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阅读|大房子,小房子

转载自世界日报副刊
作者:陈晴 荐读:大侠

1

我本来是住在一个大房子里,可是当我儿时的朋友从德国来纽约拜访的时候,我才发觉,自己离开家乡将近二十年来,却一直住在小房子里。
最终,朋友没有看到我住的地方。这就如同我们之间的关系。最终,长大成人的我们未曾真正地邀请对方来心里做客。我记得在他姊姊家中吃饭的时候,他说:“你是最聪明的女人,谁也配不上你。”我不知道自己是该笑还是哭,到头来唯有苦笑。后来回家跟母亲提起,不料平常沉默寡言的她马上反驳:“别听他的,难道你要永远待字闺中,待价而沽不成?”寥寥数句,让我看清自己的处境:我已三十出头,可是连个男朋友都没有。我儿时的友人虽然大我两岁,却已是三个孩子的爸。他中餐馆的生意如日中天,据说已一并买下了整栋楼房。
2
活到三十几岁,我已住过好几栋房子。房子是一种象征,也是记忆的壳子。我未出生时祖屋便已盖好了,那是当时全村最大的房子,位于半山腰,从二楼的视窗望出去,闽江岸边的景致一目了然。据说奶奶为此吃了不少苦头,与左邻右舍吵翻了天,这情形一直没完没了。在我三岁那年,一个满脸雀斑的女人,趁我们吃早饭时,冲进家中,把一块沾满泥土的大石头砸在饭桌上。我当场哇哇大哭,母亲怀着大妹,受了惊吓,还差一点小产。
我的父亲和大伯当时都在国外,家里就只剩下刚满十几岁的小叔叔。那邻居婆娘的丈夫从背后把叔叔推倒,使他从我们家的前院摔到下面的土路上,断了一颗牙。于是叔叔不得不镶上一颗假牙,俗称“金牙”。有了这个惨痛的经历,他开始习武,在另一个院子里一板一眼地跟人练习。我有一次经过时往门缝里瞄了瞄,看到我叔叔,心里踏实了许多,觉得从此安全有了保障。不过那是后话。

许多年以后,我仍旧记得那张结实的木桌。那天它侥幸躲过一劫,没有被砸破。在大妹出生后,它如同一个忠心耿耿的奶妈,继续为我们一家服务,让我们一日三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它身上摆出酸甜苦辣的滋味。那是个物资贫乏的时代,我们的玩具与树叶瓦片有关,与家具有关。大妹上幼稚园的时候,不知为何爱上了一张木椅子,每天用一条大毛巾围住,抱来抱去当洋娃娃。她不准任何人碰这张椅子,不然就会放声大哭。她会唱歌给木椅子听,抱着它来回踱步,俨然一个小母亲。她是我们三姊妹中最早结婚生孩子的。她的母性,在遥远的童年时代,便显现了清晰的轮廓。
3
四年级的暑假里,当知了在后院的芭乐树上唱得正欢时,有一群孩子围着木桌写暑假作业。其中就有后来旅居德国的友人。他的妈妈是我妈的表姊,加上又是邻居,所以两家走得很近。自从奶奶、叔叔和姑姑相继出国后,偌大的屋子里便只剩下我们母女四人相依为命。父亲虽然时常写信或寄钱回家,但他当时在美国未拿到正式居留身分,无法返乡。于是妈妈便与表姨商量了一下,提议让她的两个儿子晚上睡在我们家里,替我们壮壮胆。
我记得那时他们的家小得不能再小,除了黑漆漆的厨房外,一家大小都挤在唯一的一间卧室里。我的这位朋友不但有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姊姊和妹妹,四个孩子一律在父母的房间里打地铺。与此同时,我们家则空洞得可怕,虽然外婆搬来与我们同住,使我晚上有人作伴,夏夜里有人替我赶蚊子、摇蒲扇,可是那份不安全感经常使我做噩梦。我梦见穿着黑衣、拿着铁链的盗贼,跃上屋顶,再从天井潜入,醒来时大声哭叫,吓出一身冷汗。
两位朋友的到来使原本冷清的家重新热闹了起来。吃过晚饭后,我、大妹会与他们在饭桌上一起玩扑克牌。那时农村的用电实行配给制,白天是没有电的,往往到了晚上八点才会打开电闸,让我们看一会儿电视。于是村中的孩子无不自己找乐子:有玩老鹰捉小鸡的、有讲故事猜谜语的、还有下棋打扑克牌的。作业是有的,四年级开始晚上还得补课,但是低年级的负担较少,而且又是侨乡,升学的压力不大。

朋友的弟弟与我同年,是个有趣的人。他从小插科打诨,特爱说谎,我外婆于是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流氓”,意即他有点“坏坏的”,但同时又带着溺爱之意。他玩牌时特爱做手脚,只是过不了他哥那一关。有时我们四个在打牌时会分成两组,我希望跟我的好友分在一起,但大妹死活不肯,还哭了起来。于是我只好把朋友让给她当搭档,她才破涕为笑。有时他们的大姊也来我家玩,她初中辍学,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那时已去采石场帮忙。她知道如何把一种花朵捣碎出汁,然后涂在我的指甲上,用叶子一包,再用小绳子逐个固定住。晚上就这么上床睡觉,第二天一打开,指甲便染成了金黄色,久久不褪。那是盛夏花朵的颜色,也是我第一次涂指甲,至今回味无穷。
那些烛光中的夜晚,那些聊天、玩耍、讲故事的时光,稍稍弥补了大多数至亲都已出国的困境,驱逐了些许童年的寂寞。他们姊弟三个既是朋友、邻居、还是小时候最常见到的亲戚。因为三个都比我大,从他们身上,我获得了罕有的当妹妹的权利。我的那位好朋友,小时候留了一级,我又比同龄人早半年上小学,所以我们从二年级开始便是同班同学。四年级时上夜课,他也老是在回家的路上偷偷地跟在后面当保镖,使那些专门捣蛋的男同学下不了手。
对于我老家的人来说,离乡是一种必然。那位朋友的弟弟后来去了香港,成为一个工程承包商。他们的姊姊辗转来了美国。有一年他也来纽约看望姊姊,打电话给我妈,说是要见我和大妹。可惜我人在英国,妹妹则在波士顿,所以除了儿时离开家乡时的印象,我们至今没有机会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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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一年后,我搬到纽约皇后区的森林小丘,与三位台湾来的留学生同住。那是四个房间中最小的一个,我却乐此不疲,觉得从此有了自由和私人空间。接着手头渐渐有了些积蓄,有一位同学极力怂恿我购买一个合作公寓,自住出租两相宜。不知为何,我老是提不起劲来,想必是从小便知道有朝一日会离开家乡,以致烙下一个后遗症,对任何地方均有过客的感觉,可以四处为家,又不知何处是家。
最终,就连我钟爱的纽约,我也选择了离开。儿时的友人来访后不久,我就收到来自英国的研究生录取通知。同年秋天,我把所有的家当整理一番,存入储藏室,然后一个人坐在自己的第三个公寓里,望着后院的一棵大树出神。从窗口往下看,邻居莱慈太太正在喂鸟,淘气的松鼠一来抢食,她马上冲出来大声喝斥。于是自己不期然地想到那些曾经住过的大大小小的房子,曾经在旅途中避过雨的各式各样的屋簷。
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便明白房子是带不走的。带走的唯有记忆,以及与记忆有关的一些情感
(寄自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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