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宁坤《一滴泪》连载|3.百花与毒草&半步桥

第三章百花与毒草,1956-58

1956年夏初调回北京工作,我开始期盼重新投入学术生涯,同时与妻子和新生的小宝贝一起过幸福的家庭生活。怡楷分配在英语系资料室任资料员,负责管理英文报刊。校园很小,无景色可言。好在颐和园近在咫尺,我俩一有空就推着坐在小推车里的一丁去那里遛达,在长廊上或花木扶疏的昆明湖畔流连忘返。使我分外高兴的是,我妹妹宁慧和妹夫张韵轩也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宁慧在市中心的二十八中任副校长,韵轩在黑色冶金设计院任副总工程师。他们的儿子张纯比一丁大八十天,他有时来我们家小住,我们就带他一道去颐和园。两个小表兄弟,面对面坐在小车上,健康活泼,仿佛象征着我对万里回归为之效命的祖国更新的信念。妹妹一家三口常来和我们一起度周末。天气好,我们就带着孩子们去颐和园,到各处照相留念,或是在湖上荡舟消闲。晚饭后一面打桥牌,一面聊天,谈的往往是令人鼓舞的政治形势。宁慧夫妇都在申请入党。一年前肃反运动的无枉之灾似乎已经是陈年往事了。这里当然不是鸟语花香的人间乐土,但是中国好像即将进入一个进步繁荣的时期,因为党中央不厌其烦地宣传毛泽东亲自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思想言论自由过去被目为异端,现在却被认为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
这个学院简称“干校”,规模不大,有英语、日语、法语三个系,以英语为主。英语系的学生也不过一、两百人。我当然宁愿到一所正规大学任教,但是既然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我也祗有知足常乐了。
七月中,我就被调去参加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翻译处工作。出席会议的有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团,大会发言以汉语和英语为主,因此汉译英的任务很大。翻译处罗致了北京各大学的著名英语教授,其中包括钱钟书、杨周翰、李赋宁、吴兴华、王佐良、周珏良、许国璋、吴景荣等人,还有南京大学副校长范存忠教授。我们的工作繁重,翻来覆去翻译一稿又一稿的政治报告,字斟句酌,唯恐犯“政治性错误”,还有数以百计的代表发言。有时我们还加夜班。这么多的高级知识分子,其中绝大多数是从英、美的著名学府或国内的教会大学毕业的,都心甘情愿为共产党的会议效劳,这足以显示共产党改造知识分子的工作取得的成功。同时,这些年富力强的学者在当时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中感到自由自在,虽然大多数人仍然遵循“明哲保身”的古训。有一次,我奉命翻译朱德元帅的一篇发言稿,感到他辞不达义,一时恼火就脱口而出大声说:“这么笨拙的文字让人怎么办啊?”钱钟书先生,素来以言辞锋利闻名的,狠狠地盯了我一眼,又把一个食指放在他嘴唇上,轻轻地“嘘!”了一声。看来我还是太天真。尽管如此,看到周总理在政治报告中强调经济发展,放松阶级斗争,我受到鼓舞。新党章提出防止在中国出现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也使?感到宽慰。
大会闭幕后,适逢“十一”国庆,北京举行盛大游行,我被邀参加观礼,站在天安门对面的观礼台上,遥望毛泽东从城楼上挥手,接受游行队伍高呼“万岁!万万岁!”这些震耳欲聋的口号不禁使我想到历代封建帝王的专制。眼前这个笑容可掬的“大救星”的形象,和那个一年前不择手段诬陷胡风,大搞文字狱的暴君,我实在无法调和。可是面对这喊得声嘶力竭的游行人海,我感到十分无奈。学院为我有幸参加国庆观礼而感到自豪,有些同事也感到羡慕,不过一站几个小时对我的两条腿和膀胱却是苦不堪言。

大会闭幕以后,我和钱钟书、王佐良一起留下来,参加大会文件英译的定稿,直到十一月中才返校任教。我担任两门阅读课和一门作文课,负担较重。但我脱离教学已逾一年,渴望重登讲台为好学的学子授业,因此并不计较。三个班的学生都喜欢我的课,领导和同仁也时有好评。
在“百花齐放”的春天,北京出版的几家重要学术刊物向我约稿。王佐良主编的《西方语言文学》季刊于1957年4月创刊,其中登载了我写的一篇评论诗人卞之琳教授的新译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的文章。五月,我又完成了一篇评论吴兴华精心翻译的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四世》的长文,预定在夏季号刊出。与此同时,已调入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卞之琳老师,和原燕京西语系青年同事杨耀民,一道来访。耀民年青时患婴儿麻痹症致残,他不怕劳累拄着双拐来看望我,令我感动。他秉性谦和,待人以诚,入党后还是老样子。在交谈中提到了两年前的肃反运动,他认为中国跳过了资产阶级革命,不懂自由和民主,才会犯肃反这样的错误,现在要补课,大力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此研究和介绍西方文学也提到日程上来了。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他担任文研所的学术刊物《文学研究》季刊的执行编辑,特来约我写一篇万言长文,纪念美国诗人朗费罗诞生一百五十周年。国内唯一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刊物《译文》月刊约我翻译美国小说家斯坦贝克的著名中篇《珍珠》。我但愿有更多的时间用来读书钻研,认真做一点学术研究工作。但我对目前的情况并无怨言。
1957年5月1日,放假一天,庆祝国际劳动节。当年我教过的十多个燕京毕业生相约在颐和园聚会,邀我和怡楷参加。那天风和日暖,游人如织。我们在后山还碰见久违的陆志韦校长,大概“无官一身轻”吧,他显得更洒脱了。我们坐在包租的画舫上,沐浴着春风煦日,在座的在肃反中几乎都因莫须有的“ABC”反革命集团受过冲击,此时此刻大家都感到心旷神怡,又放言无忌了。有人带来当天的《人民日报》,朗读了头版头条刊登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通知。党中央要求各级党组和党员积极投入运动,主动向各行各业,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征求意见。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都受到鼓舞,赞赏共产党作出的这个勇敢决定。是中共诚心诚意从去年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吸取教训吗?诚心诚意努力实现为新中国带来自由民主、繁荣富强的许诺吗?我满怀希望,拭目以待。
