?””

“我明白,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办。”

“你当然知道怎么办,”一位人事科的女干部插话了。“你只不过是不愿意,因为你坚持反动立场。整个运动期间,你从来没揭发过巫宁坤的反动言行。这完全是你阶级立场的问题。你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对吧?”

“我父亲是一位爱国民族资本家。他死于心脏病时我才四岁。”

“这我都知道,”她那权威的声音说。“问题是,你没有改变你的阶级立场。除此之外,你又坚持巫宁坤的反动阶级立场。那是非常危险的。你有没有考虑过离婚?别误会,没有人强迫你离婚。我只是问,你有没有过这个想法?”

“没有,从来没有,”我答道。

“同志们,你们听听!为什么没有?”

“我们大家都知道,党的政策是治病救人。巫宁坤有病,党正在挽救他,我有什么权利抛弃病人。再说,我是天主教徒,教会严禁离婚。”

“大家听听!抬出党的政策和她的教会的规定来压我们。我要让你明白,我们党并不禁止离婚。老丁的爱人正在办离婚。党组织和同志们都赞许她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你的宗教信仰和我们不相干。但是,你忘了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享有离婚权,尤其是和右派离婚。我已经说过,没有人劝你离婚。你离婚,我们得到什么好处?我们来是要帮助你认清你的错误和反动思想。”

其他人轮流表示同意人事干部的意见,告诫我尽快划请界限。最后,“小左”做总结,让我认真反省,正视现实,并宣布要继续开会帮助我。“今天我们不再为你浪费时间了。你回家去继续思想斗争。下次开会,我们希望你讲清楚你打算怎样和你右派爱人划清界限。如果你顽固不化,你的问题可能不会停留在‘人民内部矛盾’。那你怎么办呢?带着花岗岩脑袋和巫宁坤一起去见你的上帝?难道你对你小儿子和快出世的孩子没有任何感情吗?”

我回到家已经六点钟了,疲惫不堪。宁坤和丁丁在家时,两间小屋子总显得又吵又挤,此刻却冷清得像一个荒凉的墓地。为了逃避这突如其来的孤寂,我走出门去遛达遛达。同事和邻居们,三三两两,正从食堂往回走。我正踌躇要不要跟他们打个招呼,有人假装没看见我,也有人掉过头去。这大概就是他们所说的“完全孤立”吧!又回到我的小屋子,我看到宁坤从香山带回来的两个茶鸡蛋和花生米。这时我才想起从早晨就没吃东西,肚子很饿了。我剥了一个蛋,正想咬一口,可心思又回到宁坤身上。“他此刻在哪儿?有晚饭吃吗?会挨打吗?他还能忍受多少侮辱和伤害?一旦受不了,他会自杀吗?……”

我没有胃口了,但想起肚子里有个小生命要喂,才勉强就着一杯热水把鸡蛋吃了下去。那个鸡蛋和花生米就留给丁丁吃吧。我提醒自己别忘了给他买一个红的大苹果,那是他爸爸被抓走以前最后留下的话。我躺到很晚才入睡。近年来发生的事,一桩桩,一件件,都来到心头。我倒想大哭一场,可就是哭不出来。到最后,我对自己说,“你一定要勇敢地单独面对世界,不管今后发生什么事。”在以后的日子里,又有开不完的小组会“帮助我认识我的反动思想”。

“去年五月的教职员大会上,你把肃反运动中巫宁坤在南开受到批斗和耶稣受难比较,有没有?”

“有的。”“荒谬绝伦,反动透顶!你怎么可以把社会主义中国一个反动分子罪有应得的批斗和耶稣受难相提并论?你的反动阶级立场还不明显吗?”“我承认那是个错误。巫宁坤不配和耶稣比较。我的意思是说他同样是无辜的。”

“你说什么?他是无辜的?”

“我当时是那样想的。”

“那你现在怎么想?”

“我现在怎么想,没有什么关系了吧。”“你像泥鳅一样滑,像石头一样顽固,像右派一样反动。我们本来以为你年纪还轻,大学毕业不久,也许我们还可以挽救你。很明显,你的思想受巫宁坤毒害太深了。”

还有一次,他们盘问我一年前在颐和园参加五一节日游园的事。

“去年五一,你参加了ABC在颐和园的聚会,对吧?”

“那天放假,宁坤教过的几个学生邀请我们和他们一起游园野餐。”

“你又像泥鳅一样滑了。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那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反革命集会。你参加了。你自己说说你的活动属于什么性质?”

“我们参加了一次野餐。我想不起有过任何违法活动。”“我们掌握你在会上的发言。你攻击南开的肃反运动,而且十分激烈,是不是?”

“我们交流了经验。当时人人都认为肃反是个错误。”

“你现在还这样认为吗?”

“我现在怎么想,那有什么关系吗?”

“你狡猾,很狡猾!”“小左”总结道。“我们不会让你滑过去的。你等着瞧吧。”

大多数同事都不理我了。经常有冷冰冰的、鄙视的、甚至敌视的眼光向我投射过来,好像一枝枝毒箭。以前常来我们家和宁坤喝酒聊天、谈笑风生的几位同事,现在路上碰到我就掉过头去。我过去很难想象一个贱民或麻疯病人的遭遇,也从未料到我自己会有这样的遭遇。“但是我到底犯了什么罪过呢?”我在自己寂寞的心里大声呼号。

1958年5月1日,学院组织教职员去参观半步桥北京市模范监狱,“小左”通知我要参加。一名女同事主动告诉我:“巫宁坤就关在那儿。没准儿你能见到他。”到达之后,我们二十多名“贵宾”被请进一间会客室,每人面前都有人端来一杯热茶。随即一位领导干部讲话。他对我们表示热烈欢迎后,便宣讲通过强迫劳动将罪犯改造为新人的社会主义政策的无比优越性,然后介绍这座监狱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的历史、目前的规模、劳改的设施、以及在监的劳改犯类别。他最后说:“从各位将亲眼看到的实际情况,大家可以证明我们的劳改政策如何体现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大家可以用铁证驳斥右派对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和劳改部门的猖狂攻击。”听完报告,我们去参观一个生产尼龙袜的车间。男劳改犯身上戴着整洁的白围裙,胸口印着红色的大字:北京第一模范监狱新生尼龙袜车间。他们紧张地照管着机器。我们的向导自豪地告诉我们:“我们生产的的葡萄牌尼龙袜质量是第一流的。各位老师也许有人脚上穿的就是我们的产品。优质产品专供出口,为国家创汇。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证明如何把社会渣滓改造成生产力。”然后我们又参观了食堂,里面排列着大长桌和长板凳;文娱室,里面有犯人在玩纸牌;阅览室,里面有犯人在看《人民日报》和《中国画报》;最后,一间间有几张双层床的监房,床上的内务很整洁。突然间,一名女同事大声说:“你们看那儿!还给他们淋浴!咱们宿舍里还没装淋浴哩。我几乎觉得对这些人民的敌人未免太好了。但是这也足以证明,我们党将敌人改造成新人的政策是多么仁慈!”我正在纳闷儿,不知宁坤是否也在享受党的仁慈,她转身对我说:“我们还没看到你爱人。噢,他还不算劳改犯。他的待遇肯定更好。难道你不感到对党由衷的感激吗?”

