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宁坤《一滴泪》连载|2.游子还乡&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第一章游子还乡,1951-52

1943年10月,在昆明度过二十三岁的生日后不久,我搭乘美国空军运输机,前往印度。下旬,在孟买登上美国陆军运输舰“乔治•华盛顿”号,取道好望角,前往美国。一艘运兵船,没有武装,没有军舰护航,冒着随时会被德国潜艇击沉的风险,在海上航行四十二天之后,终于驶入纽约港。我从甲板上第一次看到自由女神像。纷纷扬扬的大雪中,自由之神岿然高耸入云,俨然是亨利•帕特里克的呐喊“不自由,毋宁死!”的化身。十年前,国难当头,我在扬州中学的英文课上第一次听到这个激动人心的呼号,不禁热血沸腾。在当前人类反抗法西斯的伟大斗争中,我又听到罗斯福总统激励世界人民为争取“四大自由”而奋战。早在珍珠港事变之前,我就中断了在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的学习,志愿为飞虎队担任译员,现在又飘洋过海为一批来美受训的中国空军飞行人员担任译员。我很高兴自己能在这场伟大斗争中略尽棉薄,可再也没料到争取“四大自由”的斗争竟然会决定我今后的生活历程。
这批飞行人员结业不久,战争就结束了。我辍学至今已四年,渴望重返大学继续攻读英美文学。1946年9月秋季学期开学时,我成为美国印第安纳州小小的曼彻斯特学院唯一的外国学生。学校的生活几乎是清教徒式的,与军营生活大不相同,令我耳目一新;而《圣经》和莎士比亚则使我对人类的崇高理想感到无限向往。言简意赅的校训,“信仰、学识、服务”,则成为我追求知识为祖国服务的指南。两年后,我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当时已有数十名中国研究生在那里深造。校园里浓厚的学术气氛使我陶醉,而芝加哥学派文学理论又为我提供了文学研究的金钥匙。前后不到三年,我眼看就快从这所著名的学府获得博士学位了。1950年秋天,我已开始写博士论文,《托•斯艾略特的文艺批评传统》。我的指导老师是杰出的罗斯•克莱恩教授。我在哥特式图书馆的书库里埋头苦读,梦想着攀登学术高峰。
但是,早在我寒窗苦读之前,便传来国共内战烽火复燃的消息,使我的心境难以平静。灾难深重的祖国大地上正在进行一场殊死的大决战。两年来,国内亲友不断来信,对新中国的新生事物赞不绝口。和大多数中国同学一样,我是在国难和内战的阴影下成长的,渴望出现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现在,一个新时代、一个崭新的社会,似乎随着一个新政权的建立已经来到了。虽然我对国共斗争知之甚少,对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更是一窍不通,我却从来没怀疑过我迟早要回国,用我的专长为一个新中国服务。不过,我还有博士论文要写,大可不必着急。
哪里想到,1951年新年,忽然收到素昧平生的北京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急电,请我去接替一位由于朝鲜战事而回国的美籍教授。事情来得太突然了,在随后的几天里,我翻来复去考虑其中得失,也和朋友们商量。有人祝贺我在新中国首都一所著名教会大学获得教职,前程似锦;我放弃在一个最富裕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事业,回去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服务,一定会受到对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也有人怀疑新政权是否会因为我曾在国民党政府空军工作过而找我麻烦。我认为那不合乎情理,因为我是在国共联合抗日时期志愿参加抗战的,其实我心里也没把握。可是,一别七、八年,我对故土的怀念与日俱增。那倒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特别的个人牵挂才要回去。我的双亲早已过世,我没有结婚也没订婚,在同胞手足中也只有一个妹妹住在上海。我也没有幸福的童年生活的回忆可去追寻。先母饱受封建婚姻的折磨,先是神经失常,后来在我八岁那年自缢身亡。先父两耳板聋,从来没亲近过我。后来,当我远在昆明上联大一年级时,他在家乡死在日寇手里。可是,我总感到有一根割不断的纽带将我和古老的祖国连接在一起,虽然那是一个用贫困、悲哀、孤独、屈辱、动荡和战乱充塞我的青少年时代的祖国。投身于一个崭新的世界,去过一种富有意义的生活,这个?惑力远胜过博士学位和在异国做学问的吸引力。
于是,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回国任教。热情洋溢的欢迎信不仅来自燕京大学,而且来自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在上海的妹妹更是欣喜不已。在台湾的哥哥和在香港的姐姐却把共产党比作“洪水猛兽”,但他们的迫切告诫并不能阻止我成行。在西南联大就读的两年里,我受到“进步”教授和左派同学亲共思想的影响。事实上,我已成为“进步的”学生文艺团体“冬青文艺社”的积极分子,从而开始阅读高尔基的小说和共产党的秘密传单。眼下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美共出版的《群众与主流》杂志,在书店里到处搜罗“进步”书刊。我的行李主要是几个装满了左派书刊的铁皮箱和纸板箱。
我订好了六月中旬的船票。哪知道,曾在国际公寓同房间的美国同学比尔•伯顿和安•赖特订在6月29日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举行婚礼,非要我当伴郎不可,我只得推迟起程了。婚礼过后,我独自游览了大峡谷,然后前往旧金山,在伯顿的一位朋友家作客。伯顿夫妇和芝大同学李政道博士一起来帮我整顿行装,政道还用端正的大字在我的行李上写上姓名地址。
1951年7月18日早晨,阳光灿烂,我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伯顿夫妇和政道前来话别。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
八月中旬,从广州乘火车经上海抵达北京,西语系主任赵萝蕤博士亲自来前门火车站接我。她是英语界的前辈,两年多以前从芝大学成回国,回母校任教。朝鲜战事爆发后,燕大美籍教授纷纷回国,她出任系主任。由于师资不足,她除了在国内延聘了俞大絪和胡稼胎两位前辈外,又不远万里约我来共事。别后不过两年多,我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著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皱皱巴巴,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苍老多了。萝蕤为我雇了一辆古色古香的马车,车顶上堆放着我的七、八件行李,驶往青年会搭乘校车。
这是我初次来到北京,从车窗看出去,满目绛色的宫墙,阳光下金光闪闪的琉璃瓦,身穿草绿色制服的军人熙来攘往,我感到仿佛闯入了这座既是古城又是新都的陌生世界,而不是回到久别的故国。上了年纪的校车,一路颠颠簸簸,足足走了个把小时,终于到达西北郊的燕大校园。燕园门口有两头石狮子守卫,两扇朱红色大门敞开着,一眼望去只见园内树木成荫,掩映着一幢幢宫殿式的楼房,引人入胜,而我即将在这座洞天学府里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
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便先在萝蕤家作客。萝蕤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博士的女儿,从小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不但能诗能文,而且弹一手好钢琴。燕大西语系毕业后不久,她就将当时以晦涩闻名的艾略特长诗《荒原》译成中文。在芝大攻读博士学位时,她研究的专题是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任教。他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陈先生不过四十多岁年纪,但又瘦又黑,经常皱着眉头,走起路来弓着背,仿佛背负着什么无形的重载,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了。有一天,从广播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先生一听就火了:”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
后来,他们搬到燕东园一座两层的西式小楼上层,楼下住的是另一位英语副教授吴兴华,也是个单身汉。兴华比我还小一岁,身材瘦长,面有病容,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终日手不释卷。见面后不久,他就把过去发表的几首新诗拿给我看,和几十年来流传的中国新诗大不一样,真是相逢恨晚。兴华从不自我标榜。秋末,老友周煦良教授从上海来北京开会,便道探亲访友,我才听他说起当年他在上海主编一个文学刊物,最先发表了兴华的诗作。当时诗人年方二八,而主编在编者按里却说,这是中国新诗的转折点。后来他又发表了不少新作,我又找到一些读过,可惜“解放”后他就决定不写诗了。兴华为家传的肺结核所苦,在本校毕业后错过了到美国深造的机会,而他在英美语言文学方面的造诣却是有口皆碑的。他还精通意大利文,当时已开始用诗体翻译但丁的《神曲》。
我们的客厅里有个壁炉,初冬寒夜,我俩常在炉火前席地而坐,喝杯咖啡,或呷杯本地产的“莲花白”酒。不论他背几首古诗,或读几首他的旧作,无不让我感到满心的喜悦。周末,陆校长有时来串门儿,聊聊天,打打桥牌。陆先生是芝大三十年代的心理学博士,对语言学又很有研究,国学方面也有极深的造诣。他们两位都是桥牌高手,谈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横生。怎料到,这样的日子不久就一去不复返了。
我利用上课前的几天时间忙里偷闲赶到市内去看望一些西南联大的老同学和老师。当年朝夕过从、谈诗论文的几个同学竟都在市内工作,赵全章在北大外语系任教、诗人杜运燮在新华社搞英文翻译、散文家汪曾祺在北京市文联编《说说唱唱》,久别重逢自然不亦乐乎。他们显然心情舒畅,意气风发,让我感到欣慰。在老师中,我最惦念的是沈从文先生。我虽然没上过他的课,但从和他的交往中得到难忘的教益。一到北京就听到他遭逢不幸的传说,我怀着不安的心情摸到中老胡同三十二号去看望沈公和师母。他们住的几间小平房,和当年昆明文林街上的陋室相仿佛,不过当年的陋室四季如春,而这“长安居”虽在盛夏却萧瑟如三秋。先生和师母依然谈笑自若,问长问短,言谈之中,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怨艾。我从未忘过他那独特的声音,如今时隔十年,重新面对着他的童颜,倾听他那平静如流水行云的声音,听他含笑说到“门可罗雀”,真感到“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一位门生故旧遍天下的大师,难道在新中国从此就只能这样尘封土埋了吗?