在后来的几个星期,我几年来第一次热心看报。《人民日报》和北京的其它报纸,每天都连篇累牍地刊登对共产党干部和方针政策的批评文章,作者大多是知名的高级知识分子。有的反对“党天下”主张各党派轮流执政;有的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主张“教授治校”;有的大声疾呼,共产党如一意孤行,人民将起来革命。各大学、各政府部门、各“民主党派”,响应党中央号召,开展“大鸣大放”,畅所欲言,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整风。我妹妹宁慧,作为二十八中的非党员副校长,被邀到区党委召开的会议上参加“鸣放”。她诚恳地指出目前中等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如何改进的意见。她的发言登在第二天官方的《北京日报》头版头条。在邻近的北京大学,“大鸣大放”如火如荼,大字报铺天盖地。当年我在燕京任教时的助教黄继忠积极“要求进步”,后来留在北大,现在也热烈地参加大鸣大放。放眼全国,言论自由俨然“百花齐放”,岂知到头来却是昙花一现。
整风运动大张旗鼓地开场五个星期之后,“伟大领袖”再次亲自出马,扼杀了后来以“北京之春”闻名的思想解放运动。他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又一篇社论,谴责目前出现的批评有不少是“毒草”冒充“香花”。他宣称,这不是党所要的“建设性批评”,而是“资产阶级右派”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恶毒罪行。曾几何时,共产党堂而皇之发动的自身整风运动却变成了一场全面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人们对肃反运动记忆犹新,又被投入一场更残酷的“反右”运动。足智多谋的“伟大领袖”事后透露,这场运动并不是什么阴谋,而是“引蛇出洞”的“阳谋”,让那些胆敢犯上的人自投罗网。

我落进了他的“阳谋”罗网。
虽然“鸣放”热火朝天的北大近在咫尺,“干校”却并无动静。学校的领导干部都是延安出身的老党员,他们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的磨练,在没摸清运动的风向之前是不会轻举妄动的。有些学生,到北大看过大字报之后,回来贴了些小字报,对枯燥无味的政治课和低效率的行政工作提出温和的批评。我问过冯副校长,他对这些意见怎么看法。他含含糊糊地说:“这些毛小伙子年纪太轻,不知天高地厚。”教师当中议论纷纷,但是没有人贴大字报。
有一天,一位党员英语教师问我是否也打算参加整风,“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思想改造”。“我?”我哈哈一笑答道。“我是下你们的油锅炸过的。而现在你们党员却要用‘和风细雨来整风。和风吹得党员醉,细雨打得群众湿!滚水烫一烫不会更有效一些吗?谢谢您啦,我用不上你们的整风。整了那么多年,我已经整得跟圣人一般乾净了。”
又过了一些时候,校党委开始召开教职员“鸣放”座谈会,号召大家向党提意见。琐碎的意见提了一些,但没有人碰重大的问题。一天晚上,于副校长来访。他年青时留学日本,回国后到延安投身革命。他平常沉默寡言,这天一坐下就谈起他本人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的经历。
“很多革命同志都受到严峻考验。我也不例外。作为一个日本留学生,我自然而然被当作有特务嫌疑。有些人自杀了,但我经得住考验,赢得了党的信任。”
“我钦佩您在泰山压顶时岿然不动的精神,”我说。“但是我不明白,这些人既然放弃一切投奔革命队伍,党为什么还要采取各种严峻的手段考验他们?”
“你必须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那是战争年代。一方面是国民党,一方面是日本人,斗争十分剧烈。党不能掉以轻心,否则敌特就会渗透革命队伍。”
“这种特务你们抓到多少?”
“不多,没几个。”
“付出伤害那么多好同志的代价?”
“不管干什么都要付代价,错误总是难免的。干革命必须看主流,看事物光明的一面。这正是为什么党中央强调这次整风运动必须以“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提意见的人决不会受到任何打击报复。这是毛主席亲自制订的政策。我们大家都必须开诚布公帮助党和党员改进工作作风。我对教职员鸣放会进行的情况很不满意。好像没有人愿意在会上鸣放。提出来的都是些鸡毛蒜皮。大学教师是高级知识分子嘛,应当就重大问题提出批评意见。以你在学校的威望,我希望你在下次会议上带头把心里话说出来。”
“我确实没什么可说的,”我推托道。“我来学校不久,不能就任何重大问题提出批评。”
“不一定要跟学校有关系。你回国也有好几年了,必然有你自己的经历和观感。”
“别提我个人的经历了!肃反期间我在南开大学挨整,大概和你在延安挨整也没什么两样。”
“那是个错误,不过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不要计较。我向你保证,在这次运动中,不管你说什么,都不会有任何后果。”
有的朋友怂恿我接受他的意见到鸣放会上发言,也有人教我提防这是“放长线钓大鱼”。接着一连两个晚上,于副校长又亲自登门,讲的还是同一个意思。同时,教师党支部书记老刘也来征求意见,敦促我大胆鸣放。我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诚意,于是我在下一次的教职员大会上就发言了。
首先我简单谈了一下,我六年前中断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回来为新中国工作,没想到回国后却碰上种种困难。然后我重点谈到肃反运动中我在南开的遭遇。
“那是毫无道理,十分荒谬的。肆无忌惮的违犯民权,明目张胆的官方私刑。即便来我家搜查的人手里有所谓的搜查证,他们有什么权利对我怀孕的妻子和老母进行搜身?伤害之外又加侮辱,真是欺人太甚。南开大学至少应当向我们道个歉吧。肃反运动本身是个错误,目的无非是压制思想和言论自由,而它所仿效的斯大林式清党运动已经被赫鲁晓夫揭发谴责了。”