几天后,我收到宁坤的一张明信片,要我给他送一个脸盆,因为他带去的那个在吓唬麻雀时敲通了。地址果真是“半步桥劳动教养所。”我从家里拿了一个脸盆,加上一顶蚊帐、一张草席、一顶大草帽,他在太阳下劳动时用得上。我得先去宁慧姐家,因为她要陪我去。一来她不放心我怀着大肚子一个人去,二来她也很想看看哥哥。那天下午很热,一路要换两次公车,足足走了两个钟头。下车后,我们开始问路。似乎谁都不知道这地方在哪儿,有一个男人还满脸鄙夷地瞪了我们一眼。过了一会儿,我们看见一个满头白发的老者坐在一个门洞里乘凉。

“老大爷,”我客气地上前打招呼。“请问半步桥在哪儿?”

“这就是半步桥,大姐。你找几号?”

“我不知道号头。”

“那找的是监狱?”我点点头。

“你去哪儿干啥?”

“我男人关在教养所。”

“太不幸了。他怎么会搞进去的?你们样子是好人嘛!”

“右派。”

“哎呀!太不幸,太不幸了……顺着这路走到头,见到一堵高墙,就到了。太不幸了……”

我们向老人家道谢后,又走下去。教养所不是我去参观过的“模范”地方,而是庞大的监狱中一个寒伧的大院。我说明来意,一个哭丧着脸的中年男狱卒让我把东西留下。我问他可不可以见我爱人一面,他冷笑道:“这不是家庭团聚的地方。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机构。”我明白跟他争论没用,但是我想知道宁坤在里面受到怎样的待遇。于是我又试探道:“同志,前不久,我跟学院的老师们一道来参观过模范监狱。挺不错的。教养所也是那样吗?”他脸上露出觉得好笑的表情。“有时候,我真搞不清你们知识分子是怎么回事儿。”他说。“要是所有的监狱都像那个样子,那么它还叫‘模范’干啥?常有外宾来参观,一个劲儿地拍照,哈哈哈!”

我搭公车回家,觉得路好像比来时更远,情绪低沉,肚子里的重量更沉。宁慧姐眼泪汪汪。

5月27日,我感到第一阵产痛。我单身挤上一辆公车前往海淀医院。妇产科病房护士长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爱人呢?”我含糊其词地回答:“他来不了,忙着参加体力劳动哩。”她并不觉得太奇怪,只说:“那他一定是个大积极分子。孩子出世他肯定会来的。”我的产痛消退,我的心痛又回来了。我经常祈祷来使自己平静。我并不祈求天主让宁坤早日获释,因为天主并不是平反冤假错案的清官,我只求天主赐给我受难的丈夫以承受他的厄运的力量。

病房是一间大统舱,住了十几名产妇。下午探视时间,各家的亲人都来探视产妇和新出生的小宝宝,还带来炖鸡、点心、水果等等,喜气洋洋。我连一个探视的人也没有。为了逃避难堪的问题,我就躲到休息室去看随身带来的书,《师主篇》和宁坤在被批斗期间译成的《珍珠》。但是同病房的产妇很快就用怀疑的目光看我了。我担心人家会知道宁坤的处境。

6月3日凌晨孩子出世,爸爸没来。“多漂亮的小女娃!”给我接生的大夫还没剪脐带就大声说。“她爸爸呢?还在忙着劳动?我觉得全身软弱无力,但我很惊讶听到自己毫不含糊地脱口而出:“是的,他到外地去劳动了。他被划成右派。”大夫剪断脐带,一言不发就走了。护士长从此没跟我说过话,护士们没有必要也不理我啦。

生女儿后两小时,我慢慢地在病床上坐起来,取出我带来的一张明信片。我写道:宁坤:两个多小时前,6月3日凌晨2时,我生了一个女儿,体重3800克。长得很美!恭喜!恭喜!我情况良好,勿念。你给她取个名字吧。怡楷

我偷偷脱下医院发给病员穿的睡衣,换上自己的衣服,溜下楼,一路用一只手扶着墙。出了医院,我走到街角上,摸着黑把明信片丢进邮筒。我慢慢走回医院,刚进病房门口,就看到一个绷着面孔的小护士在等我。

“你哪儿去啦,李怡楷?”

“我觉得好气闷。我需要呼吸点新鲜空气……”

“难道你不懂,没有我们批准你不能离开病房?”她气呼呼的。“你生孩子还不到三个小时。太危险啦!你要为你自己的鲁莽负责,如果出了事儿。你明白吗?”我表示抱歉,她叽咕道“右派家属要放自觉一些。”

几天后,等我收到宁坤的回信,他已经在前往几千里外的北大荒的途中了。

6月10日,我娘和婆婆一道来接我和新添的孙女回家。我娘带着小外孙一丁,婆婆带着小外孙张纯,因为他父母都发配到外地劳动去了。我去出院处办出院手续,替我结帐的女会计员把我们一家老小上下打量了一番,忍不住笑道:“两老两小来接你和小宝宝回家,没有一个顶用的!你爱人呢?”我说:“在外地参加劳动。”她摇了摇头,没再说别的。

我娘是从天津家里来照顾我坐月子的。我回家后,没有一个同事来看望我和新生的孩子。有娘和丁丁在身边,我就知足了。我一直把宁坤发配北大荒劳改的事瞒着娘,可是她常问起他人哪去了。收到他从劳改农场来的第一封信后,我就瞒不下去了。半夜醒来,她就哭起来了。一辈子遇到的伤心事太多,哭得太多,早已受青光眼的折磨。现在雪上加霜,她的眼病又要加重了。尽管我和娘心里都想念宁坤,我们很少提起他。只有一丁常问我:“妈妈,爸爸在哪儿?他什么时候才回来带我去看大象?”我也只得硬着头皮回答:“爸爸跟好多叔叔一样在外地劳动。他过不了多久就会回家的。”

我利用休产假的时间给宁坤做冬衣,寄到北大荒去。夜深人静,我仿佛可以听见宁坤轻轻哼着家乡扬州的《孟姜女送寒衣》的小调。万喜良从南方家乡被征调到北方去给秦始皇修万里长城,寒衣还得要妻子孟姜女在家做好,再千里迢迢送去。等她千辛万苦走到长城,丈夫早已成了亡魂。想起这故事,我感到胆战心惊。难道历史又要重演吗?好者我眼下只要把寒衣打包到邮局去寄就行了。运气好的话,没准儿还能在棉袄棉裤当中塞进两听猪肉罐头,虽然我明知道政府规定严禁在寄到劳改人员的邮包中夹带食品。

在西苑邮局,女邮务员对邮包上的地址看了一眼就问我:“这里面有食品吗?”