到校后不到两周,我就上课了。萝蕤安排我教“英国文学史”和“高级作文”,都是四年级的课。我从未教过书,只有十来天备课,而且没有课本可用。萝蕤鼓励我试用马列主义观点讲授英国文学史,而我对“马列”一窍不通。我带回的几百本书中,有《资本论》的英译本,有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科德威尔研究英国文学史的理论著作《幻觉与现实》,还有美国“进步”作家法斯特抨击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文《文学与现实》。我只得临时抱佛脚,每天在手提式打字机上写讲稿,用生吞活剥的“阶级斗争”之类的新概念、新名词装扮英国文学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驴头不对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几个男女学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于搞“进步”政治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正午的黑暗》和《1984》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带回来的美国小说。那些“思想进步”的积极分子也找上门来,问我的个人经历,问我对新中国的印象。尽管萝蕤和兴华都提醒过我,跟学生谈话要小心,我还是无拘无束地和他们交往,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因为我还没学会讲假话,也没料到实话实说会有什么后患。
我对新环境的印象有好的,也有不怎么好的。八年前我去国时,全国战祸连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如今,人民显然安居乐业。外国租界都收回了,乞丐、妓女、大烟鬼都改造好了。土改运动解放了农民,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构。(当时我还不知道成千上万的地主惨遭杀害。)无数志士仁人为之前赴后继的自由民主的中国仿佛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另一方面,人人都要穿灰布的毛装,喊同样的口号,重复同样的套话,绝对服从组织,这和自由民主有什么相似之处呢?我开始感到惶惑不安了。
我回国不到六个星期,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给北京和天津各高等院校的三千名教师做报告。风度翩翩的总理滔滔不绝讲了七个小时,号召全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带头进行思想改造。他说,在座的的知识分子过去是为旧社会服务的,脑子里充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现在无产阶级是新社会的领导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学习批判错误的旧思想,“建立工人阶级的正确立场、观点、方法”,才能为人民服务。总理告诫大家,思想改造是一个艰巨的、甚至痛苦的过程,但却是势在必行的。我听了一个小时之后,思想就不断开小差,笔记也没认真记。散会出来,天色已晚,我疼痛的脑袋想起两三个月前李政道在分手前笑着说的“洗脑袋”的前景,难道前景这么快就要成为现实吗?也许不会吧,我还心存侥幸。
“十一”国庆前,全校师生每天下午集中在体育场排练编队游行,准备参加全市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大会,接受毛主席检阅。地理系侯教授精神抖擞,嗓音嘹亮,指挥若定。因为我们将有幸接受毛主席亲自从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我们一遍又一遍齐声练习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我很反感,但是老教授们的榜样给我上了一课。“十一”大庆正日,我们凌晨起床,到体育场按规定的队形排好。然后,八人一排,“雄赳赳、气昂昂”,列队徒步几十里向市中心进发,等待在规定时刻进入天安门广场。我的两条腿和两只脚都酸痛不堪,真不知道那些老教授怎么吃得消。入场之后,满眼兴奋若狂的人群,满耳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事隔多年,我才充分体会到天安门前这个狂热的群众大会的景象和这两条震耳欲聋的口号的全部意义。谢天谢地,这是我唯一一次参加这种游行。
“十一”一过,思想改造就开始成为教师的中心任务。我们先分成小组学习周总理的报告,又听其它领导人做报告,然后开始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法宝”检讨各自过去的所作所为和资产阶级思想。我所在的小组有两位大名鼎鼎的“进步教授”,听了他们热烈拥护“思想改造”的高论,我只有自认落后。
时隔不久,全国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书生气十足的教授们,大多以为学校是清水衙门,教书匠两袖清风,这个运动和我们挂不上钩。哪知道,掌握“辩证法”的共产党却认为这三种罪行的思想根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而旧大学又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温床和堡垒,因此我们不但不能置身事外,而且要大张旗鼓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在“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堡垒”的燕京大学,“三反”就变成了要大反特反“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的罪行”。于是,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们当上了“文化侵略的工具”。十二月,中共北京市委派一个“工作组”进驻燕园,领导运动。校长靠边站,全校停课搞运动。
千把人的学生队伍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追查美帝以及学校领导人和教授们在燕京犯下的罪行。校长办公室被查抄,全部档案被搬到图书馆大阅览室,乱七八糟堆放在一张张大阅览桌上,听任积极分子搜集文化侵略、甚至特务活动的罪证。忙乱了几天,一无所获。终于有一名积极分子发现一位美国教授试用一种新方法进行英语教学的报告,其中提到实验对象时他用的是“guineapigs”(豚鼠),如获至宝。美帝国主义分子竟敢拿中国学生当实验品,还辱骂中国学生“pigs(猪)”!文化侵略,铁证如山!于是,又拿到全校大会上大张挞伐。我如坠五里雾中,更感到落后了。萝蕤经常出席各种会议,在工作组和积极分子“帮助”下,检讨西语系的问题。兴华在积极分子带动下,在运动中活跃起来,“进步很快”。我四顾苍茫,仿佛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漂流的一叶孤舟。
在一片“反美”的歇斯底里声中,陆志韦校长在一次又一次的小型、中型、大型会议上检讨交代,接受全校师生揭发批判,罪名是“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恶政策”,本人也就是“美帝国主义分子”。我对这一套逐渐麻木不仁了,可是在最后一次全校批判大会上,吴兴华也登台作了“大义凛然”的发言,却使我感到震动。兴华是陆校长最为器重的学贯中西的典范,又是他谈天说地、玩桥牌的忘年之交,这是燕园里的一段佳话。怎么也没料到,这位温文尔雅、有知遇之恩的大才子竟然一反常态,在全校师生面前,满口批判八股,不仅痛诉自己如何长期为陆某学者面貌所欺骗,而且讥刺老人家在玩桥牌时好胜的童心。我羞愧得抬不起头来。更加令我震动的是陆校长唯一的爱女随后也慷慨激昂作了“大义灭亲”的发言。曾几何时,享誉海内外的陆志韦校长成了“众叛亲离的美帝国主义分子”!不过,事情也有出乎某些人意料之外的。陆家有一名多年相处、年近六旬的女佣,工作组也不放过,三番五次“动员教育”她站出来,控诉陆家对她的“残酷剥削”。老人家被逼急了,在厨房操起一把菜刀来就抹脖子,差点儿闹出人命来。有人说,这也算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吧。
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也是重点批判对象。他的一大罪名是,他在不久以前当选为世界基督教理事会六主席之一,足以证明他和国际宗教界反动势力相勾结。另一大罪名是,五年前他和艾森豪威尔同台接受普林斯顿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批判者振振有词地问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谁不知道艾森豪威尔是一名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战争贩子,那么和他沆瀣一气的赵紫宸难道不是名副其实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吗?”另一位重点批判对象是哲学系系主任张东蓀教授。他的主要罪名是在政治上为美帝效劳,尽管由于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斡旋有功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这三位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当年都冒险公开支持过共产党,曾几何时又都打入了另册,无异于阶下囚。谁会料到,“三反运动”竟开始敲响了燕京末日的丧钟!