接着我赞扬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赞扬目前广泛征求知识分子的批评意见、鼓励言论自由。我引用了“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的古训,加以发挥:“防知识分子之口胜于防洪。在我们几亿人口中,知识分子少得可怜,十分宝贵,应当鼓励他们作为民族的良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不应当让他们继续当封建王朝那种卑躬屈膝的士大夫。一个人民的政府,一个掌握真理的政党,给予知识分子言论自由,不会失去任何东西,而从无数开放的头脑却可获得集体智慧的无价之宝。这次整风运动可以成为党和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在外交方面,我认为“一边倒”的亲苏政策未必最符合国家利益。我们和西方国家搞无条件的对抗,从中得到了什么?“老大哥”不是和他们保持正常外交关系吗?我们向西方世界关上大门,从而失去了什么?谈到英语教学,我对中国大学聘请“苏联专家”来指导英语教学的做法提出疑问,因为这些专家无非是从苏联师范院校毕业的,而我们有的是在英、美著名大学留过学的教授。难道有一天我们也要请苏联专家来中国大学指导中文教学吗?关于文艺理论和批评,我认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政治标准第一,那是由于战争年代宣传工作的需要,现在是否可以按照“百花齐放”的精神加以补充。
主持会议的于副校长对我的发言表示满意,接着就让怡楷发言。她说,肃反时她根本没参加南开的运动,而她的母校竟然对她进行非法的人身搜查。她虽感到难堪的侮辱,但她更感到痛心的是对她无罪的丈夫的迫害,这使她联想到耶稣基督的受难。有些人露出惊愕的表情。但是,英语系同仁黄教授,也是美国留学生,却立即对我这样的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受到迫害表示同情。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说:“公安部长罗瑞卿主持肃反,伤害了不计其数的好人,应当枪毙。”英语语音学讲师葆青也十分激动地谈到肃反时她和爱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平白挨整的遭遇。
在后来的一段日子里,受到全国各地大鸣大放形势的鼓舞,我们的情绪很高。有一天,黄教授约我和一位新来的晁先生到他家午餐。他是黄教授的大学同学,也是留美学英语的,经黄引荐从外文出版社调来。我们海阔天空地闲聊,晁某是个胖子,动不动就放声大笑,有点“欢喜佛”的味道。又有一天晚上,我和黄,还有另外两位同仁在兼任英语口语课的北京大学徐教授的屋子里聚会。三杯下肚,我就谈到罗斯福总统1941年提出的“四大自由”。我觉得那个文件是全世界的独立宣言。“但是你不会认识到它们如何重要,直到你生活在一个威胁要剥夺你享受这些自由的环境,”我说。“正如一个人认为有空气是天经地义的,从来不认识这个眼不能见的元素对他的生存本身如何重要。人不仅是生而平等的,而且是生来有言论自由的。但是,你怎能自由发表言论呢,除非你有免除恐惧的自由?”最后我激动地用英语高呼:“不自由,毋宁死!”黄教授谴责了新近由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揭露的斯大林的滔天罪行,最后高呼“赫鲁晓夫万岁!”我们觉得自己俨然是开始绽放的鲜花。
即便毛在六月发动反右派运动时,我从来没想到这运动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不就是响应党的号召知无不言吗?领导上不是一再庄严地保证我们决不会受到任何打击报复吗?何况,我从来和资本家没有任何关系,我怎么可能是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呢?不管怎样,不久就放暑假了,我得着手翻译斯坦贝克的《珍珠》。

暑假期间,学院相当平静,但北京绝大多数大学和政府部门已经刮起反右派运动的风暴了。我在燕大教过的学生小江来看我,告诉我他和他的堂兄大江在整风期间参加过工作单位的鸣放,批评一党专政和思想控制,反右一开始就受到猛烈的谴责。现在他想躲一下避避风头。我让他住在我用作书房的屋子里。但愿这场风暴赶快平息,就像肃反那样,但我很担心。他问我运动会闹到什么样子,我觉得我得让他为最坏的情况做好思想准备。“你看过《正午的黑暗》和《1984》。情况如果不断恶化,就会抓人、关人、甚至杀人。历史常常是用殉道者的鲜血写的。人类社会今天的处境会更坏,若不是有那些殉道者奉献的牺牲。”过了几天,他就不得已回单位去了,我从此再也没见过他。
暑假还没结束,教职员就忙着参加政治学习了。首先是阅读和讨论党中央关于反右运动的文件,还有《人民日报》的社论,尤其是那些由“伟大领袖”亲自执笔的。我们也看了报刊上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矛头都是针对那些在报刊上和单位鸣放过的知名教授、作家、艺术家、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也有一些人为在鸣放中犯了错误写的检讨。接着学院党委就宣布我们不能停留在学习文件,而是要联系自己,联系学院阶级斗争的实际。
九月一号开学,却并不上课。这是1951年以来高等学府第三次停课搞政治运动。学生忙于揪斗“右派学生”。教师忙于检讨自己的错误思想和言论,揭发检举其它教师。再一次,我又当上了头号政治罪人,在“政治学习”小组会和教职员全体大会上接受没完没了的讯问和批斗。把我打成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好像早在第一次开会以前就有定论了。会上会下都有人要求妻子揭发检举我。几个月前还对我友好的同仁和学生开始回避我了。开会中间休息时,没有人理我,我觉得好像是一个等候判决的罪犯。我感到上当受骗的愤怒,但我也明白我毫无办法。我上了人家的钓钩固然蠢得可以,但是那么多老成持重的大知识分子和久经考验的老党员不是也同样落难了?
接着召开一次又一次教职员大会,举行“大辩论”。所有我在会议上或私下说的话,以及别人无意中听到我说的话,都被谴责为对党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全面攻击。我注意到“革命同志”人手一册,油印的《巫宁坤右派言论集,供批判用》。我在“大辩论”中唯一的权利是承认任何提出的罪名。任何解释或澄清事实的企图都被大声斥责为对革命群众的“反攻倒算”、坚持右派反革命立场的表现。南开的老同事杨教授声嘶力竭揭发我当年的罪行。一位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戏剧的女教师揭发说,她曾亲耳听到我高呼“不自由,毋宁死!”有没有这回事?我承认有过。“用反动美国口号进行煽动!”她怒吼道。革命群众也跟着怒吼。一名党员指控我提议在滚沸的大油锅里油炸党员。“发泄恶毒的阶级仇恨!”又是一阵怒吼。晁先生揭发那次黄教授款待他的午餐是一次右派论坛,他当时强压着满腔怒火听我胡言乱语。每提到我讲过又经他加工的话,他那赢人好感的呵呵笑声变成了似乎义愤填膺的怒吼。