“噢,没有,没有。”我连忙回答,勉强一笑。

她伸出手在包裹上使劲地又摸又捏。“那么这些硬东西是什么?”她质问我。

“两个,哦,小、小罐头,”我吞吞吐吐地说,觉得像做贼给人当场抓住了。

“取出来。放快点儿。”她命令我。

“噢,就这一次吧。”我向她求情。

“你很清楚,政府明文规定不准给犯人邮寄食物。”她提高了嗓门儿。“你公然违反政府规定,破坏政府改造人民的敌人的工作。你在大学工作,可是你竟然不惜讲瞎话来钻空子。”

我闷声不响,把密缝的包裹拆开,取出两听违禁品,再一针一针缝上。

 

 

第六章风雪北大荒,1958-60

兴凯湖劳改农场共有九个分场,其中六个劳改分场,两个劳教分场,一个女犯分场,每个分场都有上千的人犯。六月中那个下午,几只大木船从密山把我们这夥八百名劳教分子运送到湖边的八分场临时场地,那里已经有先遣劳教人员搭好一个厨房和一间工具棚。我们下船后就忙着搭大帐篷,这是我们搬到固定场址以前的住所。安顿下来,赶紧吃晚饭,窝头咸菜,饭后集中在帐篷前面的空地上听场长做报告。场长是北京公安干警,他报告的主要内容是警告大家千万不要企图逃跑。分场周围都是沼泽,这里叫草垫子,看上去是平地,踩下去就淹死,根本逃不出去。企图逃跑是刑事犯罪,抓回来从重判刑。我不能想象有任何人敢以身试法,因为政府经常宣传社会主义司法机关如何强大,任何罪犯也不可能逃脱它撒下的天罗地网。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开始通过强迫劳动改造思想。我们的第一项任务是就地取土,沿湖修筑一条导流堤,防止湖水泛滥,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垦地势较低的处女地。我们用的工具是铁锹、铁锨、鹤嘴锄、夯槌、扁担。我们天不亮就起身,啃一两个窝头,喝一碗玉米粥,随即扛上工具,列队前往两三里外的工地。劳动时分成二十多人一班,每个班又分成几个小组,有挖土的,有抬土的。挖土的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用锹用锄都是能手。我从来没用过铁锹之类的工具,被分配和一个萎靡不振的中年中学教师用麻袋或柳条筐抬土。扁担我也没用过,搁在肩头别别扭扭,很快就把肩头磨成血肉模糊的一片。我咬紧牙关,一天接一天,磨练我的肩膀,和大家一样希望我这样努力劳动能得到负责监管的队长们的好感,早日获得释放。

没有固定的劳动时间。我们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夏天白昼越来越长,我们劳动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与此同时,“英明领袖”又发动“大跃进”,要求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队长们每天训话时问我们:“全国的革命人民都在响应伟大领袖的英明号召拼命大干,你们这些有罪的人应当怎样干,才能将功赎罪?”于是,我们的劳动时间更长。我们抬土的份量越来越重,跑得越来越快。劳动竞赛成了家常便饭。挖土小组之间展开竞赛,争取为建设社会主义大堤贡献最多的土方。分工打夯的各组高唱随口编造的夯歌,用熟悉的小调和意在言外的双关语打动从事劳役的流放者的心。未来的史家也许会在他们的史书中为这些劳动营的歌手找到一席地。

有一个劳教分子从一个工地跑到另一个工地,像一个流动的小贩,手里拿着一个喇叭筒叫卖他的货色。他过去是搞宣传工作的,现在上劳改工地搞宣传鼓动有点大材小用。“大家看巫宁坤!”忽然听到自己的名字,我简直不敢相信,因为由于抬得不多或跑得不快我常受过批评。“他过去是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知识分子。他刚来劳动时抬土抬得很少。但是现在看他,抬得越来越多,跑得越来越快。思想改造的好榜样!再加油,力争上游再上游!”我明白他拿我给别人做榜样,可我感到我随时会垮掉的。

每天傍晚,久盼的值日队长的收工哨子一响,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湖边去洗净工具,然后稀稀拉拉地往回走,活像一队吃了败仗的散兵。回到帐篷里,我们就把搪瓷饭盆搁在各自的床位前面土地上,等那一份玉米粥。因为粥总是滚烫,我们就先到湖边去清洗一天下来的汗和土。我们又累又饿,玉米粥总是十分可口的。可是,有一天晚上,我从湖边回来,却发现金黄色的玉米粥变得黑糊糊的。我不相信自己的深度近视眼,就问邻铺的小伙子、一个快活的小偷,这是怎么回事儿。

“蚊子,”他说。

“天哪!那我怎么办呢?”我沮丧地问他。

“吃下去。我们大伙儿都吃了。动物蛋白,你该知道,教授。你在北京大学吃不到这样的好东西,对不?你今天大跃进得了表扬。没准儿明天你又会因为吃蚊子得表扬。”他调皮地哈哈大笑。

我用怡楷寄来的大钢精勺儿大致刮去了上层的动物蛋白,把剩下的狼吞虎咽吃了下去。蚊子是离京前那位公安干部动员报告里没提的东西,很快就成为一大祸害,甚至在白天也不饶人。确确实实有千千万万蚊蚋,有时甚至于遮天蔽日,因为农场位于大片的沼泽和草原中间。白天上工时我们不断受骚扰,完不成劳动定额。后来给我们每人发了一顶挺别致的防蚊帽,好象一顶小蚊帐,当然自费啦。身上其它暴露的部分仍然受到蚊蚋的袭击。这些吸血鬼,在我夜间躲在蚊帐里做的恶梦里,就变成吃人的猛兽。

到了夏至,三点钟天亮,八点钟太阳才下去。我们每天劳动十四、十五、十六个小时。随着大跃进升级,二十四小时连轴转也不希奇。两星期一次的“大礼拜”改成了三星期一次。用大跃进的术语,大幅度延长劳动时间叫做“放卫星”。分场第一次放卫星的日子订在中秋节前夕,恰好是我三十八岁的生日。我随队去一个兄弟分场,在皎洁的月光下整夜参加收割水稻,也可算别具一格的生日派对吧。第二天,中秋节正日,上级又号召大家再割一夜稻子,“放一颗比满月还亮的卫星”。我累得要死,又想念怡楷和一丁,饱尝了“生别常恻恻”的滋味,幸好“明月如霜”,还能默颂苏东坡“欢饮达旦”后写的《水调歌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冬季长达六个月,北大荒冰天雪地。我们完成了导流堤工程,刚搬进八分场新建的一栋栋茅草房,第一场雪就落下了。那天是“十一”,庆祝国庆放假一天。队长们又号召大家加倍努力,通过强迫劳动改造思想。他们大声疾呼:“力争上游无止境!”雪下得更多,把大地埋在一望无垠的白色墓布下面。我真羡慕冬眠的动物,牠它们免受严冬酷寒之苦,直到春天给它们带来生的喜悦才醒来。对于当地的农民,这也是平和休闲的季节。整个冬天地上雪深数尺,他们有什么农活儿可干呢?可是你不得不佩服那些精通“马列主义辩证法”的同志们,他们认为这恰恰是处理那些在别的季节无法下手的工程的季节。

