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 悲回风 ——追记我的老师

(简老师照片)

摘要:有的人只知道占有,而她总是舍弃,舍弃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东西。我觉得简老师的一生曲折又平淡,所有的转折点都充满意味,时代的意味,很深刻,很沉重。

高中毕业了。

就读于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我,自以为能考上北大历史系,谁知成绩行,政审不行。父亲是大右派,本人表现又差,属于“等外品”。我被转来转去,最后转到了中国戏曲研究院改称的中国戏曲学院戏曲文学系(注——这个戏曲学院后来撤销,恢复中国戏曲研究院)。都知道有个梅兰芳,可没人知道有这么个学院。于是乎,学起了戏曲,白天哼哼“一轮明月照窗前”,晚上泡在“长安”、“吉祥”、“广和楼”。我怎么看自己,都觉得不像大学生。因为出身和表现都不咋样,在班上很孤立,索性搬回家住。父亲用乡音给我吟诵古文,看母亲写毛笔字,周日到张伯驹先生家里去玩,跟着潘(素)阿姨画两笔。系里有课,才跑到学校。往往是授课老师走在前,我一溜儿小跑跟在后。

最讨厌每个月一次的生活会,内容是弘扬三大革命法宝之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我在班上是挨批的主要对象,因为自己写的习作和日常的闲聊,基本都不合乎要求。一个同学曾在班会上瞪着眼睛,厉声喝道:“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资产阶级小姐,现在知道了,章诒和就是。”负责管理我们的老师有两个,一个老“训”人,一个不怎么“训”人。这个不爱训人的老师,姓简,名慧。女性,中年,江苏吴江人,长得秀气,说话秀气。

学习的科目不多,以“戏剧概论”和“剧作教程”为主,其他的课程有如配菜。其中的一门课,叫“话剧选”,授课人就是简老师。她穿的雅致,她上课就和她的穿着一样,非常精细。一部《雷雨》能说上个把月,什么周朴园的发型,鲁妈的眼神,周冲脚下的球鞋,都在她的讲解范围之内。手里好像捏着一把手术刀,把人物形象的每根神经、每块肌肉、每条血管,都“剔”出来给我们看。我很有些纳闷:猜想她一定和曹禺认识,要不然怎么知道这么多,讲得这样细?除了讲义上的内容,简老师还融入自己的艺术感觉和人生见地。有一节课是专门讲繁漪的。谈到繁漪的年龄,她说:“婚后两三年是一个女人最美的时刻,而繁漪自出场,就已不再那么美了。”不知怎地,淡淡一句我竟记住几十年。她私下里也批评我,说:“你是很骄傲的,这样下去对自己很不利。像我们这些剥削阶级出身的人,真的没什么可骄傲的。”这是她发自内心的规劝,希望我好,毕业后能走得平顺。很不争气,我走得很不平顺,进了监狱。

一晃,多少年过去。

1978年秋冬,我从四川省第四监狱平反获释,先在四川省文化厅工作,随即申请返京,要求回家。承蒙先父的同乡、老友黄镇先生(时任中央文化部部长)关照,把我调回北京又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其实是借中国戏曲研究院的招牌,扩充提升而来,内设的戏曲研究所是研究院第一大所,其成员基本来自从前的中国戏曲研究院。所以,我跨进前海西街恭王府大门,见到的同事多为熟人。他们颇为吃惊:章诒和怎么会从监狱出来就直奔中央研究机关?我则以为大家都会欢迎我“返京归队”,谁知“同志们”客气两句,就躲开了。受到冷淡,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平反归平反,成见归成见。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压根儿就是“高寒地带”,个个都“整”怕了。再说,胆小世故也算不得什么毛病和缺点。

党的书记板着面孔、严肃地接待了我。谈了半个小时,句句都是空话,没给我分配具体工作,也没有办公桌。一个担任支委、又曾教过我的老师笑咪咪地给我搬来一张中学生用的旧课桌,放在《戏曲研究》编辑部门口,别人瞧着还以为我是个“把门”的。跟着,那位老师拿出自己的一大摞手稿,让我誊写一份。赶紧抄好送上,他撇了一眼,说:“你的字,不错嘛。”

我的心情自然十分压抑。一天,中宣部一位副部长来研究院做有关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的报告,此前,院部就下达通知: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去听。我没去,不一会儿所长派人来叫,传唤我的人站在院子里,大叫“章诒和,去听报告!”不知怎地,一口恶气从胸口涌出,我对来人也大叫起来:“我就不去听,听了,文艺是这个德行!不听,文艺也是这个德行!”一时间,歹毒之语传遍恭王府。