又有一天,午休时间,我推着小推车里的儿子到校园里去转悠,好让我的脑子暂时抛开一上午闹哄哄的批斗,路上碰到了一位年长的女同事。她是多年前从美国回来的,平常见面有说有笑。我和她打个招呼,她没理会。下午会议一开始,她就跳起来指控我满不在乎推着孩子在校园里乱转,故意表示对抗运动。更恶劣的是,她说,她听到过我手里抱着孩子喊“小丁丁万岁!”,恶意糟蹋“毛主席万岁!”的神圣口号。甚至有人谴责我的婚姻是“右派反动派和反动天主教徒的政治结合。”怡楷不得不参加一场又一场的批斗会,“洗耳恭听”,如同中国悠久的国粹中陪同死刑犯押赴刑场的“陪绑”。
黄教授是唯一站出来为我辩护的。他指出,我放弃在美国的舒适生活和学术前程,回来为新中国服务,是一个爱国主义的知识分子。他承认,我有一些话也许讲过了头,但是应当考虑到我长期在国外对国情不免有隔膜。无论如何,我响应党的号召,热烈地直言不讳,而有些人却一言不发。他的老朋友晁先生,还有别人,都告诫他注意自己的阶级立场,否则他本人也会滑进右派的泥淖。
晚上我接受小组讯问,“ABC”反革命集团的老问题又提出来了。它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一共有多少成员?他们在我指导下读过那哪些书?我的身份是什么?它的政治目的是什么?由于“ABC”从来没存在过,这些问题无从回答。我为什么参加他们五一劳动节在颐和园的集会?小江犯有反革命罪行在工作单位受到批斗,畏罪潜逃,我为什么收留庇护?他躲藏在我家几天,我和他谈了些什么?我简慢地答道:“他是在私人家里作客。”他们警告我不得耍滑,更不得借题发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另一个老问题又提了出来:我到底为什么在1951年回国?我受到一个重复出现的恶梦的缠绕。
最后,国庆节前夕,我在教职员全体大会上被正式定为最毒的“毒草”—“极右分子、资产阶级右翼的骨干分子。”我犯的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因此我是一个“三反”反革命分子、人民公敌。我的罪行累累:我出身于反动地主家庭;我曾在反动的国民党空军当翻译;我多年接受美帝国主义教育;我和“ABC”反革命集团有关系;我参加过反革命集团最近的集会;我恶毒攻击伟大的肃反运动为私刑;我公开叫嚣要求给右派分子推翻社会主义中国的言论自由;我嚣张地高呼美帝的反动口号“不自由,毋宁死!”;我恶毒攻击“老大哥”,反对毛主席的“一边倒”外交政策;我猖狂攻击毛主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我恨不得油炸共产党员;我在伟大的反右运动期间在家中窝藏现行反革命分子小江;如此等等。义愤填膺的革命同志们高呼口号,让我“低头认罪”。面对张牙舞爪的革命同志们,我从椅子上站起来,声泪俱下地承认全部罪行。我觉得我在认罪时已经把自己糟蹋够了,他们还斥责我死不悔改。
散会后,黄教授留下了,走过来和我握手。开会时,我看到一个首长派头的女干部在会场后面来回走动,吞云吐雾。她也留下了,此刻我才模糊地认出原来是平日深藏不露的毛校长,也是一名延安时代的老干部。
“你觉得怎么样?”她嘴里叼着烟,满面鄙夷地问我。
“我不知道怎么说。”我咕哝道。
“现在该是你反省反动历史、反动思想行为的时候了。你要痛下决心改造自己,重新做人,这是你唯一的出路。你应当感谢我们没有把你打成现行反革命。”她冲着我脸上喷着烟。
“谢谢。”我又咕哝了一声。
尽管批来斗去,我还是想不通,一个靠教书糊口的穷书生,怎么会一下子就被脱胎换骨成为资产阶级右翼的“骨干分子”?六年前我诚心诚意回国来,为众人称道的人民革命效力,回来后尽力以我的专长和良知为人民服务。近年来历次运动中的政治迫害,我还认为是一个新政权一时的偏差,这个政权还是能够领导全国人民走出千百年的黑暗的。面对残酷的现实,我无法再用一厢情愿的想法哄骗自己了。我为自己的天真幼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只有听凭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摆布了。
第二天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都举行盛大的集会,庆祝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我是祭坛上数十万牺牲品中的一个。我成了“贱民”,只求清静一下,闭门思过,等候发落。但是,办不到,我奉命参加教职员假日游览长城。我还没游过长城,但是我怎么能和前一天还围攻我的那帮人一道去寻欢作乐呢?我跟那位来家里“邀请”我俩的青年干部说我没有心情去。“哎呀,老巫,”他轻松地说,“别闹别扭嘛。会上的批评都是为了帮助你呀,要正确对待嘛。”
“十一”天高气爽,正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若是我目前的处境不一样,这倒是一家人出游的好日子。我和怡楷坐在大客车的一张双人座上,准备闭目养神,补一补近来所缺的觉。但是,无可奈何,车子刚上路,那位青年干部就走到我面前拉我去和冯副校长,还有其它两位干部,一起玩纸牌。“可是我不会打百分啊,”我推辞说。“没问题”,他大包大揽地说,“我给你当高参。”我逃不了啦。牌玩得满热闹的,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我纳闷儿,是否因为党中央还没宣布如何处理右派,富有政治运动经验的学校领导决定观望一下,察看政治风向。不过我却觉得活像一只被猫逮着在要吃下去以前耍弄一番的老鼠。
终于面对长城了,我实在看不出这座巨大可怕的灰砖建筑物如何值得人们赞叹。我感到十分难过,当我缅怀历朝历代无数的好男儿抛妻别子,在鞭子和刀枪的驱赶下,来修筑这个吞噬青春和生命的庞然怪物。怡楷和我离开人群,单独登上长城。到了顶上,怡楷问我:“你喜欢这个世界第七奇迹吗?”我说:“这真是个‘奇迹’!这是那个焚书坑儒的‘千古一帝’用无数奴隶的白骨修建的专制暴政纪念碑。其实又何止他一个!一代接一代的昏君效法他,实行暴政,奴役人民,又扩建这座壁垒,妄图巩固专制王朝。奥威尔真该把它放进《1984》的,在山海关的门楼上写下但丁写在地狱门口的名言:‘放弃一切希望吧,你们进入这里的人们!’”
两天假期过后,批斗会继续进行,对象是其它教师和学生。李天生是一年前才调来的,被划为“极右分子”。黄教授有一些右派言论,但他为党工作多年,本可不戴右派帽子。无奈他不听告诫为我辩护,最后又在我正式定罪之后公然和我握手,就被戴上了“一般右派”的帽子。由我负责的教研窒副主任潘教授,由于“盲从”我的教学思想,受到批判,划为“中右”,不戴帽子。葆青也受到批判,幸免于“右派”之难,因为她的爱人在外国语学院承担了全部罪状,已被划为“极右”,送劳动教养。
全体学生不过二,三百人,被划为右派的竟有二十几名,其中包括一名十八岁的女生。还有我教过的一名调干生,多年为党做机要工作,也被戴上帽子,因为他认为领导干部不懂业务,学校应由我这样的内行领导。他的名字叫向前,于是有大字报挖苦他“‘向前不向前!”