劳改营与世隔绝的场地是精心策划的选择,因为它让犯人几乎绝不可能逃跑。唯一的对外交通工具就是装运我们来的那种原始的木船。早先来的犯人从湖边凿开一条狭窄水道,通向总场场部所在的中心地区。但是来往船只越来越多,水道就难以应付了。如今大湖和小水道都冻得结结实实,这正是把小水道改建成一条运河的大好时机!

冰天雪地的工地上,一眼望不到头的奴隶大军沿水道排开,各队分段包乾,规定每天完成多少冰方。第一步,用冰镐把水道里的冰切成整齐的大冰砖。然后把冰砖抬到水道的两边,堆砌成两条冰的长城。有一天,气温降到摄氏零下38.50度,总场领导决定这正是放卫星、“试与天公共比高”的好日子。等到该出工去放卫星的时候,我们这个班一半的人还没下炕,都说是病了,包括身强力壮的班长。一个小伙子躺在炕上说:“这种鬼天气去跟冰块儿打交道,我还不如死在炕上。”那天值班的是李队长,我们大家都说他是个菩萨心肠的复员军人。他进来一眼就看出问题,脸朝着我说“巫宁坤,今天你代理班长,把已经起来的带去出工。”我大吃一惊,向他求情:“我,李队长?免了我吧!您知道我连冰镐也不会使。”他说:“没关系嘛。那边几个可以切冰块,供你们几个抬。去吧,今天放卫星嘛。”我便领着十来个裹在臃肿的冬衣里的劳教分子,缩着脖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踹到工地,去发扬“人定胜天”的豪情壮志。

到了工地,我注意到别的班出工的人也不多。我们干活动作很快,因为实在太冷,偷懒就要挨冻。等看到送午饭的推车快到眼前,我就大声嚷嚷:“伙计们,开饭啦!”伙房的老王喊道:“滚热的玉米面儿菜团子,好东西!不限量,随便吃!”他从棉罩子下面掏出一个递给我。果真热气腾腾,可是我还没吃完它已经冰凉了。大家天天闹饿,可今天好像谁都没胃口。我又嚷嚷:“大家需要增加热量,伙计们!能吃就多吃几个。这可不是天天有的好事儿。”可是谁也不想吃第二个,我也一样。突然间我发现少了两个抬冰砖的小伙子。我的老天爷,难道他们逃跑了?我赶忙跑到两行冰墙之间的巷道,看见他们俩冻得缩在一起,仿佛已经冻成了冰人儿。我朝着他们嚷嚷:“你们想在这里冻死吗,笨蛋?有的是更好的死法。过来,快点儿,来吃午饭!不许再这么干,小兄弟!你们家里人会怎样……”我哽咽得说不下去了。到头来我们并没放卫星,因为,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我们去“共比高”的老天爷偏偏放出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暴,把我们连滚带爬地轰回了监房。

水道里的冰清完了以后,我们开始用镐一点一点地挖去坚硬的冻土,逐渐加深加宽河床。这活儿极其艰苦,好者有廉价的奴隶劳动。四、五月间,春天来到北大荒,冰砖都融化了,流回河床。看吧,一条现成的运河!又一个例子,证明我们的历史学家和政客们惯于夸耀的,那创造了世界第七奇迹、万里长城的“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我不禁想起一年多以前我被迫游长城的往事,那仿佛预示着我日后的遭遇。可惜我这短命的冰墙没有万里长城永恒的悲壮。

第二年冬天,我们的任务是收割封冻的湖上一望无际的芦苇,运到一个计划中的造纸厂的厂址。如同全国各地一样,劳改农场也从大跃进的狂热中产生了形形色色的、雄心勃勃的工程项目。北大荒要改造成一座有数十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有农场、养猪场、养鸡场、制糖等轻工业工厂,学校,电影院,医院,甚至一所“兴凯湖大学”,而我们将是这个新兴城市的第一批建设者和居民。农场领导紧跟党中央文件和党报社论,不断宣讲“共产主义的光辉前景”。在许多工程项目中有一座全国第二大的造纸厂,年产数十万吨各种类型的纸张,为党的宣传事业作贡献。我们每人配备一个简陋的小雪撬,叫作爬犁,尾部横装一个长刀片。我们的鞋底装上滑轮,我们肩头套着一条粗索子拉着爬犁。一个中队一百多架爬犁,浩浩荡荡,向几里外冻湖中心灌木丛般的芦苇前进,从远处看来也许像一队追寻冬季运动乐趣的休闲人士。把长刀片向前一推,芦苇纷纷倒落在爬犁上,堆得整整齐齐。爬犁装满绑紧,我们就往回走,把宝贵的造纸原料送往未来的造纸厂。作为强迫劳动的一种形式,天气好时几乎是一种乐趣。可是,天气预报往往并不可靠,我们有可能碰上突如其来的雪暴,在湖上迷失,离分场好几里地。一旦迷失,你可能冻死,或者掉进一个没冻上的冰窟?淹死。

 

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们的爬犁大队像往常一样向冻湖中心推进。但是,正当我们开始收割芦苇,一场雪暴从不知哪儿刮起来,横扫大湖。李队长拼命吹哨子,嚷嚷:“收工回家!回家!”我从来行动迟缓,落在队伍后面。雪暴刮得越来越猛,顶风前进成为艰苦的挣扎。我低下头,我的眼镜被刮走了。天哪!我赶紧追,又弯下身子,在冰雪上乱摸。眼镜儿无影无踪,再抬起头来,一个人也看不见了。我惊慌失措,边跑边喊:“李队长!你在哪儿?你在哪儿,李队长?巫宁坤迷路啦!”我模模糊糊看到眼前有一汪发亮光的水,猛一下打住。我的天哪!再一失足,掉进冰窟窿,我就会葬身湖底的深渊了!我拼命大叫:“救命啊,李队长!巫宁坤迷路了!救命啊!”又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他的声音从远处喊道:“巫宁坤!我们在这儿等你!顺着我声音的方向过来。不要惊慌!”过了几分钟,我就和大队在一起了,让李队长放下了心。回到监房,他跟我说:“丢了眼镜当然可惜,但总比丢了你的小命好。要是那样,我很难向政府交代啊。你是自杀了,还是逃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怎么说呢?你可别再这么干了。”我答应他下不为例。若是我淹死在湖里,我会是白白牺牲的,因为大型造纸厂永远停留在纸面上。