每天来上班,觉得跟没上班一样,无非呆坐,看别人进进出出,说说笑笑。有时自己不识好歹,捺不住插上一句话,人家连看都不看你。这一刻,我恨不得钻进地缝里。随即想起跟着母亲在聂绀弩家闲聊时,他对我说的一句话:“小愚,监狱好,我想回监狱。”

秋天的一个中午,太阳很温暖,大家准备去食堂吃饭。我独自走在大院里,简老师从后面快步撵上,低声说:“章诒和,现在请你到我家里吃个午饭,咱们吃碗面吧。”声音仿佛来自天上,我停下脚步,疑惑地打量她。

简老师笑了,说:“你没听明白吗?”

“是不是让我现在就去你家吃面?”

“对。我家离这里很近,就在什刹海后海,步行十分钟就到了。”

我们一前一后地走着。这条路我太熟了,因为张伯驹、潘素夫妇就住在后海。

在离张先生寓所不远的地方,简老师停下脚步。说:“到了。”

这是一座四合院,大门宽宽的,门前台阶高高的,很有气势,一看就是个有来历的宅院。进去之后的感觉却不大好,难觅旧日格局,像个大杂院。简老师住在前院,前院不大,院子里站着一个长者——这不是吴甲丰先生吗?他不认识我,我认识他,一位知名的西方美术史家。

简老师迎了上去,问吴先生:“吃了没有?”

吴先生答,刚吃过午饭,正在晒太阳。他瞧了我一眼,说:“你还带了个客人。”

我插了一句:“不是客人,是学生。”

简老师凑到他跟前,说:“吴老,她叫章诒和,她的父亲叫章伯钧。”

吴先生叫了起来:“哦!公主,从前的公主。”

三个人都笑了。

进了狭小的客厅,简老师让我随便翻翻报纸杂志,自己跑到简易厨房煮面。我要帮忙,她不让,说:“一碗挂面,有什么可帮的?”

说的也是,我就等着吃现成的吧。不一会儿,午饭来了:一碗素汤面,一个煎鸡蛋。汤面上里撒着绿绿的葱花,煎蛋上浇着淡淡的酱油,一切都很简单,好似秋阳,明亮又温暖。

“好吃。”我大口大口地吃着,香气从面条与面条之间的缝隙里飘溢出来。

简老师不说话,脸上挂着笑。她不必说话,也无需说话——她接纳了我,不以政治明晦判断人的高下,不以思想倾向决定人的亲疏。

吃饭的时候,还见到串门的钟灵先生。我挺纳闷:在这个四合院里,怎么净是些美术家?简老师告诉我,这所宅院原来是座私家花园,从五十年代开始就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宿舍,她的丈夫在全国美协机关工作。难怪!

从1978年之后的许多年,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提着个录音机,给大大小小的会议做记录。重要的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和中国戏曲学术会议,我都是和简老师一起干活儿,白天听会,晚上写简报,有时还同宿一室。简报是一种比报纸的寿命还要短、比杂志的价值还要低的“东西”,简老师绝不因其短命质低而草率敷衍。革命要求奉献,也要求激情,在我的印象中,只要是交代下来的工作,她一律全身心投入,从不想这项任务有多大的意义,也不问自己从中能获得什么?记得有一天,轮到她整理简报,刚好当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放映两部“参考片”,所谓“参考片”,就是欧美电影。在那个尚未真正“改革、开放”的阶段,看“参考片”是最大的诱惑与享受。同事之间可以为一张入场券打破头。

我劝简老师:“你先看电影,回来再写也不迟,不会误事的,充其量熬个夜呗。”

她摇摇头,说工作要紧,不去看了。等我返回招待所,已是子夜时分。推开房门,见她坐在写字台前,双眉紧蹙。一手持烟,一手握笔,而稿纸上没写几行。

我轻轻地叫了声:“简老师。”

她抬起头,一边把烟掐灭,一边说:“诒和,你快睡吧,就别管我了。”

我说:“干嘛这样认真!选摘几个人发言,用简单几句话‘串’起来就行了,又不是做文章。”

面带倦色的她,苦笑道:“看来我的名字改坏了(1949年前她叫盛德),简慧,简慧,干的就是简报会议,命中注定。”