这时候,怡楷第二次怀孕了。尽管每天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俩为一个新的希望来到一个四面楚歌的家庭感到鼓舞。一个在患难中孕育的孩子是我俩对生活的信念的证言。
运动进入尾声,学校预定十一月上课。校方接受学生的要求,分配我教三年级全部三个班的英语精读课。看起来,在教学工作上,我还是站得住脚的。同时,在新落成的专门为高级知识分子盖的小楼里,又给我分配了三大间的一套。也许党中央会回心转意,宣布这个运动又是一次错误,如同肃反一样?也许头脑清醒的领导人开始认识这个运动对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一个有威信的执政党,怎么可能信誓旦旦征求意见在先,又背信弃义罗织成案在后?我翻来复去考虑,对前景还抱着一线希望。我毕竟是一个有妻儿老小的凡人,我没有当殉道者的准备,我的血肉之躯是软弱的。
十一月来到了,学校开始上课,但校方并没通知我去上课,却让我和其它右派一起到图书馆去为堆积如山的新旧书刊编目。我的任务是英文书刊。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在校园里搞体力劳动。看来情况不妙。
同时,《珍珠》翻译的交稿期越来越近了。白天政治学习,强迫劳动之后,夜间我在没有生火的屋子里爬格子。我的手指冻僵了,但我却为小说主人公一家人的故事感到心醉神迷。年青的印地安渔民奇诺以采珍珠为生,他采到了一颗“稀世宝珠”,却因此受到当地贪婪成性的恶人的残害。我们几个月来的受难,不是正像他一家三口,妈妈怀里抱着小宝贝,黑夜在丛山中逃避残暴的敌人的追踪?奇诺终于逃出丛山,把宝珠扔回大海,从而挫败了敌人的阴谋诡计。我却仍然在暗黑的丛山中摸索,还不知道是否能出得去。不论结果如何,我决不会扔掉我精神自由的宝珠,它虽眼不能见,却是熠熠生辉的。

1958年3月初,全体师生,包括右派分子在内,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关于反右斗争的总结报告。作为党中央反右办公室主任,他制订了惩处右派的政策规定。右派问题性质属于“敌我矛盾”,但一般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怡楷参加职员小组学习,根据一些发言中透露的信息,要我做好充分思想准备。“秋后算帐”的日子快到了,我的心情日益沉重。我遭殃,我怀孕的妻子、两岁的儿子、还没出世的孩子,怎么办?我怎么会掉进这个梦魇般的泥淖?我上了圈套,无计可施。我不是生杀予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对手。我绞尽脑汁写检讨,指望从轻发落。我用哈姆雷特悲愤的心声安慰自己:“在这个万恶的时世,功德反而必须向罪恶请罪—替它做好事,反而要磕头求拜。”
3月21日,在学生食堂举行全体师生员工大会,宣布对全校右派分的处理。我名列榜首,受到一等一级处分:“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我的处分宣布后,师生代表纷纷登台发言,控诉我的“滔天罪行”。对这种谰言,我已经麻木了。我心里想的是,当年我不听亲友的严词告诫,兼程回国。现在,过了不到七年,他们最害怕的情况发生了。我成了“阶级斗争”的牺牲品。然而,我仍然认为并不是我犯了错误。即便没有在1951年回来,我迟早也是会回来的。而且,非常可能,在类似的情况下,我也会有同样的命运。我从来没有想当殉道者,我也没有殉道者的感受。我不能以崇高的理想或正大的原则自许。然而我也无所悔恨,因为我不可能作出别的选择。
受到劳教处分的还有李天生和英语二年级的男生小朱。他个头不大,思想活跃,热爱毛主席,自己出钱买了油印机和蜡纸,刻印传单,参加鸣放。他和李天生当场就被武装人员押走了。我因忝列教授,须上报国务院认可,才算手续完备。所有其它右派学生一律开除学籍,送往百里外的农村监督劳动。
当天正赶上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都得参加投票。右派理论上仍享有公民权,奉命参加投票。大会散会后,一名小干部煞有介事地召集右派分子训话,他那付模样举止活像雨果的《悲惨世界》中那名警官。他声色俱厉地教训一通:
“你们右派分子是人民的敌人。但是我们光荣、伟大、正确的党宽大为怀,不把你们作为‘敌我矛盾’处理,而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党的政策是化敌为友,给你们通过劳动改造思想的机会。连你们投票的权利都没剥夺。你们都从各个方面罪恶地攻击过社会主义制度。现在你们亲眼看到社会主义法制的无比优越性。你们应当从内心深处感谢党给予你们这样人道主义的待遇。现在排好队跟我到投票站去。”
我们二十多名人犯排好队,由他押解,又回到食堂,走到搁在一张方桌上用红纸包着的大投票箱面前,行使共和国社会主义公民的宪法权利,为独一无二的候选人投下“神圣的一票”,证明他所说的“社会主义法制的无比优越性”。
投票以后,毛校长派人把我和怡楷叫到她的办公室去。屋子里满是烟臭味。她伸手指示我俩在她大办公桌对面两张椅子上坐下,手指中间夹着一枝点燃的香烟。
“巫宁坤,我猜想你未必真正体会你有多么幸运。如果你对国民党犯下了你对共产党犯下的罪,他们会怎么对付你?”我一时答不上来,她倒回答了自己的问题:“你会被枪毙,绝对没错儿。”
“你说的不会错,”我有气无力地说。“不过我没法知道。”
“可是我们没枪毙你,对不对?虽然枪毙你也是罪有应得。这就是国民党和我们的区别,”她接着说。“我们并不止是对你宽大,你注意,我们是要挽救像你这样犯过不可饶恕的罪行的人。我们给你的处分在你看来也许太重了一些,但这样可以让你深刻认识你的问题的严重性,帮助你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如果你是个老头子,我们也许会不这样处理。噢,降级啦,或者别的什么。因为你才三十八岁,对吧?将来还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这样做可以保证你彻底改造自己。你还有什么话要为自己说的吗?”
“没有,什么也没有,”我又有气无力地说,等她打发我们走。
“现在,李怡楷,”她却掉转脸去对我妻子开腔了,怡楷在她威风凛凛的目光下镇静自若。“为了帮助你,我们必须要求你自觉自愿提出放弃公职。明天,我等着看你亲笔写的要求退职的大字报。下个月,你们二人还可领到工资,不过那是最后一次。所以,从今天起,你们就得省吃俭用,一分钱也不能浪费啦。别吃猪肉啦!”