各种较轻松的杂活调剂了沉重的劳役。我们种过大豆。肥沃的黑色腐殖土的异香让我又哼起当年牵动着亿万抗日军民的心的《松花江上》,更加认同“漫山遍野的大豆高梁。”回想1937年冬,日军逼近扬州,我高中还没毕业,就含泪告别家人,一路唱着《松花江上》,只身流浪他乡。谁会料到呢,二十年后,日军早已战败,中国大陆也已“解放”,我倒反而在自己的国土上沦为阶下囚,万里迢迢,抛妻别子,在大豆之乡哼唱同一支令人心碎的歌曲。

夏天,没别的活儿干时,我们就被打发到几里外树林里去砍伐小树,阳光暖而不热,空气透明,野草野花漫山遍野,这样来回走动也可算一乐也。我们整队出发,每次回程却各人按自己的步调单独行动。单独背着树捆往回走的路上,我有难得的机会私下和自己对话,或是和不在场的怡揩和一丁对话,一面嚼着我在路上摘的榛子,或是在树林里找到的野生龙须菜。就这样,尽管背上压着沉重的份量,我倒希望路更远一些。我也觉得好笑,当我想到身上背着一大捆“枝叶的伪装”,看上去一定像《麦克白斯》里从蓓乃姆森林来的“移动的树林”的一部分,正在向被围困在顿西嫰“紫禁城”里的麦克白斯进逼。“我来到这里了,你这血腥的暴君!”我大声说,一面嘲笑自己的虚张声势。

自从回国以来,我领教了不知多少遍:无产阶级不仅要解放它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哪怕是它的敌人,只要不是无可救药的,也将通过强迫劳动把他们从自身的反动阶级立场和反动思想解放出来。强迫劳动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公开宣布的目的是要把罪犯改造成新人。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世界,一个多么美好的全是新人的新世界!从我的旧我解放出来!多么美妙的思想!多么光辉灿烂的明天!我感到心向往之。

哪怕是在遭受审讯和批斗的煎熬的时候,我从来不敢肯定错不在我。或许是我冒犯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终极真理,或许是我经不起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的考验。或许是由于我闭目塞聪,狂妄自大,以致无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在我所认识的近年由英、美大学归国的留学生中,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如今与小偷、流氓为伍?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才华出众,学识渊博,甚至已经入了党。难道他们不是正直的人,既受到党的信任,又享受优厚的待遇?而我呢?“长征”路上的英雄们,爬雪山,过草地,受尽了苦难,是为了一个他们坚信的崇高理想。我的苦难所为何来?而我可怜的妻子和小孩却要为我轻率的言行承受后果。如果我死在这里,我就会像任何其它人所不齿的囚犯一样埋葬在这荒原上。我一定有什么毛病。我多想知道,欧洲中世纪宗教裁判期间,那些被判以火刑处死的可怜虫,他们心灵深处受过怎样的煎熬?我私心渴望有一种魔术能让我认识那“放之四海皆准”的伟大真理。虽然身败名裂,我并不抗拒强迫改造,因为党一再宣称改造的目的在于“治病救人”。有些时刻,我几乎迫不及待地渴望思想改造,哪怕是在强迫劳动的条件下进行。

可是,一旦来到农场,强迫劳动就不给思想改造留下多少余地。无限制的劳动时间,累得直不起腰来的劳役,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其目的都是一天接一天地榨取每个人犯的最后一点精力。伙食比关在京城教养所时强多了。主食还是窝窝头,不过玉米面没有霉味。歇大礼拜或是放卫星,我们可以吃到大米饭、小麦面馒头,还有我们自己人种的蔬菜、自己人捕的鱼。后来,有了养猪场,偶尔可以吃到一口猪肉。既然吃得好一些,理所当然我们就得加倍苦干。思想改造似乎是遥远的事,属于过去或者未来。目前,强迫劳动、强迫苦役,就是一切的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等等政治术语,大学里的人经常挂在嘴上的,在这里听不到了。反正,劳教分子中,大多数人都是文盲或半文盲。

确实,不时也例行公事式地提到思想改造。每天晚点名,队长们往往提醒大家,强迫劳动的目的是改造思想,虽然从来没有人解释过强迫劳动怎样导致思想改造。没有阅览室,北京到处泛滥的《毛泽东选集》在这里却见不到。晚间,有时候,在用旧墨水瓶自制的小油灯下,班上一名有文化的分子读报,读的是一份皱皱巴巴的、两三个星期前的《人民日报》,读多少算多少,从来不组织讨论。

每三个月有一次为期两天的政治运动,其用意据说是加速这些敌人的改造。分场领导号召大家互相检举,个人坦白过去隐瞒的罪行,或者最近犯下的新罪行。一个小偷旧病复发,受到“同行”的猛烈批判。那个和我一起抬过土的中学教师坦白,他饿得不行,从伙房偷过两块玉米面包。那位旧社会的警察局长揭发我写过一首“反诗”,那是他“无意中”发现的。那首“反诗”是我在北上的火车上随意涂写在我那本《杜甫诗选》书后的,日期是1958年6月12日:

相识遍天下,知心无一人,唯有诗千首,天涯慰寂寥。

局长的检举没有造成“立竿见影”的后果,但是我的档案里肯定又添了一条新的罪状。另一名右派被人检举在说梦话时咒骂大跃进。(监听说梦话是自动化的,因为我们十来个人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张火炕上。大部分时间大家坐在地上,面面相觑,一言不发。偶尔一个有问题的人按捺不住,就站起来坦白交代。

一个巡回法庭定期来分场举行公审,宣判一名抗拒强迫改造的教养分子,让大家从“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一名年青的右派,过去是一所纺织学院的助教,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因为他始终否认他的右派罪行。有一天,从导流堤收工回营的路上,我惊骇地看到一个快活逍遥的小流氓被绑在一棵树上,身后插了一个牌子,上面用大字写着:死不改悔的逃跑犯。后来公审时,他也被判了五年。过了一段时间,他二次企图逃跑未遂,刑期延长到十年。

我们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我们的教养期有多长。起初我们并不太着急,因为我们天真地认为那不可能太长,既然我们既没审过,更没判过。我们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罪犯,我们的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学院的领导不是跟我说过,劳教时间不会长吗?在被开除之后,我不是还行使了公民投票权吗?建国十周年,溥仪皇帝和一批国民党将领获得特赦。我开始幻想在不久的将来获得释放。毕竟那些家伙都是战犯,而我干过什么?国庆那天,我被分场张场长叫去谈话。难道是要宣布释放吗?我有点动心了。

“你来这儿一年多了,巫宁坤。你对改造有哪些体会?”