下一轮批判对象是各系的教授。在文学院的一次批判会上,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十位教授和讲师被控组织“十人团”反动小集团。原来他们不时聚餐清谈,三杯下肚不免发发牢骚,讥刺时政。他们必须在会上从实交代,互相检举。有中文系学生揭发,其中一位讲师出过一个作文题目:《从人到猿,从猿到?》。这个学生愤怒地质问他是何居心。这位讲师吓得面无人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头求饶。主持会议的党员又指责他斯文扫地,不配为人师表。历史系著名的聂教授“态度恶劣,对抗运动”,立即“隔离反省,交代问题”。后来我在校园里碰见过他的家属,手里提着饭盒去禁闭室给他送饭。“十人团”两名重要成员、历史系主任齐教授和政治系女系主任陈教授,当时在南方参加土改,奉召火速返校,交代问题。两位教授风尘仆仆赶回燕园,经工作组“启发”之后,便在文学院师生大会上沉痛检讨,声泪俱下。
凡此种种都使我这个新近还乡的游子感到无所适从。我意识到我落后于这个新时代。但是我毕竟还年青,我的教学生涯刚刚起步,我不甘心自暴自弃。我也愿意学习新事物,可又感到不得其门而入。我任课的英语四年级班上,三名女生积极分子找上门来“帮助”我,给我“送礼”。这些“礼物”原来是我平日跟一些学生闲谈时讲过的三言两语,现在送来帮助我检查思想。比如,有一天,有一个女生问我,中国的报纸和美国的有什么不同,她当时正在由我指导写毕业论文,题目是分析亨利•詹姆斯的小说《鸽翼》。我说我觉得《人民日报》和美国的报纸大不一样,“十一”前一连几天,头版看不到大标题新闻,半个版面都是庆祝口号,诸如“中国共产党万岁!”之类的老一套,这也能算新闻吗?三位送礼的客人还算客气地问我,这种言论是否表明我不仅敌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而且意图腐蚀天真幼稚的学生?我一惊,一时说不上话来,主要倒不是因为她们小题大作,而是没料到我这张没遮拦的嘴巴的闲谈竟也被记录在案!
这时候,我已把继母从扬州接来,搬进燕东园四十一号的两层小楼。我们住楼上,机械系的张福范教授夫妇带着两个孩子住在楼下,男孩四岁,女孩两岁,可爱极了。他也是一年前才从美国史坦福大学学成归国的。起初他对我有戒心,直到有一天他发现我俩原来是“难兄难弟”,才带着孩子上楼来,在我家徒四壁的“客厅”里说笑。他富有幽默感,讲话有风趣,爱和学生开玩笑。运动当中,有学生认为他的一些幽默笑话有政治问题,他为自己辩护说:“可是邱吉尔也有强烈的幽默感啊。”这一下可糟了。学生积极分子认为他崇拜大战犯邱吉尔,犯了严重政治性错误,要他专门做一次检讨,接受批判。张教授无可奈何地对我长叹一声:“这些人没有一丝一毫幽默感,你拿他们怎么办?”接着又说:“我要能闭上嘴巴就好啦!不过宪法是否保证沉默的自由呢?”
西语系以“资产阶级思想”泛滥闻名,系主任赵萝蕤教授带头在全体大会上当着一百多名师生做检讨。她首先检讨自己如何毕生醉心文学,不问政治。继而批评自己,在西语系教学工作中,也是重学术,轻政治,在全系师生中造成不良影响。再按照当时流行的公式,挖出家庭影响、西方教育、资产阶级思想等三大根源,最后表示决心改造思想。俞大授着重检讨自己“解放”前追随国民党大员、胞兄俞大维,而疏远了自己“追求进步”的丈夫、曾昭伦教授,如今痛定思痛,泣不成声。胡稼胎教授着重检讨自己醉心佛典,思想落后。兴华检讨自己自十六岁考上燕大、踏进燕园以来,一直埋头做学问,不问政治,自命清高,实际上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幸而通过这场运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觉今是而昨非”。积极分子纷纷发言,赞扬他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是“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
我虽然想不出自己在回国后短短几个月中犯过什么错误,眼看着一个个我平日敬重的前辈们的榜样,也知道在劫难逃。轮到我上场那天,我也如法炮制,把自己痛骂了一番,无非是家庭出身不好、长期在美国受资产阶级教育、迷恋西方文学等等,满以为可以过关。不料我的话音刚落,一个英语二年级姓李的男生跳了起来,一开口就给我当头一棒,骂我的检讨“肤皮潦草,谈远不谈近”,声势汹汹,如临大敌。接着,他一手举起一本小书,一手指着书的封皮,义正词严地质问我:“你从美帝带回这种下流坏书,腐蚀新中国青年,平日谈话中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居心何在?”我吓坏了,伸头仔细一看,书皮上画着一只手,指甲涂得腥红,手里举着一杯香槟。原来是一本破旧的普及本The Great Gatsby(《了不起的盖茨比》),是我班上一个男生借去的。我倒抽了一口凉气,心里想:“我承认我思想落后,但是要我把菲茨杰拉德的杰作扔进垃圾堆,那还办不到哩。”我的检讨自然没通过,又做了一次才勉强过关。
思想改造的下一阶段是“忠诚老实运动”。全校教职员人人都要写一份自传,交代从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经历,重点是交代本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和各方面与美国的关系。工作组宣布,党的政策是“自觉自愿,不追不逼”,有问题就讲清楚,打消顾虑。我在学习会上表态时说我毫无顾虑,平生事无不可以告人言,这次万里来归为新中国工作,足以证明我的心迹。可是,我照样得先在三人小组会上交代历史,接受盘问,再到文学院教授会上交代,接受大家的启发帮助,最后写出一份自传。我自以为写得既忠实又详尽,无可挑剔。谁料到,自传交上去没几天,人称“燕京摄政王”的历史系翦伯赞教授约我到他府上谈话。他也住在燕东园,别的教授这时都是两家合住一座小楼,他却是独占一座,而且因为他藏书丰富,学校正在为他扩建。我走进他的书房,果然四壁书架上摆满了线装书,足见主人学识渊博。翦教授坐在一张红木大书桌后面,招呼我在书桌前一张椅子上坐下。
他一开口就是居高临下的口吻:“找你来有点公事,党组织委托我找你谈一谈你的自传。你交代了本人历史的轮廓,看你年纪不大,生活经历可不简单。我们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要补充还来得及,特别是重大的遗漏。这是对你利害攸关的,我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他点了一枝香烟,对我喷云吐雾。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个同仁竟然如此无礼,而且公然威胁,一下就把我惹毛了。我憋着气简慢地回答:“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别着急嘛,别感情用事。我们每人都有一部历史,不管你是否愿意正视它。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相信正视事实,放下包袱,向党交代一切问题。你一定可以回忆你成人后的重大经历,特别是最近发生的事。比如说,你从美国回来,这本身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到底为什么回国,又是怎样回来的呢?还有真正的动机呢?”
“我已经在自传里讲得一清二楚。”
“你是谈了一些。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拿回去再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重大的遗漏需要补充。我对自己的历史著作就不断进行补充。”
“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悉听尊便。你可以补充,也可以不补充,我已经说过,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还来得及,嗯,…..”