我俩说不出话来了。我已经认罪,但他们还这样残酷无情。面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我们有什么办法?怡楷遵命写好大字报,贴了出去。一个还跟她讲话的女同事看了大吃一惊。“你神经错乱了,小李?你干什么要退职?你家里的情况还不够糟的吗?你不工作靠什么生活?你、小丁丁、还有肚子里的孩子,一家三口?”她声音里流露出真诚的关心。怡楷苦笑着回答:“十分感谢。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克服吧。”
教育工会召开了一次会员大会,宣布将我开除会籍。同时,我们被赶出新公寓,搬回筒字楼。过了几天,我俩又被校长叫去。“我们一直在重新考虑你们的问题。我跟人事处长说:‘老王,李怡楷已经有一个孩子,不久又要生第二个。你们不能这样对待她。让她保留工作,挣点钱养活一家三口。’她简直是宽仁厚德的化身。“现在你该明白什么是革命人道主义了。你自觉自愿提出放弃你的饭碗,而我现在把它还给你。革命人道主义,哪怕是一名极右分子的老婆也受惠。去吧,再贴一张大字报,感谢党的革命人道主义关怀。”
我俩又说不出话来了。这样令人咋舌的伪善完全超越我们朴素的道德观念。这种表面的反复无常其实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神经战,其目的在于打垮我们的精神,并强迫我们用自己的手为他们的不人道涂脂抹粉,为他们欺骗群众的阴谋效力。我感到十分沮丧,但当晚怡楷却平静地说:“他们掌握绝对权力,对咱们可以为所欲为。我们毫无办法,但是必须坚守对生活的信念。”
我的妹妹宁慧也在二十八中被打成右派,罪证就是《北京日报》重点报道过的她在区委召开的鸣放座谈会上的发言。她被免除副校长职务,降三级,到一个郊区农场监督劳动。他丈夫原是一名预备党员,受她株连被取消候补资格。在北大西语系任教的、我过去燕京的同事中,黄继忠多年来“追求进步”,是公认的大积极分子,鸣放期间十分活跃,后来被划为极右分子,被送劳动教养。吴兴华才华出众,既无“历史问题”,政治上又“要求进步”,已提升为副系主任,却因质疑在英语教学中要学习苏联也被戴上右派帽子。胡稼胎教授,尽管谨慎寡言,又深谙佛法,也因鸣放中有右派言论照戴帽子不误。赵萝蕤教授因爱人陈梦家教授被划为右派受刺激而患上精神分裂症。俞大絪教授也因爱人曾昭伦当上了大右派而心脏病发作。曾先生是当年的“进步教授”,中共的同路人”,贵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部副部长。这样一来,当年燕京一共五位英语教授,其中三位男的本人,两位女教授的男人,统统当上了右派。一家一个,无一幸免。在南开,我当年的紧邻、雷海宗教授也被打成右派。查良铮谢绝参加教师鸣放会,幸免于难,却因为抗日期间爱国参军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被判“管制三年”。
王佐良教授主编的《西方语文》季刊创刊号的撰稿人中有好几名右派,其中包括吴兴华和我。刊物的执行编辑、葆青的爱人道生,被划为极右。主编为“方向性错误”做了检讨,刊物改名为《外语教学与研究》。我为兴华翻译的《亨利四世》所写的评论,本来预定在第二期刊登的,无疾而终。右派的作品不得出版,但我被打成右派的消息还没传到《译文》,我译的《珍珠》才得以侥幸问世。
根据多年后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全国被打成右派的超过五十万人。当年一个汉朝的暴君用宫刑残害一位进谏的史官,从此成为千古罪人。相比之下,这场反右运动对知识分子群体施加残暴的精神阉割,更是千古奇闻。与此同时,在运动中涌现出的大批积极分子,在反右派的阶级斗争战场上立了汗马功劳,升官的升官,入党的入党。一代伪君子和告密者开始毒化民族的道德操守,为以后的政治迫害运动铺平了道路。

在等候我的处分正式批准期间,我继续在图书馆搞英文书刊编目。右派学生都装上卡车送去劳改了,只剩下我单独在一名北大英语专业毕业生严密监视下劳动。这个年轻人老滋老味,满口官方文件和《人民日报》社论的官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交给我编目的书刊中,有一批从俄文翻成英文的小册子,都是关押在斯大林的集中营里的受害者写的。他们在肉体和精神上遭受暴虐的悲惨经历像恶梦一样让我惊悸,而他们对自由的渴望不断在我心里回响。有一本小册子的名字是《去告诉西方吧!》。在静悄悄的、无人问津的图书馆里,我仿佛听见作者痛苦的呼号。但我纳闷,西方国家或者我的西方朋友们是否知道或者关心中国发生在我这样的人身上的事情。于副校长说得对:“不管干什么都要付代价的。”而在社会主义中国,为自由鸣放不仅要付出代价,而且要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
有一天,我年轻的监工把我叫到他办公桌面前,指着一堆美国出版的新书,都是我在运动开始前通过学校订购的,刚刚从日内瓦的中国大使馆寄到。“巫宁坤,这些书你还要吗?”他板着面孔问我。“你要的话就说要。你如不要,我就马上盖上图书馆的公章。”我一直在等着这些书,其中多半是我在芝加哥大学受教的老师们的最新学术著作;我怎么会不要呢?但是我怎么买得起呢,现在只剩下一个月的工资了?我一本一本拿起又放下,他可不耐烦了。“我还有革命工作要做,你也得回去劳动。不要浪费时间。”我捡起薄薄的一本,那是我的老师奥尔逊教授诠释英国诗人狄伦斯托玛斯诗作的专著,忍痛放弃了其它几本。当我手里抓着书离开他的办公桌往回走时,我听到他劈劈啪啪往我买不起的几本新书上盖上公章的声音,仿佛他们是该消灭的阶级敌人。那天夜晚,我很晚未睡,对照奥尔逊精湛的诠释重读托玛斯的一些感人的诗篇。在寂静的深夜,我仿佛可重新听到,在我回国的前一年,在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教堂,诗人热情澎湃的声音朗诵他自己的诗《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
当筋疲腱松时在拉肢刑架上挣扎,
虽然绑在刑车上,他们却一定不会屈服;
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
第二天下午,正准备结束在图书馆的劳动,我又被叫到我年轻的监工办公桌前面。“巫宁坤,我奉校领导指示通知你:关于你的处分决定已由国务院批准。”他用他最神气的官腔宣布。“17日下午二时整,上级派人到你宿舍来送你去接受劳动教养。你准时在门口守候,不得违误。为了给你充分时间做好必要准备,上级决定从明天起,免除你劳动两天。党对你如此宽大,你应感恩图报,努力通过强迫劳动改造思想,立功赎罪。回家以前,你到人事室去一下,在你的结论上签字。”