“我学会体力劳动。”

“你来这儿就是干这个的。你前进了很好的一步。”才向前走了一步?我还得走多少步才算改造好?我决定试探他一下。

“张场长,我们劳动教养期还有多久?”

“那要看情况了。有一天你彻底改造好了,就给你解除教养。事实上你人还在这儿,那就说明,噢,巫宁坤,你是大学教授,你不难明白这个道理。”

“那就说明我们还没完全改造好?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有没有或是什么时候改造好呢?”

“你被解除教养的时候!”他接着说。“我说,你在这儿到底学会了干什么?”

“种大豆。”

“单靠大豆你能活下去吗?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确实,第一年结束,有一两个人被解除教养。一个是经常和人打架斗殴的小流氓。有一天晚点名时,葛队长当众警告他,屡教不改,罪上加罪,决不许再犯。第二天晚点名,葛队长宣布同一个小流氓“表现出色,解除教养,”并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加强改造,争取早日解除教养。小流氓当晚搬进劳改释放犯住的宿舍,继续留在农场就业,当地称为“老就”。另一名小流氓、泰国华侨,用炸药进行爆破作业时炸得粉身碎骨。第二天举行大会,宣布死者解除教养,同样号召向死者学习。我搞糊涂了,不知怎样向这些榜样学习。

有一天,我患重伤风,到医务室去取药。白大夫,过去在北京因强奸女病人判刑五年,居高临下地对我说:“你们这些劳教分子以为你们比我们犯人强,因为你们没有审过、没有判过。实际上,你们服的是无限期的刑期。无限期,你懂吗?你们挨过一年又一年,永远提心吊胆。不知何年何月解除了教养,你还是回不了家,从此留场就业,永远留在北大荒。这是我刚从一位干部那儿听来的新政策。你看我哩,还有两个月期满。日子一到,拍拍屁股,归去来兮!谢天谢地,我不在你们船上。”

无限期的劳动教养会造成难堪的悬虑不安,他说得很对,而那正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对付它的受害者的神经战中一件残酷不仁的武器。不过关于他本人的命运他却说错了,因为他还没期满就旧病复发,又判了五年,继续改造思想。

我很慢才认识到,大肆标榜的思想改造无非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在劳改营里,委婉的面纱被撕掉,思想改造等同于残酷的强迫劳动和赤裸裸的胁迫和恐吓。绝对服从是最根本的信条,对劳教分子和犯人都一样,包括“老就”在内。

分场有一名统计员,年青英俊,不知为了什么“反革命罪”服刑五年后留场就业,就是一个彻底思想改造的典型。作为过去的犯人,他一向对队长们毕恭毕敬,一向一丝不苟地执行上级指示,一向把统计报表搞得准确无误,整整齐齐。他从来不大声说话,从来不多话。显然还没成家,他从来不谈他的私生活。我多么想知道,在那五年里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把他变成了这样一名通过强迫劳动改造思想的活标本。他不可能被改造好,因为从来不存在改造人的意图,他只不过是接受了教训,学乖了。若是当局真地相信过把罪犯改造成“新人”,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允许这些新人回到社会上,回到家人身边和原来的工作岗位,而相反地强迫他们继续留在劳改营当奴工?一次犯罪,终身罪犯!

在大跃进进入高潮后,我们被带到总场去参观一个兴凯湖农场长远规划的展览,接受教育。除了大量的图表和宣传画,还有一个未来城市的大型模型。讲解员是九分场的一名青年女犯,她用手中的短棒指着一个角上一群微小的建筑物,滚瓜烂熟地说道:“那就是未来的兴凯湖大学的校址。大学有各种专业,包括农业、捕鱼、造纸、炼糖、以及其它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用的技艺。”停顿了一下,她又说:“你们八分场不是有一名教授吗?那是他理想的去处。”我听了毛骨悚然。幸好那大学从来没超过模型阶段。

不断听到小道消息,传说一些教养人员神经失常了,因为受不了无限教养期和永远留场的前景的压力。也有已经自杀的。我也会屈服于这种难堪的压力吗?不,决不,我应许自己,我决不会像我母亲那样用自己的手残害自己的生命,我必须保持我的神智健全,坚守我对生活的信念,不管会发生什么情况。

在没有思想改造的情况下,在休息日,或是被滂沱大雨或大雪暴困在监房的时候,我就钻进带来的两小本诗作的天地中去吸取精神营养。

《哈姆雷特》是我百读不厌的莎剧。可是,在一座中国劳改营里读来,丹麦王子的悲剧呈现出意想不到的意蕴。当年我手不释卷的那些学院式的分析研究和评论,现在都显得遥远而毫不相干了。哈姆雷特的呐喊“丹麦是一座监狱!”在这片荒原里回荡。艾尔西诺城堡阴森森地浮现在眼前,好像一个残暴的专制国家的暗喻。哈姆雷特亡父的鬼魂发出雷鸣般的怒吼,有无产阶级专政下千千万万冤魂的合唱大军伴唱。罗森克兰玆和纪尔登斯丹会感到如鱼得水,若是他们有幸来到一个现代的伪君子和告密者的王国。哈姆雷特的丧失固然惨重:父亲、母亲、天使般的情人、一个王国、还有他自己宝贵的生命,这一切都由于一个弑君篡位的恶魔的阴谋诡计。但是,无论剧情如何离奇曲折,动魄惊心,它不过提供了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演出哈姆雷特灵魂受难的悲剧。他的苦难是由丹麦王国的现实问题触发的,但是他在感情上、道德上、人生哲学上苦痛不堪的受难,却声震寰宇,使他那些伟大的独白洋溢着令人低徊不已的节奏。休息日,有时在湖边上独自朗诵这些独白,我感到他灵魂深处这种撕心裂肺的受难正是这部悲剧的灵魂。而他承受灵魂深处受难的力量给予这位高贵的丹麦人独一无二的地位,作为一个无愧于受难的悲剧英雄。默想他的生与死,我心?会想:“我不是哈姆雷特王子,”如同艾略特的名篇《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的主人公所说的。我倒常感到好像哈姆雷特所鄙视的一个“在天地之间乱爬”的家伙。我终于明白,关键的问题并不是“活下去还是不活”,也不是该不该“忍气吞声来容受狂暴的命运的矢石交攻”,而是怎样才能无愧于自己的受难。

“诗圣”杜甫的诗篇本来并不是我最喜爱的古诗经典。但是,在劳改营里读来,从那些杰作中听到的是“万方多难”的时代民族良心的声音。这位“乾坤一腐儒”,半生颠沛流离,偏偏还要“穷年忧黎元”,荷负天下众生的苦难,把数十年家国之痛化为彪炳日月的诗篇。对遭逢不幸的友人,杜甫也是一往情深,生死不渝。李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流放夜郎,杜甫当时流寓秦州,不但不懂得“划清界限”,反而魂牵梦绕,写一首又一首的诗为“斯人独憔悴”鸣冤叫屈。反观今世,反右一声令下,文艺界“冠盖满京华”(手头这本杜诗的编选者也在其中),人人上阵,口诛笔伐,落井下石惟恐不及。哪里会有老杜这样的“腐儒”发出这样的怪论:“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他晚年漂泊湘、鄂一带,“老病有孤舟”,途中以腐肉充饥,竟死于病毒性痢疾。一个不识时务的书生如我者,有幸来到北大荒广阔天地,有万千难友为伍,有社会主义的劳改定量果腹,还有杜诗一卷可读,夫复何求!深夜扪心,我真感到愧对千古一诗圣!