“坦白?我没什么好坦白的。我回国不是来搞什么“坦白交代”的。翦教授,我失陪了。”
冬去春来,学校终于复课。可是文科的教学计划改动了不少,课程有增有减,教师试用马列主义观点自编自写教材。我教的英国文学史停开,因为“无用”,改开一门“美国进步小说”选修课,用的教材是我带回的德莱塞和法斯特的小说,选课的学生也寥寥无几。兴华从五月起就调去“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担任翻译工作,他教的三年级阅读课也由我兼任。毕业班学生关心的是为期不远的毕业分配,班上有不少同学论文还没写就提前调到外交部等外事部门工作,教师自然也心不在焉。
教师们一面忙于思想改造,一面忙于向“老大哥”学习,研究教学改革。教育部发下一套苏联某师范学院的英美文学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小册子,萝蕤带领我们学习,没完没了地讨论如何虚心借镜。不久,上级宣布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停办。燕京和辅仁按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员听候统一分配。于是,萝蕤又带领我们学习院系调整方案,最后人人表态,服从分配。这时候已是暑假,上级又决定把五所大学的全体教师送到青岛去休假一周,既可放松一下绷得太紧的神经,又可避免分配工作受到干扰。这是我初次踏上这片避暑胜地,虽然不会游泳,倒也能把几个月来的记忆暂付海涛。
从青岛回来不久,萝蕤来访,向我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我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我被放逐了,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话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我明白她的心情。当初是她让我放弃芝大的博士学位和学术前程,万里来归,而现在却只能让我任人摆布,无可奈河,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负疚?当初,她满怀信心,要壮大燕京的英语教授阵容,如今她以稀有的才华着手构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风暴雨中化为灰烬,美好的梦想成为镜花水月,她怎能不伤心欲绝?几个月来,她憔悴了许多。尽管他平日总是镇静自若,从容不迫,但不难想象她在工作组的政治压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因为既是赵紫宸的爱女,又是陆志韦的乾女儿,她又何从“划清界限”?长年徜佯于詹姆斯小说中那些女主角的崇高精神世界,她那詹姆斯式的细腻感情与良知,怎禁得起如许粗暴的冲击?同时,陈梦家先生在清华大学也遭受猛烈批判,现在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了。此时此刻,我决不能和这位敬爱的大姐“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而只能强作镇静,好言宽慰,让她不要为我操心,反正我是四海为家的。
论功行赏,陆校长的爱女荣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吴兴华荣任新北大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他是一年前刚提升副教授的,年方三十一岁,现在就要领导数十位英语教师,其中包括朱光潜、赵萝蕤、杨周翰、李赋宁等名教授,也算得上少年得志了。翦伯赞教授荣任历史系主任,执历史界的牛耳。另一方面,陆志韦则贬到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文字改革小组,赵紫宸贬到市内燕京神学院。张东蓀未分配工作,继续接受审查。三人统统迁出燕园。
我本打算暑假好好休整一下,然后去南开报到。不料又奉命继吴兴华之后参加“亚太和大”翻译工作,北京英语界前辈朱光潜、钱钟书、卞之琳、吴景荣、萧乾等人已先我而至,翻译大师杨宪益和英籍夫人戴乃迭也从南京调来,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和平攻势”效劳。直到十一月,我才离开燕园,一辆卡车连人带行李把我和老母送到前门火车站。距萝蕤到车站接我不过一年多,燕京大学已经换了人间,“新北大”当上了风光旖旎的燕园的主人。

第二章暗藏的反革命分子,1953-1955

1951年11月初,我和母亲分乘两部三轮车,穿过这座工商业大城市肮脏杂乱的街道,前往坐落在南郊的南开大学。离开燕园前,负责人事调动的干部告诉我南开会为我安排上好的住房。报到之后,我被分配到位于毗邻的天津大学校园内一溜新盖的平房,两间小屋,水泥地面,门牌是“南临八号”。我和母亲各占一间,我的卧室兼作书房、客厅,她的卧室兼作餐厅。当天老人家就在新买的小煤球炉上做起饭来了。
我被分配教三门课:英国文学史、美国文学选读、中译英。教材供应成问题。我到图书馆尘封的书库里寻寻觅觅,找到十几本老掉了牙的美国出版的英国文学史导论,勉强可供英四学生人手一册。至于英三的选读课,学生有二十多人,我只得先用美国“进步作家”法斯特的小说《自由之路》,因为图书馆恰好有几十本苏联翻印的书。英四的翻译课作业,我只得用从当前报刊上选来的文章。我的工作量最大,但我并无怨言,因为我是唯一年纪在四十岁以下的教授。虽然不如意的事很多,我却十分乐于满足青年学生求知的渴望,因为我也曾和他们一样如饥似渴地追求知识和真理。在文学史课上,我丢掉了一年前从考德威尔那里剽窃来的马克思主义装潢,集中讲授英国文学从乔叟和莎士比亚到狄更斯和萨克利的人文主义传统,标榜密尔顿和拜伦作为普罗米修斯式的为争取自由献身的战士。看到有些学生受到我的热情感染,我常感到欣慰。在讲授《自由之路》时,我应用亚里斯多德学派的结构分析法,论证这本小说是一部宣传品,而不是艺术作品,但并不对它作出价值判断。可是,我引述了鲁迅的名言:所有文学都是宣传,但并非所有宣传都是艺术,从而间接地对当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钦定的以政治思想正确与否决定文艺作品的优?的教条提出质疑。我私心希望,我的分析方法可以教给学生至少一种客观地研读文学作品的途径,引导他们进行独立思考。哪知道我已经进入新中国文艺理论的禁区了。
除了要面对无形又无所不在的政治上的压制日常生活也是枯燥无味的。物质条件差,我倒不太计较,苦的是缺少人情的温暖、性灵的交流。一群中老年同事,人人谨小慎微,唯唯诺诺,紧紧地抱成一团,在他们中间我感到格格不入。他们每人教一门已经教过多年的课,悠哉游哉。高教授,耳聋,面容枯槁,一有机会就要大唱党的赞歌,因为他根本不上课,而伟大的党却准许他保留“铁饭碗”。他们恪守古老的明训:明哲保身。而我既不“明哲”,又不知如何“保身”。
英语教授中唯一在国外学习过的是司徒小姐,五十多岁了,还是单身。她出生在美国,父母是广东移民,国内也没什么亲人。三十多年前,大学一毕业,她就怀着满腔热情,飘洋过海,来为“祖国”效力了。尽管在中国生活了那么多年,她讲的汉语还是远不如她的英语。她的宿舍是一栋小小的平房,一室一厅,门口有一堵半塌的围墙,仿佛把她和周围的同胞隔开。她喝咖啡,弹钢琴,爱上市内唯一的西餐馆,对表面客气的同事们的非议懵然不觉。每逢上午一连上两三节课后,我就到她家去喝杯咖啡。一架竖钢琴,像主人一样久经风霜,占了小半间屋子。有时候,应我的请求,她会为我弹一两支诸如萧邦的《序曲》之类熟悉的乐曲。我们俩用英语交谈,谈各自的生活经历、谈文学、谈音乐、谈那些跟她特别亲近的学生。可是我们从来不谈政治,因为司徒教授奇迹般地和周围发生的政治事件绝缘,她也不看报纸。虽然我和她都同样被目为“异己”,她的处境可比我强,因为她超然置身事外,而我还无法超脱。