我大笑。如此自嘲,让我生出敬重:她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是用近乎伟大的精神做近乎无用的工作,但她还是无条件地接受,且不问得失。这就是由时代规范出来的“中国牌”知识分子。

不承想,看“参考片”也让简老师遭遇难堪。在一次国际性的戏曲学术研讨会议上,她是简报组组长,我和另一个毕业没多久的女硕士生是组员。有一天在电影资料馆放映两部非常有名的美国电影,拿到票后,个个欣喜若狂。而那天负责写简报是女硕士。晚饭后,女硕士换好衣服准备去小西天(中国电影资料馆所在),简老师一旁轻言道:“小×,今天该你写简报,就别去看电影了。”

小×听了,不说一句,面孔因愤怒而通红,像一头关押在铁笼的狮子,在房间里转来转去。简老师见状,为避免难堪,赶忙说了声要上厕所,扯了节卫生纸,出了房间。

前脚刚走,后脚就是骂声:“你是我的老师吗!你管得着我吗?她妈的,什么东西!”说着,一把将简老师床铺上的被子扯到地下。之后扬长而去,有一支脚还踩在被子上。

简老师进门,眼眶充塞着泪水,手里攥着卫生纸。显然,她没有去卫生间,而是躲在门外听那叫骂。我怀里抱着被子,说不出一句,只恨自己笨嘴拙舌,无法安慰和消解简老师的悲伤。牛马般工作,土地般奉献,到她这一代终止了。下一茬儿、再下一茬儿,他们的生活目标很明确:只为自己而活,只为自己的利益工作,为此不惜一切,老师算“什么东西”!统统“她妈的”。

现在研究戏曲,听点课,看点戏,再读些专业书,就算“出师”了,也能大块文章,也能口若悬河,但是说的写的往往是名词去、概念来,或堆砌材料或引经据典,大多从理论到理论,美其名曰:“从文化角度总体把握”。其实,从事戏曲研究,了解艺人、掌握剧种、熟悉声腔、懂得舞台,是第一位的,绝对是第一位的!哪怕你是研究戏曲史的,“曲牌联套”都不大懂,怎能读透《牡丹亭》?记得当年张庚先生对我们这些学生不止一次地说过:“想研究戏曲吗?建议你们从了解艺人开始。”道理很简单,因为研究艺人,势必要涉及剧种,剧目,表演,声腔,音韵,舞台,服饰,只有懂得“这一套”,才算是进入了中国戏曲艺术的本体。要不然,你就永远是个门外汉。即使成了硕士博士专家教授,著作等身,头衔多多,那也是外行。

简老师从1978年起,一直到1984年,一趟一趟地去上海采访沪剧头牌女演员丁是娥女士,又用很长的时间写出一本《展开艺术想象的翅膀》。书是二人的合作,它全面记述了沪剧艺人创作、表演以及沪剧的发展衍变。书中最出色的部分是对丁是娥舞台形象的阐释,记录了她在几个经典剧目中的艺术经验和表演特征。有分析,有归结。单是《芦荡火种·斗智》一折里对“草帽与茶壶”细节的解析,就有数千字之多。这让我打心眼儿里佩服,如今没人干这种“蠢事”了。戏剧家吴祖光先生看了文稿,很欣赏,赞道:“书中谈论创作典型人物的体会是具有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现在搞戏曲理论的,首先是看不起老艺人,况且,任你怎么“铆劲”地写,不就是个“口述记录整理者”嘛,书出版了,艺人名字在前,自己在后;版税下来了,你只拿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谁干?傻子才干。说到这里,不由得让我想到《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三卷本),这套书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梅先生与许姬传先生的合作产物。一位是顶级艺术大师,一个是超级行家里手,二人旗鼓相当又高度默契。书中把梅老板大半辈子的舞台生活都扎扎实实写下来了,貌似平淡,内里深厚。中国戏曲艺术基本特性,表演艺术的原则规范,剧目创作的得与失,尽在其内。“四十年”从出版到今天,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如今它已成为研究梅兰芳,研究京剧,研究戏曲,研究东方艺术的经典。现在有不少人写梅兰芳,演绎梅兰芳,真的要了解梅先生,了解他的成就,经验,经历,为人及见地,就是这本“四十年”!其他的书大多是它的衍生物,有的还是瞎扯。

商品大潮袭来!