解除教养既然遥遥无期,日子一久也就安之若素。除了有两位诗圣作患难之交,难友中也有声气相求的。有一天,我还在导流堤上抬土的时候,给我的筐装土的小伙子用磨得锋快的铁锹把我的右膝盖割破了。我赶紧去找带着急救箱坐在树下的教养分子大夫。他一面包扎我的伤口,一面问我怎么会来到这儿的。我告诉他我被打成极右。他又问我原来在哪儿工作,我踌躇了一会就答道:“我在燕京大学教过”。

“燕京!咱们的世界太小了!我进协和医学院以前在燕京读的医予。您教什么?”

“1951年我刚从美国回来,在西语系教英语四年级。”

“教授,向您致敬。要是在学校,我还不一定见得着您哩。李天生不是在您班上吗?我的好朋友。”

“对啊。他在南开和党办的学院给我当过助教。他也被打成极右,早就送到清河农场劳教了。”

患难之交,无话不谈。李大夫的罪名是在医院批斗会上怒骂一个胡说八道的积极分子,被划为“右派流氓”。他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后,妻子和他离婚。一个人孤零零住在医务室的小屋子里,若不是继续专心搞医学科研,他是会被逼疯的。全国最好的医学院培养出来的一名优秀的内科医生,他现在钻研各种集中营疾病,并找到了一些激动人心的治疗方法。他把病例报告连同切片寄给他过去的老师,但是从无回音。后来,在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中,他利用新找到的方法挽救了八分场许多难友的生命。

另一个右派难友是小邓,北师大毕业生。他曾受教于沈从文老师,而且囚囊中还带有几本他的小说,我真是喜出望外。从此,在累得直不起腰来的修筑导流堤工程中,在摄氏零下40度打冰方的工程中,我往往和小邓边干活边谈论沈老师的作品,《边城》啦、《从文自传》啦、《湘行散记》啦,絮絮叨叨,没完没了,有时竟然忘掉了疲劳。

每逢歇“大礼拜”,难友们有的蒙头大睡,有的玩扑克,小邓和我往往带上他那几本又破又黑的宝书,到小兴凯湖畔找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来,朗读一些我们最喜爱的章节。小邓操一口地道的京腔,所以总是我选他读。我们俩都偏爱那些有“水气”的段落,比如:

贵生在溪沟边磨他那把柄镰刀,锋口磨得亮锃锃的。手试一试刀锋后,又向水里砍了几下,秋天来溪水清个透亮,活活地流,许多小虾子脚攀着一根草,在浅水里游荡,有时又弓着身子一弹,远远地弹去,好像很快乐。贵生看到这个也很快乐。

兴凯湖的水在秋天也清个透亮,并没因为用作劳改农场而减色,我们在湖边磨刀干活,有时几乎也跟贵生一样快乐了。我们百读不厌的一段是:

望着汤汤的流水,我心中好像澈悟了一点人生……山头一抹淡的午后阳光感动我,水底各色圆如棋子的石头也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拉船人和小船只,一切都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

我终于明白了他那朴实的声音为什么那样动人。此时此刻,他那透明烛照的声音、温存的节奏和音乐,使两个家山万里的囚徒时而乐而忘忧,时而“作横海扬帆的美梦”,时而也免不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我们从他那“涓涓细流”的声音获得了存活的力量,那个声音“柔弱中有强韧”,是千军万马也无法扼杀的。

可是,绝大多数难友从来是和杜甫、哈姆雷特、沈从文不搭界的。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老弱班一个不识字的老人在夕阳中坐在监房外面的地上发呆,手里拿着一张小相片。我走到他跟前,看了一眼相片,随口说:“多可爱的小男孩!你的孙子?”他眼睛一亮,笑着说:“我的小孙子,我在家时总偎在我怀里。我还能再见到他吗,你说?”他的声音是含泪的。要是我能告诉他就好了。我也想知道我是否能见到我自己的儿子。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怡楷和一丁、一毛的近照,递给他看。“多好的一家人!”他羡慕地说。“你一定想他们。你是右派?”我点了点头。他“唉”了一声。很久以后,我听李大夫说他是八分场最早饿死的难友之一。

另一个不识字的难友是“二进宫”的小陈。六年前他在广东老家持刀杀伤了他老婆的奸夫,被押送到宁夏劳改农场服五年徒刑,刑满后留场就业。他请假回家探亲,假满后北上回场,在北京换火车。这时候,他才发现身上剩下的钱不够买车票。于是,他决定在车站的长凳上睡一夜,等天亮后帮旅客扛行李挣点钱。不料天还没亮,他就被一名巡逻的民警捉将官里去,作为劳改农场的逃犯关进劳动教养所,又押送到北大荒!

小陈,三十多岁了,还是想不通,他在上级批准的探亲假到期后返回农场的途中,怎么会被作为逃犯抓了起来。他常来找我,用他那咭倔抝牙的广东官话翻来复去讲他的故事,然后,又激动又有点口吃,要求我解释:“你是大学教授。你一定能够给我讲清楚的。我求你。”听上去像对我责备,让我感到惭愧。或许他过分单纯,不懂得社会主义法制的天罗地网是怎样运行的。过一段时间,他就来找我给他老婆写封信,责怪她是他一切不幸的祸根。为了报答我,他会把几块豆饼做的饼干塞进我口袋里。他是养猪的,这是他用来喂猪的饲料。晚间我坐在炕上,喀嚓喀嚓嚼着猪食,津津有味,引得左右的炕友们羡慕。

去爱“山头一抹午后淡淡的阳光”,去爱这湖上的小船只和“老就”,这都不难,但要去爱阳光下的“一切”,却并不那么容易。那些肯定对我们并无爱心的公安干警怎么样?可是,你不得不承认,至少李队长与众不同。一共有一名中队长和三名小队长负责管教全中队二百多名劳教人员,其中以李的级别为最低。他是本地的复员军人,皮肤黝黑,身材短小。他一口农民的语言,没有一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行话。他在战争中打瞎了一只眼,但我们不知道是在哪一场战争,因为他从来不吹嘘自己为国家做出的牺牲。他没什么文化,但从不掩盖这个缺陷。每看到墙上贴的招贴上有他不认识的字,他就像一个好学的学童一样要我给他讲解。另一方面,看见我用起铁锹来笨手笨脚,他就抢过去,教给我怎样又快又容易地挖土甩土。“我一辈子干这个的,没名堂;你从来没干过,一辈子读书写字,那才叫难!”

