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幽靈徘徊在中國文人的頭頂

 

转载于原載於《明報》2月28日刊

作者:顏純鈎 荐读:老龙

 

知道夏濟安的香港年輕人應該很少,若說他是夏志清教授的哥哥,就會有一點聯想,若說他是白先勇、劉紹銘、陳若曦等著名作家學者的老師,那就大體知道他的來歷了。

 

最近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已故夏濟安教授的幾本書,一本是他的論文集《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還有兩本是《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上下兩卷)。

「書信集」有大量史料,合該慢慢讀,這本《黑暗的閘門》研究的對象,都是我有興趣的現代文學作家,因此先讀為快。

 

這本書包括六個章節:一、瞿秋白:一名軟心腸共產主義者的煉成與毀滅;二、蔣光慈現象;三、魯迅與左聯的解散;四、魯迅作品的黑暗面;五、五烈士之謎;六、延安文藝座談會後的二十年。還有一篇附錄:中共小說中的英雄與英雄崇拜。

 

作者選取這幾個對象均有相當的典型意義:瞿秋白是作家兼革命領袖;魯迅是作家兼革命同路人;蔣光慈是作家兼革命逃兵;五烈士是作家兼革命犧牲者;至於延安文藝座談會,則是左翼文學正式回到黨的旗幟下的一個標誌性事件。整部著作研究的就是文學與革命的關係。

瞿秋白:
性格不宜搞革命
瞿秋白誤入革命,喪送他的才情和豐富內心世界,他的悲劇也是整個左翼文學的悲劇。

很不幸,中國近現代文學,從「五四」開始,就幾乎是一面倒的左傾,開啟民智、變革社會是那一代青年共同的志向,激進的心態被外來的新思想武裝起來,以嶄新活潑的形式佔領新文學的舞台。一方面,一些左傾的青年文學愛好者很快被初出茅廬的共產黨發現並吸收,另一方面,那些急於以文學救國的青年,也紛紛投奔到共產黨門下,以汲取集體的力量。文學與革命合流,似乎是歷史的必然。

 

但革命與文學具有先天的互相排斥的傾向,這卻是大多數左翼作家沒有清醒認識到的,或者他們的文學初衷被革命激情蒙蔽了,或者革命的急迫性與文學的永恒價值不可兼得的形勢下,文學被迫讓步去服從革命,總之,很多左翼作家以熱愛文學始,卻以服從革命終。服膺文學文學則生,服從革命文學則死,中國左翼文學的悲劇命運,於此注定。

 

夏濟安先生選取的這些人物,都同樣追求正義、公平和自由這些永恒價值,他們都富於文人氣質,憎恨萬惡的獨裁統治,希望通過社會變革,改變國人的命運,建立更加合理和進步的社會。他們的主觀願望與共產黨的政治訴求不謀而合,因此很自然地成了共產黨人,或共產黨的同情者和同路人。但這些人本質上都不是職業革命家,他們都有一點浪漫氣質,有的甚至憂鬱、孤僻,比起冒險犯難、冷酷無情的政治鬥爭,他們更熱中於以筆為槍,討伐獨裁統治,喚醒民眾,追求美好新世界。

 

 

中國共產黨早期領袖與締造者

夏濟安論瞿秋白: 「他是一位搞革命的抑鬱症患者;一個有社會主義覺悟的唯美主義者;一個憎惡舊社會的多愁善感者;一個在莫斯科受過訓練的『菩薩行』人生觀的實踐者;一位追求『餓鄉』卻又受不了黑麵包的朝聖者,或者,一言以蔽之,他是一位軟心腸的共產主義者。」如此矛盾、複雜、多面、軟弱的人,做一個對世事人生有豐富感受力的作家,應該可以勝任,但做一個革命領袖,就力不從心了。

 

革命不是瞿秋白這種性格的人幹的,革命是毛澤東那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人幹的,是鄧小平那種三起三落堅忍不拔的人幹的,瞿秋白誤入革命,喪送他的才情和豐富內心世界,他的悲劇也是整個左翼文學的悲劇。

 

魯迅:
為革命放棄文學
魯迅作為小說家,起勢極好,卻未能持續,這大概可算作現代中國文學的一個謎。

在左翼文學陣營,魯迅得到毛澤東至高無尚的評價,他是共產黨的同路人,但因為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無可取代的地位,在他死後,被共產黨視為「左翼作家」的旗手。

 

魯迅在生時,共產黨一直扮演被壓迫人民的代言人,共產黨也一直受到國民黨的追剿與迫害,在魯迅看來,正因為國民黨的統治太黑暗,以至站在黑暗對立面的共產黨,就順理成章成了追求光明的正義力量。可惜魯迅對共產黨、對中國政治的複雜、殘酷了解不深,他接觸的只是瞿秋白、馮雪峰這些革命文人,直至引瞿秋白為知己(魯迅贈秋白聯: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而瞿秋白,正如他日後表現出來的,並不是一個貨真價實的革命者,也不是如假包換的作家,他只是半吊子革命家兼半吊子文人。

 

正因為同情革命,魯迅後半生一直在「戰鬥」中,他放棄了小說和散文寫作,集中精力在雜文上,以雜文為鬥爭武器,對付營壘內外的敵人。

 

魯迅嫉惡如仇,又因患病和孤獨而焦躁,因此不惜與包圍在身邊的敵對勢力纏鬥,夏濟安教授敏銳地指出: 「魯迅內心本就陰鬱,他又出於自我保護,對一切假想或真實的敵人都心存戒備,他的作品更不時透露出被迫害妄想症的徵兆。」「他不僅敏於偵敵,也樂於應戰。」他的雜文令對手們望風披靡,但也耗費了他太多心力,使他作為一個文學作家的創作成就打了折扣。魯迅自己也曾在給友人的信中說:「不過我有時確也憤慨,覺得枉費許多氣力,用在正經事上,成績可以好得多。」什麼是「正經事」?當然是他所熱愛的文學創作,但為左翼文化陣營做了那麼多,為何又覺得「枉費」?這又反映了他在與周揚等共產黨高幹周旋中,察覺自己與真正「革命」陣營之間有不可調和的觀念衝突,而他又無法改變什麼,因此不免感慨。
文革中,周揚也收到批鬥