骤然间,所有的人与事都归结到利益权衡和金钱法则上。对此毫无思想准备的简老师环顾四周,对现状流露出许多的忧思与不解,对未来也深感茫然。她私下里对我说:“你有才气,好好写作吧。有关路线、方向问题,什么都别过问,你十年大牢的教训还不够?”尽管这样劝我,而她自己对时政却是异常关心,尤其是对文艺界发生的事,都持有明确的是非倾向。

对她的不解和茫然,我是理解的。简老师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家庭,幼时上街看中一束鲜花,闹着要下车去买。身旁的父亲即令男佣将一条街的鲜花全都买下,统统送给女儿。然而,年轻的她舍弃了富有,投奔了革命,把自己的整個生命都獻給革命。几十年过去,忽然,革命的目标成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其中某些人的“富”,又不是靠本事、靠流汗挣来的。她当然不解!仿佛人生旅途在快要临近终点的时候,又转回到原点!如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目标的话,那么简老师一出世就“达标”了,这辈子呆家里就好。换句话说,她以往所作所为都白费了,人也白活了。简老师感到悲哀、一种人生的悲哀,她把愁绪压缩在额头上的皱纹里,很快显出了老态。我觉得这个时代对不住她,对不住她的悲哀。她又是个坚韧的女性,认为自己的信念没有错:一个人除了吃饱喝足之外,还应有超脱物质层面的追求。一个女人从为家庭盘算转变为投身社会、为他人服务——在人生价值取向方面,她心甘情愿且始终不悔。

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因为是周末,同事都早早下班了。简老师见我收拾提包,遂道:“诒和,我能跟你说几句话吗?心里憋得快受不了了。”

“好哇。”

我们坐在恭王府“九十九间半”的石阶上,人刚坐定,即发现她神态异常,我一下子慌了:“简老师,你有什么事说出来,我一定帮忙。”

她满脸悲苦,用手捂着双眼,一滴泪从指缝间落下,喃喃道:“你帮不了我,是我的家出了问题。他背叛了我,已经很久了,我也知道很久了——”

我哭起来,叫着:“简老师,简老师!”一把抱住她的肩头,二人相拥。

夕阳西下,王府庭院寂静苍凉,人工培植的各色月季,以傲慢之姿炫耀着最后的斑斓。我们默默地坐着,不说一句。见天色暗下来,简老师才慢慢地把自己一肚子的苦与痛倒了出来……说到最后,已然泣不成声。我递上纸巾,她擦干眼泪,说:“诒和,最痛苦的是——我至今对他一往情深。” 这句话,于她于我都是锥心刺骨,刺骨锥心!从此,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见到“一往情深”四个字,就一定会想起我的简老师。

因热烈的爱情而向往婚姻,在漫长的婚姻中感受痛苦,这也许不只是某一个人的遭遇。我们或是主动、或是被动地奔走在匆忙的现实中,也许能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感动得稀里哗啦,但内心的情感却如尘埃一样吹到远处,人伦、亲情、故土,亡灵等等许多值得珍视和珍藏的,都变得无足轻重,无关紧要。

没过多久,她退休了。不少老干部(包括德高望重者)临退前不仅把自己安排妥帖,连孙子的事都办好了。如果用这样尺度衡量简老师,她实在是划不来,甚至是很划不来。

简老师原本是该离休的:1949年9月下旬,她从上海弃学北上,投奔革命,来到大连旅顺。她的上级领导罗烽同志好心地说:“大连旅顺值得看的地方很多,你先看看吧,不忙报到。”她很听话,四处看看,过了10月1日才去报到。谁知1949年10月1日是个“硬杠杠”加“死杠杠”,此前参加革命的干部是离休干部,此后参加革命是退休人员。仅一天之隔,她却无法获得“离休”待遇。在研究单位工作对一个人评价坐标就是职称。直到退休,她的职称问题也没能解决,退休之后,才补评为研究员。她笑呵呵说:“我是安慰奖。”至于出国访问等美差,从来也没轮上一回。简老师曾经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的理事,却也让她的一个学生耍个小手腕就给挤掉了。有的人只知道占有,而她总是舍弃,舍弃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东西。我觉得简老师的一生曲折又平淡,所有的转折点都充满意味,时代的意味,很深刻,很沉重。

没过多久,她病倒了,肝区总是疼痛的她查出癌症。“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我去医院探视,子女说:母亲终日剧痛,难得刚刚入睡,不便叫醒。我们隔着玻璃窗户,做了最后的会晤和诀别。简老师于1994年病逝,时年六十四岁。

2004年,她的丈夫为简老师出了纪念集。家里的客厅摆放着亡者遗像,还有花。

2015年7—9月写于北京守愚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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