李队长和劳教人员在一起时,从来不摆队长架子,跟大伙儿有说有笑,仿佛是和同志们在一起。有一天雪太大,我们没出工,李队长值日来检查监房。

“好大的雪,李队长!这儿常下这么大的雪吗?”我问他。

“你以为这场雪好大,巫宁坤?你没看见两年前我女人生头胎孩子那天那场雪。我家屋顶上的雪三尺深,大门被积雪堵死了。屋子里零下十八度!她偏偏就在那会儿生!我好不容易才用家里的一点乾草给她烧了一壶开水。我总算攒了六个鸡子儿给她做月子,多一个也没有。我说,那才叫一场大雪!”

“不过这雪够大的,要让我脚上生冻疮啦,李队长,”我说。

李队长有现成的答案。“瞎扯!在你鞋子里塞进些乌拉草,脚就暖和了。这个地区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你没听说吗?”

他一面说,一面脱下一只棉鞋,放在炕上。随即抓住我一只手,捅进他鞋里,问我有啥感觉。我说:“好暖和!”他很高兴,又把一只光脚放在炕上。“摸摸我的脚。你瞧瞧乌拉草把它保得多暖和!”

“确实真暖和!”我一只手摸着他的脚。“可是我不会做乌拉草鞋垫子。”

他很麻利地从鞋子里抽出一只鞋垫递给我。“你瞧瞧这鞋垫多柔和。你只要拿一个硬东西,好比说一块砖,在上面捶捶捣捣,直到捶得像丝一样软。它保你的脚一冬天暖和,不用穿袜子。反正我也买不起袜子。”他哈哈一笑。我按他说的去做,果真一冬没生冻疮。

李队长几乎啥也买不起。他的工资不够他一家三口吃饭穿衣的,他年青的妻子、同村的一个不识字的农民,不得不给教养人员拆洗被子,挣点钱贴补家用。分场没有别的工作可干,因为所有的体力活儿都由教养人员去做。我们在歇“大礼拜”时洗衣服,但是我们的棉被自己没法拆洗。这正是李队长的妻子可以帮忙干的。我第一次请她帮忙还有些迟疑。一个冬天的早晨,中队正整队准备出工,我走到李队长跟前吞吞吐吐地说:“李队长,我的被子该洗了,不知……”没等我说完,他点点头,挥手让我入列。晚上回到监房,我发现被子有干净的香味,叠得整整齐齐。代价是八毛钱,并不多,但是我刚到时一天劳动只挣三毛钱,最后才涨到八毛钱。生意好时,她一天可拆洗两三条被,但有时根本没有生意。

尽管生活艰苦,李队长总是高高兴兴的,而且有一种天然的尊严。我们大家都喜欢他,可是话传开了,说是其他几名队长认为他在教养人员面前有失队长的身份。他对其他队长的非议似乎懵然无知。

早春,开始化冻,有一天,葛队长派我们一班人到附近山上的树林里去把一些原木运回来。山路迂回曲折,背着原木下山十分困难,我们奉命把原木推进小溪,人在水里扶着原木顺流而下。溪水冰凉,等我们把原木运到分场,我们一个个都冻得浑身发抖。李队长一眼看到我们这副惨相,立即下令让大家上炕钻被窝暖暖身子。他自己跑到伙房,叫老王给我们烧红糖生姜水。他还没回来,葛中队长驾到。他身高六尺,一副军人的威风。

“这是怎么回事儿?你们不是应当在运木料吗?”

“我们运了,葛队长,”班长坐起身来回答。

“你们运了几趟?”

“一趟,”班长怯生生地回答。

“一趟,你们就钻进热被窝了?这是谁的馊主意?”

“李队长的指示。”“他的指示,呃?好嘛,他来啦。是你让这些人大白天上床睡大觉,李队长?”

“不错,是我说的,”他用本地农民的口音平静地回答,他的独眼直对葛队长愤怒的双眼。“这些人从冰凉的小河里上来冻得浑身哆嗦。你不想让他们冻死吧,葛队长?部队里可不是这样对待战士的。”

“恐怕你忘掉自己是干啥的,李队长。这些人是接受强迫劳动的教养分子,不是度假的战士。我们的责任是对他们严格要求,不是宠坏他们。得啦,咱们今晚队长会议上再讨论。”接着,他掉过脸对我们大喊一声:“大家都起来,去把所有的木头都运回来!”

我可以看出两位队长都在尽忠职守,只不过各人是根据自己对职守的了解行事。第二天李队长没有露面,我也从此没再见过他。

我们是与世隔绝的。每两周可以寄一封家书。起初,来回信件都经过队长检查。在受检查的信件里,通信的人能说什么呢?我告诉妻子我情况很好,她不用为我操心。她也说她和两个孩子都好,让我不用为他们操心。其实我们日子过得都不好,要操心的事很多,不过简短的信传送了让双方宽慰的信息:大人孩子还都没有在磨难中垮掉。几个月后,上级宣布取消信件检查,因为我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享有公民权。我们开始在家书里多写一点生活细节,过了不久上级又宣布恢复信检。没有人向我们解释为什么出尔反尔,也没有人说我们是否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仍旧读《人民日报》,两三个星期以前的旧报,试图从连篇累牍的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辉煌成就的报道中挖出点滴的新闻。从这些报道中,我们看到的是祖国大地变成了红旗飞扬的海洋。除此之外,我们对国内外真正的形势都一无所知。

1960年,农场种植的的玉米、水稻、小麦、大豆都获得大丰收,由于气候好,土壤肥,还有奴隶劳动。我们开始盼望提高粮食定量。没料到,国庆一过,上级就突然宣布大减定量,因为我们自己生产的粮食必须运出去供应城市居民。《人民日报》没完没了地报道的那些全国各地的大丰收哪里去了?队长们从来没有作任何解释,我们把问题留在自己心里。

十月底以前,上级又突然宣布,全农场右派,好几百人,一律转移到清河国营农场。清河农场是北京市公安局下辖的一个主要劳改农场,位于天津与唐山之间。队长们对突然转移也没有作任何解释,但是我们一厢情愿地认为这肯定是好事,伙食会好一些、待遇会好一些、释放的希望也会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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