夏濟安教授不無惋惜地說: 「魯迅作為小說家,起勢極好,卻未能持續,這大概可算作現代中國文學的一個謎。」

 

關於魯迅與革命的關係,夏濟安教授有一個精闢的看法,他說: 「幸或不幸,他對革命的深厚熱情讓他在有生之年沒能目睹革命的另一面,更無從與之鬥爭了。」「革命的另一面」是什麼?不就是魯迅視之如寇仇的黑暗政治嗎?文革後,著名演員黃宗英回憶,有人問毛澤東魯迅要是活到解放後會怎麼樣,毛澤東毫不掩飾地說,要嘛他會噤聲,要嘛他會在牢裏。起魯迅於地下,聽到毛澤東這句讓人膽寒的話,魯迅又將作何感想呢?大半生為革命鳴鑼開道,不惜折損了自己的文學事業,大聲疾呼,孤身面敵,而最終那革命又與他自己的理想背道而馳,如此看來,魯迅也不自覺地誤入革命了,正是:我本將心托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

 

夏濟安教授論述的王統照和柔石、殷夫等五烈士,也都不同程度地誤入革命,王統照沒什麼才情,只做了一段時間的革命宣傳,後來經不起革命的殘酷鬥爭而做了逃兵。五烈士雖然慷慨赴死,但他們都不知道,自己是因為黨內鬥爭而被黨的領袖出賣。雖然各自的文學成就都不高,畢竟都是熱血青年,有一定的才情,他們的作品無不帶着那個時代鮮明的特色,如果不誤入革命,他們的創作或有機會提高,而做一個平平常常的作家,也比枉死在政治鬥爭的絞肉機裏強百倍。

 

 

丁玲、陳企霞、周揚、何其芳

延安文藝座談會:
「殺」左翼文學
如此看來,革命的幽靈還徘徊在中國文人的頭頂,夏濟安教授當年對中國左翼文學的論述,也遠沒有過時。

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時,大部分左翼作家都已歸入革命陣營麾下了,當時眾多熱血青年奔赴延安,被分派做不同的革命工作,因為成員複雜,思想混亂,有必要作一次政治動員,以毛澤東思想統一這些文人,讓他們為革命事業作出更大貢獻。從這次座談會起,左翼文學正式變成革命的工具,文學失去應有的獨立地位。如果說之前在敵佔區的左翼文人還有某種文學自覺的話,那麼自延安文藝座談會後,這一點文學自覺也被剝奪殆盡了,文學成了徹頭徹尾的侍從,奔走於革命的鞍前馬後,俯首屈膝,唯命是從,只有宣傳鼓動、歌功頌德的職責,再沒有獨立的生命了。

 

對此,夏濟安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他(毛澤東)認為,只要文藝還在個人或小團體的控制之下,不論他們如何支持黨的事業,就總有可能發出質疑、反對的聲音,要求公正、獨立思考和追求個人幸福的權力,繼而從根本上削弱黨的勢力。」

 

左翼文學的悲劇命運至此無可挽回。從那時開始,到四九年中共建政,再經批判電影《武訓傳》、評《紅樓夢》、批判胡風、反右等政治鬥爭,直至文革登峰造極,中國左翼作家和藝術家歷劫苟活,身心俱殘,他們之中,再沒有出現值得流傳後世的優秀作品(魯迅從未正式接受黨的領導,他的大多數小說和散文精品,都在左聯成立之前創作),反而遊離在左翼文學陣營之外的沈從文、張愛玲、錢鍾書等,以真正具文學永恒價值的作品,受到後世的景仰。

 

文革後,胡耀邦倡導寬鬆文藝政策,解放了大批作家藝術家,也出現一批有分量的好作品,賈平凹、莫言、王安憶、陳忠實、閻年科等,領一時風騷,但作家藝術家的好景沒有維持很久,近年來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精神又死灰復燃,中央下令「七不准」,最近更出現「傳媒姓黨」、歌頌總書記的諂媚詩等等,中共nu役文學藝術的老毛病故態復萌,如此看來,革命的幽靈還徘徊在中國文人的頭頂,夏濟安教授當年對中國左翼文學的論述,也遠沒有過時。

 

看這部書是一個愉快的過程,全書字裏行間充滿夏教授洞悉文學本質的精彩論斷,那些豐富的背景資料烘托出來的人物精神面貌,被革命裹脅的左翼文學的尷尬與貧乏等等,無數閃光的意念,都以典雅的文字如行雲流水寬舒自在地表述出來,從來讀論述文字,都沒有像《黑暗的閘門》那樣,有如讀一篇篇韻味深長的散文那麼過癮。

 

《黑暗的閘門》典故來自魯迅的一句話: 「自己背着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肩住閘門這個意象,可能來自《隋唐演義》,其中江湖好漢雄闊海危急時扛起城閘讓眾英雄出逃,最後自己被千斤閘壓死。

 

魯迅用心良苦,可是現在回頭看去,他雖然肩住黑暗的閘門,放年輕一代出走,可惜他不知道在閘門之外,並沒有寬闊光明的地方,有的是更深重的黑暗。

Untitled-1-1
Untitled屏幕快照 2016-05-06 下午1.18.06Untitled1

更多精彩资讯 请订阅我们的新闻周刊

Leave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