在人事室,那位雨果笔下的警官在等我。“过来在你右派问题的结论上签字。”他边说边递给我一张纸,上面打印着我的六大罪状,教我在那儿签字。我飞快地看下去,他却不耐烦了。“在这儿签字,别浪费我的时间。已经下班了。”我一言不发签了字。
我回到家里,把意料之中的消息告诉怡楷。悬念结束了,我俩倒感到松了口气。稍稍商量了一下,便决定不能让两岁大的儿子在场看着爸爸被抓走,明天由王阿姨把他送到我妹妹家去避难。于是,第二天上午,我和王阿姨一起先带他乘332路公车到动物园去看他最喜欢的印度大象。在动物园门口的水果摊上,我给他买了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小丁丁紧紧地抱着苹果,我紧紧地抱着小丁丁,直奔象苑。小丁丁一瞅见大象就乐得哈哈大笑。“大爸爸,你好多天没带我来看大象了。我好喜欢大象。你再带我来,快快地,多多地!你答应我吗,大爸爸,呃?”我一下答不上来。跟他实话实说吗?还是说句瞎话哄他一下呢?给你自己两岁大的儿子留句谎言告别?我哽得说不出话来。“一有空就带你来,小丁丁。”我搪塞了过去,心里不是滋味。这时他看到一头大象用鼻子捲起一根香蕉来,兴奋得直嚷嚷,同时张开两只小手要拍巴掌。他手里的苹果啪嗒一声掉进象苑,滚到一头象跟前,立即就给它用鼻子卷走了。小丁丁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伸着小胳臂嚷嚷:“我要我的苹果,我要我的大红苹果!”我赶紧把他搂得紧紧的,哄他说:“快别哭了,好孩子,爸爸再给你买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突然间我感到支持不住了,王阿姨赶紧把孩子接过去。只听她说:“爸爸累了,小丁丁,阿姨带你找奶奶玩去。”我的心往下一沉,迷迷糊糊地看着孩子消失了。
回家的路上,坐在公车上才想起没给他买苹果。那个失去的大苹果不停地在我眼前跳动,好像一个童话里的金苹果,好像是我们生活里无可挽回地失去的什么东西。回到家里,一进门怡楷就问我:“小丁丁哭了吗?”我支支吾吾地说:“本来倒是没哭,后来……”
我只剩下一天了。怡楷要上班,她劝我放松一下,一个人到香山去逛逛。香山是游览的胜地,我们一直以为随时可以去的,因此一直没去。我搭公车前往,发现山上游人稀少。我一一观光了各个风景点,在中山纪念堂逗留的时间较长。中山先生曾主张联苏联共。我不禁纳闷儿:若是他活到今天,他会怎样看待眼前的政治现实?最后,我在山顶一个无人光顾的茶馆坐下来喝茶,山顶上的景色尽收入眼底。我要了一小盘五香花生米,两个茶鸡蛋。看到山坡上蔓草延生,不禁想起哈姆雷特的著名独白:“这是个荒废的花园,一天天零落,生性芜秽的蔓草全把它占据了。”自言自语地哼了两遍之后,我猛然打住,暗自责备自己:“你感伤个什么,老兄!你完全明白顾影自怜是毫无用处的。正如毛校长所说,现在该是你反省历史和思想的时候了。说得对,但不是她那一套。漫山遍野都有百花齐放,总有一天,这片大地上将有百家争鸣。我还有自己的园子要培植。”花生米和茶鸡蛋我都没碰,包了起来给怡楷带回去。
回到家,看到怡楷炒了两盘我爱吃的菜,作为饯行的酒席。我没有什么胃口,尽量勉强自己多吃一点。她找出一瓶几乎全空的金奖白兰地,把剩下的酒倒进两个小酒杯,虽然她从不沾酒。
“祝—祝什么呢?”她含笑说。
“祝我们快出世的孩子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
“祝孩子的父亲早日归来!”
“他们对我说,我的劳教时间不会很长,但是谁也不知道究竟多长。你要受苦了……”我感到很自咎,她从小是在亲人无微不至的爱护下生活的,后来把终身托付给我,而我却把我们的生活搞得一团糟,现在又让她一个人背十字架。
“你不用为我、为我们,操心。我那天就说过,天无绝人之路。我会每日每夜为你祈祷。坚守信念,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坚守对生活的信念。你今天觉得香山怎么样?”
“很美,美极了!我起初感到情绪低落,后来看到漫山遍野真的都是百花齐放,我就高兴了。等我回来,咱们俩一定得去跑遍每一个山头。世界是一座美丽的大花园,生活是值得我们为之受苦受难的。我们的孩子们一定会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但是目前你得为我、为全家人背十字架……”
“哪儿的话,我有什么权利不背十字架?”她平静地说。“我把一些换洗衣服、盥洗用具,放在你那个旧洗衣袋里了。你到那儿之前不会知道你真正需要什么。我以后随时把你需要的东西寄去。你想你会有时间看书吗?”
“劳动改造嘛,大概不会有很多时间看书的。你就把那本旧的英文原版《哈姆雷特》扔进去,还有那天新买的冯至编的《杜甫诗选》。我感觉好像是要去作一次新的冒险。”
“上帝与你同在!”

第四章半步桥,1958

1958年4月17日,大院儿里几棵桃树鲜花怒放,给几座哭丧着脸的旧楼添了一点生意。下午二时整,一辆军用吉普车开到我们住的筒字楼门口。怡楷一声不响地把半空的旧洗衣袋递给我,我盯着她平静的眼神,连一声再见也说不出口就爬上了车子的后座。那个钟点,大院儿里不见人影。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却连传统的有人被捕或行刑时围观的群众也没有。
一名身穿草绿色军服的年轻司机立刻开车,另外一名年轻的士兵坐在他旁边。一路上,这两名战士一面抽烟,一面闲扯,吵吵闹闹地互相取乐。开了一个钟头以后,司机对他的同伴说:“咱们快到了。咱们交了活儿以后,回去的路上我领你去看我女朋友,你得放规矩点儿。昨儿晚上你跟那个小婊子闹得太离谱了。”那一个兵流里流气地噗哧一笑:“我放规矩点儿?我等着瞧你跟你那个小婊子放规矩点儿哩,你这个假正经!”司机回敬道:“你他妈的开口就像个臭右派,你这臭流氓!你敢再这样胡扯,瞧我不把你跟我的货一起甩在那鬼地方。”他们俩都乐了,这时车子已经快到目的地。
我本以为车子是送我去一个农场参加体力劳动。谁知车子一停,我却发现眼前是一座大铁门,嵌在一圈顶上装有铁丝网的高墙中间。门口有两名士兵站岗,手持装着明晃晃的刺刀的步枪。我看到墙上钉着“半步桥”的路牌。大门边上的大白漆牌子上有一行黑漆大字:北京市劳动教养所。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北京市第一监狱新开业的下属单位。我被领进去,交给一名面色灰黄的中年狱卒,他在“货单”上盖了验收的公章。他看了一下我被送劳教的的文书,没精打采地对我说:

“噢,你是机要单位的。这你得保密。你在北京还有哪个单位最熟悉?”“北京大学吧。”
“好吧,那你就是北京大学的。记住,你不是保密单位的,你是北大的。你要不小心泄密,那你就更麻烦了。把你的东西都倒在桌子上。”我遵命。他把我从美国带回的旧弹射式刮胡刀和几包刀片放在一边。“把手表和裤带解下来。”我遵命,把旧手表和裤带搁在刮胡刀和刀片旁边。
“这些东西等你离开这里时退还给你。我们不希望在这儿发生乌七八糟的事儿,明白吗?”