第二年,情况有所好转。当年我在芝加哥大学英文系的同学、诗人查良铮,和夫人周与良、芝大植物学博士,回到天津。在我的怂恿下,他们夫妇都接受了南开的聘请,分别到外语系和生物系任教。同时,李天生、我在燕京教过的一个男生,也经我推荐被调来任英语助教。他们一来,我的孤独生活有了缓解。我们住的宿舍靠得很近,随时可以互相串门儿聊天。为了调剂单调的生活,周末往往相聚小饮,放言无忌。良铮常领我们一道骑自行车去逛旧城的南市,欣赏与当前政治宣传无关的民间艺人表演,那是他当年上南开中学时的旧游之地。
良铮在大学时代就以写新诗闻名,回国后却停止创作。教学之余,他集中精力从事文学翻译。他的专业是英语,但也精通俄罗斯语言文学。为了介绍苏联的“先进”文艺理论,他首先赶译了一部苏联出版的《文学概论》,出版之后立即风行全国,成为大学文艺理论课的基本教材。然后,一本接一本翻译普希金的诗作。
我自己翻译的第一本书是我从芝加哥带回来的《莎士比亚在苏联舞台上》,作者是一位苏联的莎士比亚专家。莎剧演出在苏联如此风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接着,我翻译了巴金推荐的《白求恩大夫的故事》,作者是两位加拿大人。这位国际友人舍身忘死、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献身的精神令我感动不已,也鼓舞我继续为新中国效力。
生活中最头痛的事是硬性规定的政治学习,每周两三个下午。规定的学习材料包括毛主席著作、党报社论、党中央文件等等。每次开小组会,首先洗耳恭听一名积极分子朗读文件,仿佛我们都是目不识丁的大兵。接着进行讨论,人人都得发言,暴露思想,联系实际,说明学习文件如何帮助自己认识错误,提高觉悟。沉默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沉默就被认为抵制思想改造。不久我就发现,你永远是错的,党永远是正确的,提高政治觉悟是永无止境的。大家发言都小心翼翼,听上去都很真挚。小组长认真记录,散会后向负责政治学习的党员干部汇报。
除此之外,晚上全校教师还得上“马列主义夜大学”。一位年轻的男教师每周两次从北京来,朗读他在新建的人民大学听苏联专家讲授马列主义的笔记,一字一句,照本宣科。我们得做笔记,因为期终还有考试。大多数人忙于记笔记,也有些人显得无聊,不停地抽烟,或是干脆打磕睡。我从不记笔记,烟又薰得我无法入睡。有一次,我随便对年长的同事们说:“这简直是对教授先生们智能的侮辱!装模作样记笔记还不如打磕睡。”有人听了一笑了之,有人闷声不响,也有人在背后甚至当面说我思想落后。我越来越公开地对缺少思想言论自由表示不满。只有良铮和天生与我有同感。我发觉有些教师跟我越来越疏远了。他们的冷淡我并不太在乎,让我忧心的是他们在权势面前卑恭屈膝对学生的影响。“初生之犊不畏虎”,我冒冒失失对系领导成员提了意见,不知道老虎是从来不怕初生之犊的。
1954年春的一天下午,我又按时到系里去参加政治学习,以为无非是老一套的听文件,加上轮流发言。我并不晚,可没想到长会议桌两边已坐得满满的。二十来名英、俄语老师全到了,会议室却鸦雀无声。长桌一端,系主任李教授坐在他专用的藤椅上,身后墙上高挂着无所不在的毛主席标准像。李主任身材矮小,头发花白,小眼睛显得比平时更加冷漠。我在长桌另一端唯一的空椅上坐下,恰好和他正对面。我才坐下,他就宣布开会,会议的议程是“帮助巫宁坤同志认识他来外语系任教一年半以来在思想上和其它方面所犯的错误”。受到突然袭击,我成了一头走投无路的“初生牛犊”。若是我有一点牛劲,我或许会挺身而起退出会场,他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实际上我无能为力,只有呆呆地瘫在椅子上接受“帮助”。
杨教授带头“帮助”我。他是英语教研室主任,五十来岁,瘦削的面孔,光秃秃的脑袋。他平常说话斯文,颇有长者风度。此刻却一反常态,一开口就大喊大叫:“巫宁坤先生是以爱国知识分子闻名的,因为他不到三年前从美国回来。但是,他的言论和行动证明他名不副实。所有爱国知识分子无不热切希望进行思想改造,而他却说思想改造是‘洗脑,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是美帝国主义捏造的反动谰言。他认为政治学习是‘对教授们智能的侮辱。他讥笑集体朗读《人民日报》社论和其它党的文件只适用于目不识丁的大兵。他讽刺教师马列主义夜大学是一场‘闹剧他夸口说自己从不记笔记,又嘲笑记笔记的同志是‘装模作样。他亲口对我说:‘装模作样不如打瞌睡’。他经常埋怨他所谓的‘缺乏言论自由’。我倒想知道他要什么样的言论自由。高教授由于耳聋不能授课,党却准许他保留教授待遇,他表示对党由衷的感激。党的关怀备至和高教授的感恩戴德使我们大家都深受感动。而巫某却在背后诽谤他是‘一个用灵魂换取铁饭碗的马屁精’。他的政治观点和热爱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大不一样,这不是很明白吗?我不给他戴任何政治帽子。不过他确实影响很坏,不仅在外语系,而且在全校。”
我感到很恼火。这位仁兄,我对他英国文学方面的素养很赞赏在和我交谈中他也经常表示认同我的政治观点,现在却摇身一变,干落井下石的勾当。有人对我说过,他有怨气,因为我失言挑剔过他翻译的文稿,但我做梦也想不到一位堂堂的教授,为了一点琐碎的个人恩怨,竟会下流到不惜以他本人根本不信的共产政治的名义大泄私愤。其它同事接着发言,揭出一些我这没遮拦的嘴巴随便说过的话作为罪证。四十来岁,开始秃顶的李秘书是李、杨二教授的门生,他首先批判我对他的两位恩师有失尊敬,接着愤怒谴责我对斯大林大逆不道。“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阵营敬爱的领袖斯大林同志不幸逝世以后,南开大学全体师生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整队前往苏联总领事馆,哀悼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巨大损失。只有巫宁坤一个人非常勉强地参加了队伍,而且毫无悲痛的表现。”连我在教学方面取得的的成功也被谴责为表现自己、损害同仁。有人说我:“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也有人说我:“个人英雄主义”。只有司徒、良铮、和天生没有参加大合唱。我没有权利为自己辩护。
最后,系主任做总结。他指出,我的思想受到美帝教育的毒害而我又不愿抛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接受思想改造。他希望我虚心接受同志们的善意批评,“悬崖勒马”。我不知道那些批评有多少出于善意,因为以后那些先生们就更加和我疏远了。连司徒教授也不再请我喝咖啡了。我也没去猜测悬崖那边是什么。我对那些先生们落井下石感到气愤,我更气愤的是我本人在与他们交往中那么天真幼稚。良铮和天生非常同情我,也提醒我,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里。

尽管我在南开的生活很不称心,我和学生的交往还是很开心的。下课以后,学生往往三三两两到家里来,谈谈学习中的心得和问题,或者天南地北地聊天。在课堂上,我只顾讲课和写黑板,我眼中看到的只是大同小异的男女学生。他们在我小屋子里和我面对面交谈时,我可以从容地察看各人的面貌和特点,和他们交朋友。第一个冬天的一个下午,三年级班上一个名叫李怡楷的女生和两个同班男生来串门儿。男生叫她“假小子”,还说其实她也可以算作一名男生。他们三人都放声笑了。我仿佛第一次见到怡楷:她面如满月,不时发出孩子般爽朗的笑声。莫名其妙地,这次来访在我生活里打开了新的一页。客人一走,我就决意进一步认识这个“假小子”。
那周星期六的晚上,我搭乘公车到市内去,按她留下的住址找到了她家,一座西式的三层小楼。我这个不速之客的光临惊动了全家。怡楷羞得两颊通红,先把我介绍给她母亲,又逐一介绍给她四个哥哥和三姐,大姐早已出嫁,住在附近,二姐在外地工作。全家人显然对这位老师自动来访感到高兴。我们全都给逗笑了,当她的一个小侄子飞奔上楼,一路用最大的嗓门喊着:“老姑的老师来啦!穿着一件好滑稽的长大衣!真叫滑稽啊!”
我的样子确实滑稽,身上穿着那件深蓝色的大衣,那是我在旧金山上船回国前夕从旧货店里买的,可是怡楷和她家里人似乎全不介意。我渐渐成了她家的常客,享受一个与“社会主义大家庭”迥然不同的传统大家庭的温暖。怡楷四岁丧父。他在世时,自己开几家工厂,用来抵制日本的经济侵略。由于过分劳累,患高血压和心脏病,久治不愈,终于在盛年去世。他死后,留下八个未成年的孩子,由遗孀一人抚养。怡楷的寡母茹苦含辛,不但把八个子女拉扯大了,而且还让他们不分男女全都受了良好教育。看着她老人家靠一双小脚,颤巍巍地在家里走来走去,不声不响地忙着干家务活,我不禁对这位没上过学、弱不禁风的老人家的道德勇气肃燃起敬。我幼年丧母,真羡慕怡楷有这样一位母亲用无私忘我的慈爱孕育八个子女。没有高深哲理或宗教信仰的支持,她本能地懂得区分善与恶,对不幸的和受害的人表现出天生的悲悯。在我眼中,她是传统的“贤妻良母”的典范,伟大母爱的化身。
怡楷是八个孩子中最小的,从小在慈母和七个哥哥姐姐的庇荫之下成长。家里不算富有,但衣食住行还不成问题。她知足常乐。她以为日子过得好,不受穷,不恐惧,是理所当然的。像个“假小子”般的活跃,她自行车骑得飞快,是女排的健将,冬天爱溜冰。是她教会我骑车,后来我俩就能一道骑车出游了。我从来不会打排球,也不会溜冰,她好像也不介意。虽然比我小十一岁,她从来没感到两人之间有“代差”。春天一到,我俩就开始约会了。她的品味很简单,她厌恶虚荣和铺张浪费。我俩常骑车上公园,在小湖上划船,或者上小馆子或点心铺吃点东西。她那天生的朴实和天真无邪涤荡了那毒化我心灵的怨愤。和她在一起时,我就觉得南开倒还不是个太坏的所在。
怡楷进入我的生命时,我正在一个险恶的海上漂流,又寂寞又苦闷。她是在十五岁上中学时皈依天主教的。1949年以后,虽然宪法规定有宗教信仰自由,大学生上教堂仍然受到当局的白眼。她继续不声不响地上教堂、望弥撒。她从不宣扬她的信仰,从不和人争论。我深为这个姑娘性格的坚强所感动。不知不觉之间,我好像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这一家人是以深厚而含蓄的爱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她母亲和哥哥姐姐以为怡楷和我会在她大学毕业后结婚。怡楷和我的想法也一样。我俩谈话中从来没提到过什么求婚、订婚,更别提什么戒指和婚礼了。我俩直截了当地决定,学校一放假,第二天,1954年7月8日,就结婚。
由于我不是教友,我俩的婚姻获得天津主教的宽免,但并未举行教会的婚配圣事礼仪。八日一早,我俩骑车先去她喜爱的一座小教堂,怡楷跪着祈祷的时候,我坐在她身后一个座位上。然后去天津西开大教堂,请本堂刘神甫主持宗教仪式。随后在一个家庭食堂与我母亲和新岳母一起吃午饭,就算我俩的“婚宴”。饭后,回到怡楷家接受亲人的祝贺。当天傍晚,乘火车前往青岛度蜜月。我俩从来没为前途如何操过心。到了景色如画的青岛,我俩满心欢乐,喜形于色,引得在下榻的新新饭店和海滨浴场碰见的青年人羡慕。有一次,一个青年男子在街上拦住我俩,满面笑容地说:“我注意到你们俩来来回回,我想你们可能是外地来的,可能是北京。可能是度蜜月吧。”我俩笑了出来。“你怎么知道的?”我问他。他显然很高兴他猜对了。“噢,你们看起来不一样。多潇洒,多有风度,多快乐!”我们三人都笑得很欢。从青岛,我俩又乘火车去上海,又去了与“天堂”媲美的苏州和杭州。匆匆忙忙,浮光掠影,总以为“来日方长,后会有期”哩,谁会想到这样的赏心乐事就一去不复返了。
回到南开,系领导没有一句祝贺新婚的话,却板起阴沉沉的面孔,宣布怡楷在毕业分配期间私自离校,不予分配工作。度蜜月还要请假,我觉得未免太可笑了,但他们再一次让我尝尝他们的厉害。有什么大不了的?怡楷不工作也饿不死。她呆在家里,正好多读一些西方文学作品。这吓不倒我,怡楷也恬静自若。
我们搬进了南开校园内的一栋小平房,两间半小屋子。母亲和我俩各占一间,两室之间的小堂屋放上一张怡楷从家里拉来的大沙发,就权作客厅。半小间就当餐厅兼储藏室。我右边的邻居是西洋史专家雷海宗,当年我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就听过他的课,这次院系调整也是从北京受排挤被调来南开的。雷教授学识渊博,对国际国内大事很有见地,在历史系教师中也落落寡合。
我们靠我微薄的工资过着简朴的生活。母亲帮我们管家,省吃俭用,怡楷好像从来不需要买什么。无班可上,她就勤上教堂,把大部分时间用来阅读西方文学经典著作,有英文的,也有中文译著。她最喜欢雨果的《悲惨世界》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天工作下来,我和她谈论她白天看过的书,乐在其中。我会为她朗诵哈姆雷特那些惊天动地的独白,特别是:“啊,但愿这太太结实的肉体融了,解了,化成了一片露水!但愿永恒的天主并没有规定严禁自杀的戒律!”她也会为我朗诵莪菲丽亚为哈姆雷特精神狂乱发出令人心碎的哀吟。有时我俩轮流读《悲惨世界》的片段。我们买不起收音机,也买不起好照相机,我就用从美国带回来的柯达勃朗尼儿童像机给怡楷拍照。她大姐送给我们一台古老的电唱机,可是我们没有余钱买唱片。于是我把一套从美国带回来的英文版《资本论》卖给市图书馆,得了五十元。我去市内小白楼专卖旧洋货的摊子上,搜罗到一套贝多芬的《田园交响乐》和一套巴哈的《勃兰登堡协奏曲》。这些旧唱片,我们视若珍宝,百听不厌。在一个波涛凶险的大海上,两位大师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美丽和谐的宝岛。我教给他玩金罗美牌戏,她总是赢我。我们没有任何奢望,只想过一个幸福的小家庭生活。

1955年1月,党的文艺界喉舌《文艺报》发表了文艺理论家、老党员胡风写给党中央的十万言书,抗议文艺界领导“插进作家脑袋的五把刀子”: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政治、思想改造、党八股。人们以为文艺界将就此开展一场关于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学术性讨论,纷纷表示欢迎。不料,时隔不久,全国就展开对胡风的批判,从文艺观点反动到政治上反党,从历史到目前,无一是处。毛泽东以“伟大领袖”之尊,竟又亲自出马,根据查抄来的胡风写给友人的书信,罗织成案,把胡风打成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集团”的头目。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文艺界都举行声讨胡风的大会,各种报刊连篇累牍登载揭发、批判、声讨的文字。胡风本人锒铛入狱,受株连的“胡风分子”遍及全国。文字狱在中国历史上虽屡见不鲜,在“解放”后的新中国竟然会以革命的名义对作家进行如此肆无忌惮的迫害,真是匪夷所思。眼看到许多文艺界知名人士,其中不乏胡风的老朋友,也众口一词参与声讨,特别使我感到愕然,因为我一向把作家和艺术家看作民族的良心。显然,新中国的“新生事物”需要学习的还多着哩。
春去夏来,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升级,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开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大街小巷和南大校园里到处都是红布横幅,宣告“坚决、澈底、完全、乾净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9月1日南大开学,校长在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宣布停课搞“肃反运动”,号召全体师生员工人人积极参加运动,揭发检举。我明白,身为“落后分子”,我政治上低人一等,是很容易受到打击报复的。但我毕竟不是“反革命”,也没有“暗藏”啊,他们总不会因为我说话不中听就诬陷我吧。何况,我是四年前才不远万里从美国回来为新中国服务的。
我又错了。全校动员大会后,文学院立即召开全体教职员一百多人参加的大会,主持会议的党员声色俱厉地宣布我不仅是南大的头号“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目。集团成员包括查良铮、李天生、和德语讲师周基堃琨。他命令我坐到屋子中间,陷入一圈圈与会者的重围。积极分子争先恐后发言,大喊大叫,拍桌子,声势汹汹,把一位曾任溥仪皇帝翻译官的俞姓俄语讲师吓得当场昏倒,被人抬走。我心想,俞先生若是坐在我的位子上,不定会出甚么事儿哩。开场的狂吠过后,开始盘问我的历史。我据实作答。我发觉他们是备了课的,提出的问题按时间顺序,而且目的在于显示我的政治关系一贯是反动的。
“1938年夏天你在武汉干甚么?”历史系一名男讲师带头问道。“我是流亡学生,要找饭吃,也想为抗战出点力,就参加了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受训三个月。”
“甚么训练?”
“军队政工。”
“特务?”
“不是吧。”
“你狡猾,很狡猾。你那时候就当上特务了。”
“我没有。”
“你在这儿是要老老实实回答问题,不许狡辩。”他的一名党员同事插了进来。“战干团团长是谁?”
“蒋介石。”
“你瞧!你在那时候就已经和头号战犯挂上钩了。还有哪些头目?”