他们想得倒挺周到的,不过可苦了我提着裤子走路。办完手续,我被关进二楼一间监房。二十来个中青年男子,个个囚首垢面,坐在铺在水泥地上的草褥子上,把屋子挤得满满的。墙角的尿桶发出刺鼻的臊味。二十多人中,右派只占两三名,其余大多是“历史反革命”、流氓、小偷等“坏分子”。大家感到惊讶,竟会有一位大学教授来与他们为伍。这帮人算作一个班。班长郑方文一脸精通世故的皱纹,在旧社会当过警察局长,管教监犯得心应手,自然受到新同行的重用。副班长王文当过解放军排长,在内战中受过伤,少了一个手指头。他生得英俊,又会唱青衣,和一个战友的妻子勾搭成奸,被判了三年徒刑。劳改释放后,在一个砖厂就业,又在食堂偷饭票,因此被送劳教,这里叫做“二进宫”。我恍然大悟,这个“半步桥”给我带来了多大的变化:跨过这“半步”,我就不再是教授、知识分子,甚至不是一个人。我现在只是一个入了另册的“分子”、一个贱民,一点也不比睡在我左右两边的小偷或流氓高明。不,我比他们还坏,因为思想罪被认为比各种小罪更危险。
夜晚躺在水泥地上,挤在两个陌生人中间,辗转反侧,我不禁琢磨起这个不祥之兆的街名。我想起两句旧诗:“一失足成千古恨,回首已是百年身。”可是我万万没有料到,在通向苦难的道路上半步桥会引我走多远。一日两餐,吃的是同样的东西:一个用发霉的玉米面做的窝窝头、一碗玉米糊、一片咸得发苦的腌箩卜。没有油、没有肉、没有蔬菜、没有糖,不用为胆固醇操心。头两天,我实在无法下咽,就把我那一份送给左右的难友。“不用过多久你就会吃不够的,”难友们预言。他们说对了。关在监房里,闻着我们自己的尿的臊味,天天“交代罪行”,“认罪守法”,我们也用当初人家批斗我们的方式相互展开批斗。除了每天轮流下楼倒尿桶,我们不时到大院里打扫卫生。在那种场合,我一向认为不足为奇的新鲜空气和金色阳光成了无比珍贵的天恩。

暮春五月,有一天我们又出现在阳光明媚的大院里,任务是参与全民动的歼灭麻雀运动。这又是一次由“伟大领袖”亲自部署的伟大群众运动。苍蝇、蚊子、老鼠,外加麻雀,统称为“四害”。领导传达上级文件,麻雀每年损耗千百万吨粮食,为害不下于老鼠,必须像老鼠一样坚决予以歼灭。因此,全国人民总动员,在同一天从早到晚,向麻雀发动总攻击。我们一干人犯也有幸参与这一盛举。我们的武器是各人自己的洗脸盆,有搪瓷的,有铝制的,各人用一根木棒在盆底上敲个不停,参加全国五花八门的打击乐器大合奏。中华大地上空杀气腾腾的噪音,吓得一只只的小麻雀不停地东飞西窜,直到累死坠落地面。罪恶的小鸟怎禁得起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随后几天,北京几家官报都欢庆歼灭麻雀运动的伟大胜利,而且报道了北京人爱吃的“铁雀儿”货源如何充裕,物美价廉。我没尝到一口铁雀儿的滋味,我的胜利果实只是我在脸盆底上敲出的一个大洞。我不得不请求批准给怡楷写一张明信片,请她另送一个盆来。
几天以后,星期天下午,我被叫到我第一天来被“交货”的那间屋子。同一个面色灰黄的狱卒指着他面前桌子上一个脸盆,还有一条草席等几样用品,对我说:“你老婆给你送来的东西。”我焦急地问他:“她人呢?”他冷笑道:“你应当放明白一些。在这个地方你没有权利见客。那天天气很热,怡楷已近临产,在烈日之下从几十里外挤几趟公车来探监,却不得一见。我感到十分无奈,只能责备自己:“你应当放明白一些。”
据多年后的报道,消灭麻雀促成了其后两年的粮食大歉收,因为一旦天敌消灭,粮食作物的害虫就在免费供应的共产主义大食堂大摇大摆地吃起大锅饭来了。
6月5日晚饭后,我正在翻看《杜甫诗选》,忽然接到妻子从海淀区医院寄来的明信片,恭喜我于三日凌晨得了一个美丽的女儿,并要我给孩子取个名字。恰巧我刚读过老杜赞孔明的名句:“万古云霄一羽毛”,我这个做父亲的身系罗网,连女儿出世都不得一见,好歹托诗圣的福给她取名“一毛”,祝愿我家生于忧患的女儿有朝一日翱翔云霄!

在我给怡楷寄出我给女儿的祝福后的第二天,全部监禁在教养所的人员聚集在大院儿里听动员报告,人数之多出乎我的意料。(我不禁想起爱略特的一行诗,“我没想到死亡毁了这么多人”。)做报告的人是兴凯湖国营农场的一名领导干部。农场位于黑龙江省小兴凯湖上,毗邻西伯利亚,新近由北京市公安局开发,用来安置成千上万的劳改和劳教分子。这位报告人声称,建立农场的目的是“通过强迫劳动改造犯罪分子,把他们从剥削阶级分子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人。”那个地区统称北大荒,一年中有一半时间冰天雪地,人烟稀少。但是,他鼓舞人心地说“那儿有肥沃的处女地,等你们去开发。你们的任务就是把北大荒建设成社会主义的北大仓。那儿吃的东西有的是。玉米、小米、大米、小麦,应有尽有。兴凯湖里有的是吃不完的鱼。我是专程来接你们的。”
在忍饥挨饿关押了两个月之后,人人都向往吃饱肚皮在阳光下劳动的生活,尽管心里明白无非是远离亲人到荒原上去从事奴隶劳动。可怕的流放竟然能变成求之不得的好事,我再一次不得不佩服共产党运用辩证术的奥妙。
6月11日深夜,我们从教养所押解出来,登上停在路边的一溜公车。一眼看不到头的车队,缓缓地通过行人绝迹的街道,沿途都有荷枪的士兵站岗。我无言地告别了这座历史悠久的、绝对专制权力的中心,我是在不到七年前满怀憧憬来到这里的。到达前门火车站后,我们登上“专列”。一连三天三夜,这个特殊的“专列”,满载八百名劳教分子,在武装人员押解下,驶往滨湖的密山小城。我们过境休息时,小城宣布戒严。几只大木船把我们运到目的地——小兴凯湖上沼泽遍布的劳改农场。

Please share: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