“陈诚是副团长。”
“你瞧!又是个大战犯!还有呢?”
我又说出一些国民党军政领导人的名字。
“个个都是战犯,”另一人插话。“你和他们志同道合啊!还有谁?”
“周恩来。”
“你胡说!”他跳了起来。“你公然污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现在你是现行反革命!”全场大哗。
“对不起,”喧哗过后我平静地说。“周总理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他每隔一周来讲一次国际形势。他身穿军服,挂的是中将领章。当时是国共合作抗日时期….。”
“你住嘴!”主持会议的党员打断了我的话。“没人要你讲这些废话。你放老实点儿。这不是你讲课的地方。你在这儿是要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越快越好。下午来必须端正态度,交代问题。走吧!”
我走回家去。路很近,但走着觉得很远。心里想的祗是,妻子怀孕,老母有糖尿病,她们受得了吗?推开家门,我有气无力地在椅子上坐下,哑口无言。
“怎么啦?”怡楷和母亲同时紧张地问道。
“没甚么。又搞到我头上了。”我嗄哑地咕哝道。
“给他倒杯茶,怡楷。”母亲的声音发抖。
怡楷还没来得及走,四个不速之客,三男一女,破门而入。他们声势汹汹,自称是公安人员,还亮出一张“搜查证”。男的我没见过,女的是中文系助教。两个男的教我站起来,上上下下搜身。女的先给怡楷搜身,又搜了我母亲。我感到莫名其妙,满腔怒火。他们随即搜查起我的家,翻箱倒柜,东西扔得满地。后来一个男的问我:“你有手枪和别的武器吗?”“没有,甚么也没有,祗有一枝笔,”我脱口而出答道,脑子里突然冒出拿破仑说的笔比剑厉害的话。
另一个男的又追问:“你的发报机在哪儿?藏在哪儿?”嘿,这不可能是真的,我心里想,难道他们居然怀疑我是暗藏的特务?“我连收音机也没有,买不起,很抱歉。”他们没找到任何特务活动的物证,显然感到失望,临走就把我的信件、地址本、笔记本、文稿等等带走了。不速之客走后,我先看看满地狼藉的衣物,再抬头看看怡楷。“要是他们把所有东西都抄走就更好了,”我说,“免得你收拾了。他们想抄家尽管来,可是他们有甚么权利对你和母亲搜身?简直荒谬绝伦!”
“你说的是甚么权利?你真是书生气十足,教授先生。你不是生活在美国,而是在共产党的中国。”怡楷笑着说,把手伸了过来。“但愿你不会有太大的麻烦……”
我知道她的心情一定很沉重,特别因为几个月后她就要生我俩的头一个孩子了。我怎能教她安心呢,眼下我都不能保护她不受粗暴公安人员的侮辱?我为甚么那么不识时务,说话没遮拦呢?除了侮辱与伤害,我得到了甚么?我不懂谨小慎微,悔之晚矣。我也感到害怕。这时我突然想起我十分赞赏的林肯总统的名言:“该抗议的时候却保持沉默,这种罪过使人成为懦夫。”怡楷打断了我的思绪,让我吃点儿东西,而我一点儿胃口也没有。我该去开会接受审问、批斗了。
在去会议室的路上,遇见历史系的谢教授。他是个五十来岁,胖呼呼的小老头子,平日见人笑咪咪的,人称“欢喜佛”。我冲他淡淡地一笑,他却扭过头去,加快了步子。我走进会场时,包围圈快坐满了。我坐到圈子中央,主持会议的党员立即宣布开会。
“巫宁坤在上午会议上的表现是极其恶劣的,”他声色俱厉地说。“他毫无悔过的表示,他没有坦白交代历史的和现行的反革命罪行,反而向认真帮助他反省的革命同志猖狂反扑。我警告你,巫宁坤,你已经陷入革命群众的重围,看看你在会场的位置就明白了。你唯一的出路是向人民投降。我们党和政府对待犯罪分子的政策一贯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何去何从,这个问题必须由巫宁坤本人决定,不要坐失时机。现在,请革命同志们继续揭发批判巫宁坤的反革命罪行。”
第一个举手发言的是谢教授。他怒气冲冲,脸红脖子粗,一点也不像欢喜佛,倒像横眉怒目的金刚。“巫宁坤,你今天上午的表现是极其恶劣的,令人无法容忍。你没有老老实实坦白交代你的罪行,反而胆敢取笑革命同志。这是猖狂的抗拒运动,进一步向党进攻。我告诉你,你是这次运动的头号靶子,南开的头号反革命分子。你那些众所周知的罪行,你反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反革命言论,足以给你定罪。我们伟大的党,为了挽救每一个犯了错误的知识分子,现在给你最后一个悔罪自新的机会。刚才我看见你晃晃悠悠从家里走过来,没有一丝一毫悔罪的神情。而且,你竟然还满面笑容,”说到这里他提高了嗓门儿,“你还有羞耻心没有?我问你,你刚才在路上为什么对我笑?可能你希望我同情你?也许你要我在这儿保持沉默?没门儿!你和我一起喝过茶,谈论过历史问题。但那是在我认识你的真面目以前。现在我和你划清界限,我也要求所有革命同志都这样做。”
主持会议的党员表扬了谢教授的发言,其他“革命同志”相继效尤,有大声谩骂的,有声色俱厉警告的,集中抨击我态度恶劣。我脑子里突然冒出莎士比亚的名句:“这是篇荒唐的故事,是白痴讲的,充满了喧嚣和狂乱,没有一点儿意义。”下午散会以前,主席宣布:“巫宁坤对运动和革命群众抱敌对态度,明天上午要交一份书面检讨。巫宁坤不得和校内外任何人联系,不得在家中接待任何人,不得私自离开校园。违反上述规定罪上加罪。你听着,巫宁坤,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何去何从,由你自己选择,不过时间是有限的。”
吵吵闹闹的大会一连开了几天。每天翻来覆去告诫我要尽快“坦白”、“投降”,要不然“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就不客气了,我的前途和家庭都会泡汤。我看出这全是心理战(虽然心理学已被宣判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可是我的凡躯肉体毕竟是软弱的。我但愿我有甚么罪可坦白,不用再听这些让人心烦意乱的叫嚣和威胁。我绞尽脑汁想发掘甚么我无意中犯下的罪,或者我对自己也隐瞒的罪。但我一无所得,我的脑袋却日夜疼痛。
一天早晨,我正要从家里出门去参加批斗会,忽然听见门外人声嘈杂。我打开门,看到几个身穿公安制服的人穿过聚集在小路上的人群,进入斜对面一位俄语讲师家中。逮捕人吗?我纳闷儿。这不是我探闲事的时候,我就去开会了。一到我每天受折磨的现场,我发现那些批斗我的人都在兴奋地交谈,显然出了甚么事儿。不久我就听出果然出事儿了。原来当天清早有人在图书馆前的小池塘里发现英语老教授颜先生的尸体。运动开始后他也受到审查,但他拒不回答问题。他留下了一大家老小。主持会议的党员一到,就宣布当天会议由革命同志进行讨论,让我回家写交代。
我回到家,看见老母一脸惊恐的神情。她先说怡楷给运动办公室叫去了。接着她小声说,对门俄语讲师的太太和一个在她家寄宿的男人,双双上吊死了。“为什么?”我问。她小声说:“我不知道,我也不打听。人家说,跟运动有关系。啊呀,我吓死了。你怎样?”我怎么说呢?老人家一辈子受苦受难,我能给她甚么安慰呢?我祗好假装不在乎。“他们在审查我的历史。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母亲显然并不放心,说道:“我当然希望如此,可是别人家并没被搜查。”我还来不及回答,怡楷就回来了。
“你刚走,肃反办公室就来人叫我,”我年青的妻子平静地说。“一名女党员对我说,你在会议上表现很坏,会议的目的是帮助你的。你到现在还没交代任何问题,而他们的耐性是有限度的。她又说,为了你,也为了我自己,希望我帮助你端正态度。接着她换了个话题。她说,南开有少数人自杀了。他们抗拒运动,自绝于人民。党和人民绝对不会被他们的罪恶行径吓住,但是应当防止不必要的死亡。他们相信你会比这些败类聪明一些。他们也希望我注意你的动静,以防万一。没等她把话说完,我就请她放心,我说:宁坤很愚蠢,他给自己和全家带来这么多麻烦,但是我相信他还不会愚蠢到毁灭自己的生命。他祗有坦白交代,如果他果真做过甚么坏事。他不需要我帮助,因为你们给他的帮助已经超过他的需要了。”她微微一笑。
“真有你的,怡楷姑娘!你从最初的冲击恢复了,比你男人还强哩。”“我看得出来几个人的自杀让他们大伤脑筋,这不利于党作为仁慈的大救星的形象啊。教授先生,你不会干出这种事儿来吧?”“但愿永生的天主没有订出严禁自杀的戒律!”我背出了哈姆雷特著名的独白的一行,那些独白是我们在一起百读不厌的。她又一笑,这次眼里含着泪水。
自杀事件过后,运动马上降温。大喊大叫的大会不开了。我奉命回家再写一份自传,详细交代反革命社会关系,本人反革命言论、思想、行动。审讯改为在晚间以小组会形式进行,由文科积极分子主持,为首的就是那名历史系讲师。他们不再叫喊,但坚持不懈,见缝就钻。一天晚上,对我刚回国后在燕京大学的生活细节盘问之后,那位讲师突然问道:
“你和燕京西语系学生中的反革命集团是甚么关系?”
“我不知道你在讲甚么。”“我们掌握大量你在反革命集团中活动的材料。有一些是你的反动高足写的。我不妨告诉你,他们全被我们抓起来了,包括你搞到南开来的李天生。我们祗不过是要给你一个主动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现在你愿意交代吗?”
“我还是不明白你在讲甚么。”
“好吧,你知道‘ABC这名字吗?”
“甚么‘ABC’?”
“别装蒜啦!你很清楚这是你们反革命集团的名字。”
我猛然想起一件事。当年我教的四年级班上有一个叫大江的男生,积极分子认为他思想反动,说以他为首形成一个反动学生俱乐部。他笑着反唇相讥道:“是啊,一个桥牌俱乐部,A Bridge Club,简称ABC。要是落到克格勃手里,它一下就可以变成Anti-Bolshevik Club、反共俱乐部,哈,哈,哈!”这话传开了,大家一笑置之。
“现在我想起来了。那是开玩笑。”
“开玩笑?你说在社会主义中国搞反布尔什维克活动是开玩笑?”
“但是并没有这样的俱乐部。”
“事实俱在嘛。它有名字,名字是反革命集团头目起的,他是你的得意门生。他们经常开会,讨论他们读过的反动作品,其中包括《1984》和《正午的黑暗》。你是他们的导师,你参加过他们的讨论。他们看的反动作品为他们反对共产主义和新中国提供了理论基础。他们从事散布反革命言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推翻我们党和政府。它是一个现行反革命集团,有名称、有头目、有导师、有理论、有不少成员。它的名字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公安部门早就注意它的活动了。你管这个叫开玩笑?”
我感到十分惊诧。我看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在我眼前挥舞。
“我从来没有这样看问题。我得好好想一想,回顾一下我和燕京学生的交往,写一个详细材料。“
“我很高兴你开始醒悟了。我们等着瞧。”
我回到家里,心情沉重,主要因为我想到在北京的那些才华出众的学生必然受到更加残酷的审讯。写材料时,我重温了我们在一起度过的时光,以及一些谈话的内容。但是我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他们说的做的有什么罪过。他们认为思想言论自由是天经地义的,他们痛恨洗脑。如此而已。我本人的态度无疑地给了他们道义的支持。于是在我的“坦白材料”里,我承认我自己没改造好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必然对他们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并表示愿意为他们的错误承担我应负的责任。可是我否认有这样一个俱乐部。
另一个晚上,我的“同仁们”又盘问我在美国的经历,东拉西扯,然后那位历史讲师意味深长地假笑着问道:“你为什么在1951年夏天回到中国?那正是抗美援朝进入高潮的时候。”
“因为这是我自己的的国家嘛。”我觉得他的问题毫无意义。
“你是这么想的,呃?”他冷笑道。“你大概自命为爱国主义者吧。但是,爱国主义是有阶级基础的。你所爱的国家是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资本主义的旧中国,不是我们所热爱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你老实告诉我们吧,你到底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从美国回来?那时候,你的博士学位快到手了,在美国大有前途嘛。”
“我是应燕京大学电聘回来的。”我想那是一个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身为历史讲师也得尊重吧。
“不错。”他又冷笑了。“我们给你提供了一个挺好的借口,对吧?”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发火了。“你认为我是特务?CIA和国民党派来的特务?”
“我们没说。是你自己说的。”他得意洋洋地反驳道。
可是,突然间,我感到如释重负。如果这些年来他们就为这个折腾,我就没什么可烦心的了。我的一生是一本敞开的书。他们由于猜疑成性就会随意误读,但是文本却是完好无损的。从那以后,我心平气和,对他们刻意的挑衅和侮辱无动于衷。

开学以后三周才开始上课。英语专业却开不了课,因为一位教授自杀身亡,三位教师仍遭软禁。审问会逐渐结束了,我呆在家里写自传。交上去几天之后,我又被叫去,让我再写一份更详尽的。起初我觉得莫名其妙,后来我才明白,这显然是一个花招,其目的是侦查前后文本之间有无矛盾。我毫无顾虑,因为我没什么要掩盖的。
软禁在家里,日子过得倒也清静。收到巴金夫人萧珊寄来的法文原版的司汤达小说《巴尔姆修道院》,我就着手翻译起来。埋头工作时,我可暂时忘却目前所处的困境,司汤达笔下优美动人的世界和心灵高尚的人物,与包围着我的龌龊的政治和奴颜婢膝的小人形成绝妙的对比。为了进一步给我消遣,怡楷晚间陪我玩“金罗美”牌戏。身为一场政治游戏中听人摆布的小卒子,我们乐得享受一下囚笼中片刻的宽免。
1956年1月3日下午,怡楷正在和我打“金罗美”,她说感到产前阵痛。我扔下牌,跑到肃反办公室请假,送她去市内一家妇产医院。第二天一早,我又请假去看她。一到医院,一位护士就恭喜我得了个大儿子,孩子是在凌晨出世的。我给他取名“一丁”,一个普普通通的男孩,与经常在“万岁”声中露面的“真命天子”形成对比。“一丁”的来临大大鼓舞了受困扰的双亲,如同一股生力军的到来鼓舞了一枝被围困的军队。
两个星期之后,出乎意料的,党报刊登了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报告。他检讨了建国以来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在知识分子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要求各级党政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交朋友,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给予更多的自由,改善生活待遇。我当然感到高兴,仔仔细细读了报告。但是我高兴得太早了。不久,肃反办公室的一名年轻干部派人来叫我。
“你这些日子干什么啦?享清福,是吗?”他含讥带讽地说。
“我在学习周总理的报告。”我想这总不会有问题吧,可我又错了。
“这样你手里又多一件武器了,对吗?”我大吃一惊,答不上来。他接着说:“我认为你眼前的任务仍然是坦白交代你的反革命罪行。一个反革命就是反革命。周总理的报告保护不了反革命。”难道这个乳臭未乾的极左分子竟敢公然对抗周总理吗?我搞糊涂了,但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类人被这出乎意料的180度大转弯搞得狼狈不堪,他们还指望体面地收拾南开的肃反运动,不要太丢面子。
不久之后,中共天津市委员会派来南开的一位干部约我谈话。他向我表示歉意,他说我回国才几年,在这次运动中受到的冲击很大。他向我保证“这种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今后决不会再发生”。他的“保证”更加深了我对受人敬爱的周总理的报告所怀抱的盲目的信念。同时,学校宣布英语专业停办,学生转学,教师听候分配。五月中,人事处通知我即将调往北京一所为党中央培养机要外语人材的学院任教,怡楷也到该校工作。有些同事羡慕我们,怡楷却并不喜欢在共产党统治的政治中心生活的前景,更不愿离开一直相依为命的母亲和哥哥姐姐。六月中,我们出发去北京,她怀里抱着五个月的小丁丁,哭得像个大孩子。是否她本能地预感到这是一次强加于她的冒险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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